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大地》中的革命形象、文本渊源及其意识形态

韩苗苗+令狐兆鹏

《苍茫大地》是江苏作家张新科的一部力作，作品宣扬主旋律，塑造了许子鹤这一出身富商之家，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智力超群的数学天才，一步步走向革命，并最终献身革命，整部小说大气磅礴、跌宕起伏，是一部交织血与火、爱与恨的“红色史诗”。本文主要从主人公许子鹤与原型许包野形象的变异入手，探究其产生的原因，然后探讨该文本的文学渊源，再分析其背后隐藏的较为复杂的意识形态。

一、底本与述本：历史真实与文学形象的求同存异

《苍茫大地》以南京雨花台烈士为原型，塑造了革命先烈为救中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感人故事。也就是说，该小说并非全部虚构，而是有诸多历史依据的。小说主人公许子鹤的原型是中国学历最高的烈士许包野。许包野，祖籍广东省澄海县，1900年出生于泰国一个华侨家庭，7岁回国。1919年，许包野中学毕业，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法律，同年，生一子，取名适欧，7岁夭折。后来分别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许包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许包野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秘密回国。1932年抵达厦门，同年5月，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的派遣下，先后到安溪、惠州、泉州、莆田等地巡视工作。1932年10月，许包野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在厦门期间，许包野秘密出版《发动机》杂志，引导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4年，许包野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与杨光华一起，同敌人进行斗争，配合党中央处决叛徒龚某。同年10月，由于中共河南省委遭到破坏，许包野被调到河南任省委书记。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许包野被捕，后来被押送至南京国民党特种监狱，遭受敌人各种折磨，宁死不屈，最后因伤势过重，在南京监狱壮烈牺牲。

小说主人公许子鹤和原型许包野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广东澄海人，父亲都是华侨，都曾去哥廷根大学留学，都是受朱德的启发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都曾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任教，都曾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和河南省委书记，最后都被捕受尽酷刑而英勇牺牲。甚至整个小说的结构都模仿许包野的家庭。小说的楔子写许子鹤妻子叶瑛苦苦等待丈夫半辈子，终于在临死之前得知许子鹤五十年前就已经牺牲在雨花台。这一情节正是历史事实，1982年，八十多岁的叶燕苹老人，给广东澄海党史办写信，寻找失踪丈夫许包野的下落。叶燕苹得知许包野的革命经历后，献出了保存了半个世纪的许包野从苏联带回来的遗物。1987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许包野为革命烈士。后来，许包野的英雄事迹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出。

当然，最引人深思的是小说在塑造许子鹤这一文学形象时，到底走出历史多远。历史形象不同于文学形象，历史形象是曾经发生的事实，而脱胎于历史的文学形象，则是作家虚构的产物。文学形象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丰富多彩和超越历史羁绊的生命力，正如作为小说《林海雪原》中英雄人物的杨子荣，与作为作家曲波战友的杨子荣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小说中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尽管作为烈士的杨子荣同样也应该值得我们缅怀。许子鹤究竟多大程度上是文学虚构，换言之，底本和述本之间的差异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从情节上讲，小说增加了下面内容。首先，许子鹤被写成一名优秀的北大数学系学生，他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其次，小说详细描写了许子鹤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留学生活，许子鹤的原型许包野辗转法国、德国、奥地利的的事迹被改写成许子鹤留学哥廷根。许包野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也被换成了数学博士。许子鹤在哥廷根品学兼优，得到教授的器重，俘获教授女儿的芳心。再次，许子鹤在莫斯科大学，深受同事的器重，和教授切磋，具备了严酷環境下生存的能力。第四，许子鹤的主战场从厦门转移到上海、南京、河南。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中的许包野于1935年在河南被捕，同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而小说中的许子鹤则在河南战场大获全胜，抗战胜利后又返回南京，进行地下斗争，解放前夕才被捕就义。

作者将许子鹤的专业由哲学改成数学，并非偶然。基于常理，哲学属于社会科学，与政治学毗邻。学哲学专业的人开始进入政治领域本不是难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横跨哲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因此，取得哲学博士的许包野转向马克思主义从逻辑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数学属于自然科学，被认为最为中立性的学科，与政治相差甚远。因此，从事自然科学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从逻辑上就比较困难。作者似乎想要挑战这一难题，着力把许子鹤刻画成为超一流的数学天才，在国内无出其右。出国后，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家都对他青眼有加，他的数学博士论文选题最难，成就最高。这样一位大师级的数学家最后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暗示了共产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因此，作者修改革命者的专业有着较为深刻的含义，即共产党的道路是最为科学、最为正确的道路。

作者为了突出许子鹤革命的重大意义，不惜改变历史事实，首先将许子鹤活动范围重点放在了上海、南京，而不是厦门。再者，将主人公的死亡时间推迟，从许包野牺牲的1935年延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样做实质上赋予了主人公与新中国的一个共同开创期。许子鹤的政治生命开始于五四运动，目睹了“四一二”反革命血腥屠杀，经历了五卅运动、校场口惨案等历史时刻，牺牲于解放战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国民党政府的衰亡。换句话说，正是许子鹤一样的烈士的牺牲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正是作者苦心经营的历史主题。从恽长君到邓翰生，再到许子鹤，烈士们前赴后继，传承革命的火种，他们是历史上的永恒的丰碑。

