譬如朝露

草白，1981年生，居浙江嘉兴。作品散见《山花》《天涯》《大家》《青年文学》《散文》等杂志，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杂志选载，入选各种年度选本。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浙江青年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出版短篇小说集《我是格格巫》。

1

那排宅基地后面的杂草丛中藏匿着一座荒坟，近看是一堆乱石堆砌成单人沙发形状，没有石碑、石狮等明显标志，野草繁密的六七月份，连“沙发”也被遮掩。只有到了清明节，白幡在草木葳蕤的坟头上飘荡，与那个季节的雨丝、雾霭等共同飘织成迷离重叠的生之禁区模样。一起造房的人谁都不愿打开窗户看见后山的同时，看见它。他们商量了很久，却毫无办法。竣工后的这排楼房，三层，六间，左数第四间的二楼后窗正对着那坟墓。该谁的房子对着它，而谁的房子只是毗邻它，全由那些被偶尔抓到手的纸条说了算。

掘地基的时候，经常有人悄悄到我家来，问父亲有没有挖到什么。连教我二年级语文的俞老师也在向我打听这事儿。与他们不同的是，俞老师要的是树根，会抽叶开花的树根，种在盆子里，长出叶，长出花，长出那些毛毛茸茸、真真假假的东西。他家后院里全是这些东西。每次路过那里，只感到有一团团、一条条的绿色云絮在眼前飘浮，从那些绿植盆景中生长出来，抽离出来，不断地延展，上升，氤氲成片成团，幽静、清凉，好像那屋子上头的天色也随之改变了。

那些扛着锄头路过的人看见了都要停一停脚步，啧啧惊叹不已，到底是老师，不愧是老师，别人不要的东西他都捡来当宝贝，树根上长的叶子哪有树枝上长的好看啊。他们嘻嘻哈哈从那些树根旁边走过，却没有看见云絮，也没有看见雨，而我全都看见了。

我问父亲有没有掘到树根，俞老师想要。父亲不认为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只说等杀年猪的时候要请俞老师来家里喝酒吃肉。我不想在家里弄得和在学校一样紧张，就没有将此话转达，只告诉俞老师我家还没有挖到树根，等哪天挖到了，一定给他送去。我才二年级，还不认识俞老师的“俞”字，碰到生字簿上非要写教师名字，我就写“鱼老师”三个字，或者画一条鱼代替，俞老师看见了，哈哈大笑，也不怪罪。

连外村的俞老师都知道我们家在造房子，看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家在造房子。房子造好后，各人欢天喜地搬入各自的家，忙着装扮屋内的一切，而把屋子后面的群山与墓地暂时忘却了。我虽然能看见别人屋子的外墙及走廊外色彩斑斓的马赛克，可对他们屋内的摆设，一点儿不知。那么多新房子，那些房子的主人，我都没有搞清楚谁是谁。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看见那排新房里住着的妇女们统统出来了。门外野地上，她们在那座用砖石垒砌成的临时灶台前忙活着，她们四周是袅袅青烟，天上是浩浩白云。那天是三月三，天气晴朗，略带燥热，她们拨弄着柴堆里的火星，搅动着锅里半生未熟的米饭，青烟熏得她们直流泪，火苗把她们的脸烤得通红，可她们笑孜孜的，那么快乐，就像我们去仙照山上野炊时那样快乐。人群中，我注意到一個女人，她的脸很白，下巴上有颗黑痣，手里端着一只碗，出神地望着某个地方。这个女人我认识，她叫凤，之前是开小卖部的。我买过他们家的芝麻糖、棒棒糖、大白兔奶糖，还有可以吹得很大很薄的泡泡糖。我只有买糖的钱，一元或者五角，它们买不了更贵的东西。这个叫凤的女人或许很有钱。我还没有见过他的丈夫，据说在外面做工，很少回家。可是，她一定很有钱，那些小卖店里的货物，都是用钱买来的。

现在，她不开店了，住到这个新房子里来。这些房子中，数她家的墙壁最白，外墙贴的马赛克最漂亮。她还种兰花，那种叶子长得像韭菜一样很绿很秀气的植物，郁郁苍苍地长在这个那个青花瓷盆里，好像马上就能开出花来。三月三野餐，立夏日烧野米饭，六月六晒红绿……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叫凤的女人挑的头。