作者精心塑造了许子鹤这一共和国烈士的英雄形象，他公而忘私，勇于承担，是一个道德伟岸的圣人。尤其是小说结尾写许子鹤准备就义时，坦然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从容走向刑场，笑对生死，令人潸然泪下。小说结尾的许子鹤很明显有着《红岩》中江姐的影子，烈士的羸弱之躯与钢铁般的意志形成巨大的反差，圣徒般的信仰可以让他们向死而生。

当然，英雄并不是没有儿女情长，无情未必真豪杰，侠骨柔情是塑造英雄的一体两面。作者写了许子鹤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妻子叶瑛和导师女儿克劳迪娅。叶瑛的角色是一个被拯救被启蒙的角色，她是许子鹤家的童养媳，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许子鹤深深地同情这个乡下女子，不断地对她进行启蒙教育，教她识字、读书，使其重获新生。两人在上海的短暂相聚，让我们见证了先烈们甜蜜而又苦涩的爱情。为了一个承诺，叶瑛等了一生，足见许子鹤人格的魅力。克劳迪娅是一个痴情女子，她对许子鹤一见钟情，可谓他的红颜知己。为了许子鹤，她拒绝了母亲让她学习钢琴的建议，而是学习汉学，并喜欢上中国。她不远万里到香港，只为搭救落魄中的许子鹤。许子鹤的革命意志阻止了这段感情的继续，柔情并不能改变许子鹤的志向，他拒绝了克劳迪娅和他一起回德国的请求，二人就此分别。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克劳迪娅坐在许子鹤的坟前失声痛哭。这一角色有两个功能，一是衬托主人公的伟岸，二是用柔情强化革命者的动力。因此，书中两个女性都是许子鹤的陪衬者，她们要么成为许子鹤拯救的对象，要么成为许子鹤革命突破的堡垒，实质上都成为塑造许子鹤英雄形象的最佳陪衬。

二、文本渊源：成长小说与革命英雄小说的谱系

该作品在成长小说的谱系内，整个小说从头至尾聚焦于徐子鹤，从他的出生到求学、游历、工作乃至死亡。成长小说，源自18世纪末期欧洲的“教育小说”，通过空间、时间的转换完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中国的成长小说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收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改造痕迹，最为典型的是《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旗谱》等，小说都描写一个年轻懵懂的少年如何经过引路人的指点，最终找到共产党的队伍，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故事。《青春之歌》中林道静遇见了卢嘉川，《红旗谱》中严运涛遇见了贾湘农，无不如此。引路人的叙事功能在于引导迷茫者走向光明前途。在《苍茫大地》中，徐子鹤同样也遇见了改变他生命轨道的人，恽长君和邓翰生，正是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人引导着徐子鹤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共产主义道路。

无论是西方的教育小说还是中国的成长的小说，都是描写人在环境变迁中的成长，本身就是启蒙文学的范畴，只不过中国的成长小说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规训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人的启蒙中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林道静如果没有遇见卢嘉川，永远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到农村的改造是必然的，因为这样才能消除与生俱来的小资气息。当然，《青春之歌》之类的成长小说带有十七年时代的特点：资产阶级天生是罪恶的，他们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改造，否则，无法重生。而《苍茫大地》中许子鹤则无须经过这样一个痛苦的磨练，他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天然地追求共产主义。阶级差异在十七年小说中是一块试金石，而在当下革命英烈小说中被悄然抹去。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因此，讲述故事的时代远比故事本身的时代重要。

《苍茫大地》也有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子。十七年文学涌现了一大批诸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英雄传奇小说是新瓶装旧酒，表面上讲述革命者如何战胜敌人的故事，但其小说结构仍走不出侠义小说的范畴。换言之，武侠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虽然被取缔，但却改头换面以革命英雄的姿态在文坛上涌现。这也说明通俗文学自有其发展源流，不是政治话语可以轻易禁止的。陈思和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曾经深刻地指出《林海雪原》中存在五虎将模式，这种模式在《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传统通俗小说中都有明显体现。李杨先生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林海雪原》中的复仇主题、英雄儿女叙事结构、神魔对立等传统通俗小说的必备要素。这些小说的内在通俗因子实质上消解了革命叙事的神圣性，如果革命真的如同小说描写那样传奇浪漫，未免太戏谑化了。同样，《苍茫大地》也未能脱离革命英雄小说的路数。首先，小说主人公的塑造也有“五虎将”模式。在徐子鹤的周围，有董义堂、罗琳、魏坤等得力助手，形成一个智囊团。其次，小说也有神魔对立的因素。革命队伍的同志都体现了圣徒特征，纯洁、完美、忠贞。自我欲望在革命的神圣信仰面前完全被放逐。而反面人物则呈现出贪婪、凶狠、好色等特点。而《苍茫大地》中的反面人物熊昌襄、王全道无不心狠手辣、阴险狡诈。最后，复仇仍是小说的叙事动力。《苍茫大地》中，徐子鹤最后杀死反动派头子熊昌襄，为英勇牺牲的战友们复仇，大快人心。