她有五十几岁了吧，因为她的大女儿很大了，二女儿长得比她还高，三女儿在上初中，小儿子和我同年级不同班。可她看上去，最多四十出头，因为她长得白，不显老，就好像是真的不老，而不是天生丽质。

那时候，我对女人的相貌年龄都没有辨别能力，唯一看得出的是白与不白。村庄里，皮肤白皙的女人很罕见，无疑，这些罕见的白皙的女人就是当之无愧的美女。凤就是那种女人，她们生下来的小孩，当然差不到哪里去。

凤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有了各自的男朋友。她们的男朋友用当时颇显时髦的摩托车把她们从县城载回家。他们在房子前面的晒谷场上表演骑摩托车，那风驰电掣的样子，真正让人捏一把汗。那些男朋友的样子我一个也记不得了。或许，在那几年里，这两个美丽的女孩已经偷偷地更换了男朋友，唯一不变的是她们的坐骑。

能坐在那些骑摩托车的男孩子身后，真让人快乐啊。

凤对此有什么反应呢，那时候的我光顾着看摩托车表演，哪里会去注意这些。我想，她的内心一定是快乐的，表面一定是不屑的。这就是凤。我熟悉凤脸上的那种表情，撇撇嘴角，偶或动几下嘴皮子，下巴上那颗黑痣好像是颗会说话的芝麻粒，闪烁着狡黠的光泽。

当晒谷场上那些青春洋溢的男孩们骑跨在摩托车上，不停地拐弯，绕圈子，把人弄得头晕目眩，一旁的凤肯定会嘀咕着说，这些事情啊，都是不一定的。这些个好天气啊，说没就没的。所以啊，某人和某人的事实在是说不好的。

她最喜欢用“某人”来代替那些有名字的人，无名字的人，形形色色的人。

她会说，某人很漂亮，某人很穷，某人是个伙计，某人死气沉沉，某人怕老婆，某人捡到一袋金子，某人家里的房子被火烧没了。

这里说的“某人”全是她给我们讲的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当说到村里某个具体的人，她也是嘴角一撇，尖细的嗓音猛地往下一压：

“某人啊——不说也罢，不说也罢啊。”

话音停落，我只看到那颗灵敏的黑痣，附缀在主人白皙的下巴上，默不作声地显示出一副智慧模样。

2

我忘了是怎么和凤一家混熟的。既然我们是邻居，就很容易熟起来，也很容易翻脸。我们这排屋子的人家中，有女人搬过来没多久就和隔壁邻居吵翻了，也有妇女像蜜一样黏在一块，整天切切磋磋，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凤既不和谁吵架，也不和谁特别好。我去过她家的二楼和三楼，我很少去别人家楼上，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没有人会邀请我去。可是我去了凤的楼上。妈妈问我那上面有什么。事隔那么多年，我唯一能想起的是那些书架，镶嵌在白墙里的书架。长条形横格，大概有两三层，高度是一本书的高度。它不可能放篮子，放农具，放镰刀脸盆什么的，它只有一样唯一而正确的功能，那就是放书。它是一个书架，尽管那上面什么也没有放。

我没有书架，也没有书，那些装在书包里的东西不是书，是课本。我们家曾经也有过一些书，那是一些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的书，它们被翻得很破，染满污渍，风一吹就会散架。它们不等散架，就被我妈烧掉了。它们严重地影响了这个家里男主人的干活效率，是被烧掉，还是被丢掉，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再也没有了。

自去过凤的房间后，我的脑海里便长出一个书架的模样来。每看到一条凳子，一张桌子，一扇窗户，哪怕是看见一根木头，一株芦苇，都会想起书架。我吃饭，睡觉，玩耍，都在胡思乱想。在我的央求下，爷爷用废弃的木头给我钉了一个架子，它有书架的模样，站得也算稳固，还能放书，我只是让它待在我的房间里，心里并不怎么喜欢它。我简直有点讨厌它，羞于承认它。它的样子挺怪的，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看久了更是一点也不像书架。那时候，我经常被罚抄写生字，如果一个字被抄上三十遍、四十遍，那这个字我就彻底不认识了。那个书架的存在好像也是这么一种情况。

夏夜很漫长，那时候还有露天电影，许多人仰着脑袋盯着一块白布看，那个电影叫《夜盗珍妃墓》。一个男人把窃来的珍珠耳环送给自己的女人，那个女人爬上梯子、回眸一笑的刹那，去过墓地的男人好似看到戴珍珠耳环的珍妃模样，立即被吓得魂飞魄散。

这个恐怖片，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串珍珠耳环。我在娘娘庙里娘娘的凤冠霞帔上也看见过珍珠。它是圆形的，很白，很瓷实，我没有摸过，可总觉得它应该充满凉意，就像摸一块被露水打湿的石头。我不知道珍珠是怎么来的，以为它像美玉，是被人在路上走着走着捡到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低着头走路，可除了几张黏糊糊的糖纸，什么也没有捡到。我很失望，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听说凤的大女儿就在外地养珍珠，养珍珠是像养鸡养鸭养鱼虾养花草那样养吗？我充满好奇，却不愿去问任何人。除了低头走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很想亲自捡到一颗珍珠，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可我最终能捡到的只有鸭蛋。鸭蛋怎么能和珍珠比呢，我将鸭蛋吃掉后，心里依然只有珍珠而没有鸭蛋。

凤讲的那些民间故事里，某人在后山上捡回许多黑石头，没想到那些黑石头到了晚上剥除外壳，变成金子，发出灼目的光亮，把整个村子都照亮了。我常常想，我在河滩边捡的那些石头有一天会变成珍珠吗？

有个守林人就在山里捡到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的肚子里还有个小孩。有个开三卡的则捡到一蛇皮袋厚厚沉沉的東西，他以为是钱，其实不是。

那时候，我觉得大地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可能捡到。这里捡完了去别处捡，今天捡过了明天继续捡。

关于凤的儿女们的父亲，即使是邻居，我与我妈都很少见到。他在外地工作，高高的个儿，挺瘦的，穿的衣服挺新潮，样子也不难看。凤每次提到这个男人，就像提到某个民间故事里的人物，用的是谈论“某人”的语气，某人怎么样，某人如何，某人该死。连她的三女儿提到自己的爸爸，也是某人某人的，一脸不屑，不愧是她母亲的女儿。

自然，这个“某人”很少在家。凤的家里，除了那位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和其幼子，都是女的，是个女儿国。偶尔也会有一些男人找上门来，他们或许是找凤聊天，或许是觊觎凤成年的女儿。他们是死了配偶的年轻男人，被银行开除了公职的贪污犯，还有一个被炮仗炸残了手指的退伍军人。

这时候，我发现一个秘密，那个“某人”原来是个外来者。那位老父是凤的老父，那个家是凤的家，那些兰花是凤的兰花，那些小孩都与凤同姓。那这个“某人”是什么呢？我认为他什么也不是。只是，这个什么也不是的“某人”无论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在乎。

这个笑眯眯的“某人”，在很多年后，在凤的葬礼后第二天黄昏看到我，依然笑眯眯的，他像对大人说话那样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我眨眨眼睛，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或许是被他说那句话的神情给惊到了。他微笑着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语气较之前更为温柔。他已经脱下丧礼的白衣服，换上竖条纹西服，头发梳得直直的，皮鞋擦得锃亮，好似要赶去做一件隆重之事。或许，他只是要去看一场电影。

那时候，村里的露天电影已经很少放，只有重要的日子才放。当他问我为什么不去看电影时，我知道他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这个。他的妻子死了，刚刚被埋了，葬礼借的锅碗瓢盆还没有还掉，灵堂上贴的白纸条刚刚扯去，甚至死人的气味还没有完全从家里面发散掉，他就那么轻佻地与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说话，他说那些话的神情，无疑是将我当成一位成年女性。他那么快乐，连穿的衣服也是快乐的，嘴角、眉梢一点儿也不想掩饰这种快乐，他看上去那么年轻，好像刚刚新婚，他美丽的妻子正在新屋里等着他。

3

在村子里，我一点儿也搞不清楚到底谁和谁的关系真正要好，它们就像大树底下盘根错杂的根系，隐秘地关联着，很难被发现。在所有的家庭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男人打女人，女人打小孩，而小孩们因为无人可打，只有哭。尽管如此，他们照样一天天地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渐渐进入一种表面的牢不可破的关系之中。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中毫无关联的某些人越长越像，就像是同一个模子因为微微的晃动，而被制造出来，这就暴露了秘密，即使如此也没有关系，因为并没有一个人敢于大声说出此事——这便依然可以是一件并不存在的事。

我姨夫在和我阿姨吵架时，只是将酒瓶往地面上砸，砸得酒液飞舞，碎片四溅，而没有动手打人，这已经算是文雅的了。我们的村长阿金在吵架的时候也不打人，可他那位矮胖的老婆哭得跟什么似的，人们一听到那哭声就默默放下手里忙着的事情，忧愁着，眼里闪烁着泪花。就是这一对夫妻，繁殖出成串成串的儿女，像桑树上的累累硕果，女儿像父亲，儿子像母亲，或者都像。那些在母亲的哭泣声中悄然长大的小孩，默默站立在自家门前，站成一排高矮不一的树。后山上，那些黑魆魆的松树团也日复一日站在倾斜的山地上，没有明显的长高迹象，也无法让人分辨清楚。大自然用本身而隐秘的方式让人们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目。

而世上之事又有几桩是我真正了解的。后来，我才陆续得知，阿金、我姨夫，还有凤，以及村里别的什么人，他们当年都是票友。至于唱的是越剧，还是样板戏，我没有探知清楚。在我出生之前，这个村庄就已经发生过太多真假叵测、虚实相间的情爱故事。当我诞生，懵懂成长，曾经的喧嚣或归于沉寂，或被掩藏。只有那些老房子里还残存着故事发生时的气息。

凤的房子里也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气味，在某些时日里，我的鼻子还能闻着那些气味。此刻，薄荷草的气味成为一种暗示。它让我想起凤的后门水塘边那一簇簇深绿、幽静的唇形草叶，微微皱起的绿色茎脉，摸着似有股凉意。不摸，也感觉到凉气逼人。我很少去房子后面，那里太荒凉。我总不能忘记那些荒草丛中隐匿着一座坟墓的事实。

我的记忆在那几年出现空白。薄荷的出现让我捕捉到了某种似是而非的信息，却无法完整地呈现它。我忽然想到一个人能留下的东西是如此之少，甚至比不上一株草木，即使凋零之后还有气味和芳香遗存。有段时间，凤并不住在乡下新屋里。那里，门窗紧锁，种薄荷的女人消失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反正，她的大女儿嫁了县城的生意人家，二女儿考上了律师，三女儿在杭州读书。她的枝叶逐渐弥散开来，比一般人家更蒙得上天的宠爱与恩惠。

凤在村庄消失的那几年，好多人也开始谋划着消失。原先牢不可破或者岌岌可危的关系，渐渐成为一种空壳，变得不再重要。我已经成为一名初中生，当年那位教我二年级语文的俞老师，不仅离开学校，还彻底消失了。俞老师留下满院花草盆栽，而那个女人则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十几件大小不一的手织毛衣。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男人女人私奔的事，好像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被藏得很好、几乎不被肉眼所看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百花盛开，仙乐齐鸣，人人向往。彼时，我看不到那个世界；当那些男女以一次次行动来证明那个世界的存在，我总感到茫然万分。我不知道打开那个世界之门的钥匙是什么？他们为何平白无故地相信某个人，以身以牲献给他（她），宛如献给神灵。

十五岁那年冬天，一个水边遇见的少年在学校宿舍外喊我的名字。那是夜晚，四周一片寂静，他的声音那么突兀，让我颇为惶恐。我盼着他快点离去。当那个声音消失后，枕边传来鸟叫声，我躺在床上，嘴唇紧闭，生怕暴露了自己。

4

那天下午，有人看见凤家的木门敞开着，来了许多人。凤站在一条水渠边，与一个洗衣妇说话。凤的三个女儿已经长得一般高，她们站在自家门前，沉着脸，谁也不说话。凤的丈夫，那个笑眯眯的男人，也回来了。凤穿一袭白衣，是城里打太极拳的妇女常穿的那种衣服，白绸缎，滑凉，薄透。凤罹患子宫癌，刚从杭城大医院回来。

医生已经宣布不治。

凤临终的床榻上，来了一个男人。那男人就是阿金。他们少年时就相好，无奈凤是独女，要招上门女婿，俩人各自成家，却欢好不断。有一次，凤和阿金在后者刚造好的新房里幽会。彼时，新房还未安水泥楼梯，只以木梯取代，阿金的儿子发现后，将梯子移走。这些事情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大人们窃窃私语的时候，被我偷听到。我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对这个故事里的两个人充满了向往，却无法说清自己到底向往什么，这种向往里又隐含着什么。世界远比我肉眼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这一次，阿金毫不避嫌地在凤的屋里进进出出。他是村长，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那房子后面有一个葡萄架，他要召集村民开会，他还要在高音喇叭里发表讲话，可是现在，这一切好像都与他无关了，被他抛之脑后了。这是他第一次光明正大地走进凤的家吧，他是怎么走进去的，是以村长走进村民家的姿态和步伐吗？凤的丈夫和儿女可都在边上看着呢。

所以，葬礼过后第二天，凤的丈夫就要去看电影。他必须要去看电影。他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日子，当然，他最终获得了解脱，并露出恒久的笑容。

后来，阿金不做村长了，一家子搬到城里，从此他的老婆再也没有发出过那种歇斯底里的哭声。听人说，他对她蛮好的，慢慢地，开始好起来了。我的姨夫也搬去镇上居住。他开着小毛驴，戴着墨镜，在镇上女人家里进进出出，她们是女裁缝，女售货员，女司机，女巫婆，那些风韵犹存的老女人。每当姨妈以哭泣抗议，他竟恬不知耻地说，我即使做了爷爷，也要风流快活！你们最好不要管我！

我妈每说起这个事情，都骂声连连，觉得这个人真是太不要脸了。

可更让人气绝的是，这样的人竟一点都不显老，头发黑黑的，脸皮光光的，油水很足，还要穿皮夹克，着牛仔裤，蹬尖头皮鞋，整天舞龙一样在女人堆中穿梭。

5

不过十几年时间，那排房子里的七家搬离了六家。剩下一间是儿子去了宁波，留给歪嘴父亲和继母居住。继母是个哑巴，被守林人从深山里捡来，送到卫生院做了引产术后，卖给这个歪嘴男人做了老婆。这个来历不明的哑女，每看到小孩，都要啊啊啊地迎上去，把那些个小孩吓得半死，拔腿就跑。

凤辞世后，凤的老父住进县城长孙女家，每次路过那条繁华的海游街，都能看见一个戴着灰色线帽的老人，坐在一个卖干鱼虾的货摊前，半天不动一下。他就像在自家门前晒太阳那样，坐在一条车水马龙的街衢上，坐在那些太阳底下，昏昏欲睡。他活到九十岁，九十一岁，九十三岁，在九十六岁那年寿终正寝。

听我妈说，有一天深夜，凤的二女儿回来了。和她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或许他们只是路过这里，临时决定住上一晚。这个在情爱生涯里遭受无数挫折的女孩，中年时依然单身。有一次，她都与人谈婚论嫁了，不想对方暴病身亡。

这个长得最像凤的二女儿，隐隐地让我感到悲凉，彼时，我已经明了一些男女情爱。而死亡，是我不曾触及的。我只是在一条路上走着走着，就把那个人弄丢了。不是我要丢掉他，而是他自己选择从我的生命中退出。他的故事转移到了别处，而我也不打算继续等待下去。我曾在那个阴冷、后面是墓地的屋子里，给他写过信，那是深秋，窗外的草丛里落满霜露。有一年回家整理旧物，那些没有寄出的信，被我划根火柴烧掉了。

高速公路要经过房子后面，离房子尚有距离，属可拆可不拆之列，七户人家中虽有六户同意拆，那也没法拆。不同意的只有凤一家。彼时，凤已辞世多年，她的儿女们也四散各处。凤的二女儿，一会儿说赔偿款太少，一会儿说就是给再多的钱她也不拆，清明回来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这些无人居住的房子，慢慢地，管道老化，瓦片飛落，窗条朽坏，已接近坟墓的荒凉了。而屋子后面那座真正的、曾被人引为忌讳的墓穴倒被人遗忘了。忘了说，那坟墓所对的左起第四间，正是凤的二楼后窗。

很多年后，我走在县城南山公园的台阶上，遇见徒步锻炼的阿金。我差点认不出他来，骨架消瘦，身形伛偻，头发几近斑白。可他还是那么健谈，大概是多年村长生涯历练出来的。他不知从哪里获知我在写作，他要我写一写家族中那座宗祠，那座演过戏、批过斗、设过宴的建筑，如今面临朽坏，即将坍掉。我们站在一座章姓人家的墓地前，聊了一会儿。南山上到处是繁华的墓穴，本地的望族都在这里了。墓地旁边是树林，一派寂静，在我们谈话之际，有几只松鼠逃窜着往林子那边疾奔而去。

彼时冬日将尽，墓地边开满迎春花。

下山的时候，我看见一只苔绿色的鸟停在一株矮松上欢唱，那声音持续了很久，我听得出了神，好像它来自我遥远的童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