总之，《苍茫大地》从十七年成长小说、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吸收通俗小说的营养，使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引人入胜。但是，过于传奇通俗的情节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革命的神圣性，革命成了一系列的暗杀与反暗杀的权谋游戏。这使得许子鹤形象出现了悖论，该人物成为革命信徒与权谋大师的奇怪结合。平时讲述革命的大道理，而在暗战过程中，则如诸葛亮般地神机妙算，常常神出鬼没，玩弄敌人于鼓掌之间。这也使得他最后被捕显得过于勉强，他为了营救十二名爱国人士，而不惜暴露自己，被敌人擒获。之前，许子鹤在河南面对狡猾百倍的敌人布置的天罗地网，都能够轻松逃脱，而最后的战役难度系数与河南之战不可同日而语，许子鹤却轻易地落网。革命的主题与传奇的叙事之间出现龃龉时，作者不得不让许子鹤走向死亡，因为他必须回归许包野的烈士本色，如此，才能完成革命主题的叙事。

三、谍战情节：当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表征

文学的写作与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伊格尔顿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作家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用什么方式写作，运用何种修辞均为意识形态所控制。当然，我说作家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不是如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一样，作家明显受到意识形态控制，而是说，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苍茫大地》整部剧情犹如一台紧凑的谍战剧，从徐子鹤从莫斯科回国开始，故事剧情就陷入一系列的圈套之中，故事跌宕起伏，引入入胜。许子鹤先在火车上装扮成马戏团员成功摆脱杀手的追杀，成功回国。回到上海，智救谢方理，再杀死叛徒胡大宝、韩部长，为死去的工人兄弟报仇；在河南设计，成功狙杀日本悍将吉田贞佐，再潜回上海设计杀死熊昌襄，为魏乾报仇；回到南京后，帮助十二名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爱国人士成功逃离国民党的追殺。这使得整部小说充满着权术与死亡的气息。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下社会谍战剧热播的生存环境进行分析。谍战剧在当下社会是一个文化热点，新世纪以来，荧屏涌现出《暗算》《风声》《潜伏》《胭脂》《麻雀》等一大批热播的谍战剧，可谓“谍谍不休”，引起一浪又一浪的收视热潮。谍战剧的层出不穷体现了当下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谍战剧现象甚为复杂，它体现了多种意识形态的纠结。“谍战剧现象作为中国当代电视文化的一种话语实践，杂糅了政治话语、民间话语、商业话语等多重话语精神，其中糅合了爱情、枪战、身体、谋略、酷刑等时尚元素的消费话语景观，形成了当代电视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②在《苍茫大地》中，有一男二女之间爱情的纠葛，有许子鹤与王全道之间的正邪斗争，有酷刑对肉身的血腥折磨，有枪火战斗的硝烟，当代谍战剧所有的元素无所不备。

《苍茫大地》体现了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受其影响，革命题材文艺作品一般都讲述共和国起源故事，起源就具有一种神话般的效果。它昭示旧中国的腐朽和新中国成立的重大启示意义。因此，这些题材文艺作品无不将个人与集体、国家命运相结合。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小说，《苍茫大地》对理想、信仰的不断重申，对个人奋斗与牺牲的合理性论证，与当下中国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弘扬有着必然的耦合，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谍战剧倾力梳理既往岁月中如丝如缕甚至是带血的集体记忆，有效询唤个体与国家的认同，建构起‘中国人民这一主体认知，激发国人内心深处最温柔厚重的国族情怀。”③当徐子鹤走上刑场时，实际上就完成了超我的塑造，它宣告了旧社会的沾满先烈献血的罪恶，昭示着新中国的神圣性。谍战剧“往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在包含着巨大牺牲的曲折、颠沛的命运中表现主人公矢志不渝、执着追求信仰的意志和新路历程。”④因此，烈士叙事“引导当代人从物欲化生产到精神性追求的回归。崇高精神的世俗演绎给民众重植神圣的历史记忆，革命英雄的创世寓言成为平凡现实的神话隐喻。”

主流意识形态有一种询唤功能，阿尔都塞认为主体意识并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询唤的结果。“意识形态‘起作用或‘发挥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我称之为传唤或呼唤的那种非常明确的作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的人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的个人）。”⑤换句话说，人的主体意识并不是自然而然长成的，而是被不自觉“改造”的产物。当然，意识形态的询唤可以通过将政治思想审美化的形式来完成，“某种政治理想只有获得了审美王国的积极合作，才能以领导权威而非专制权威的方式，转变为社会个体的‘天然需求。”⑥新的革命历史叙述不能再依靠严肃的政治说教，而必须让革命主体成为一个偶像符号，风度翩翩、玉树临风，让一个被拯救的懵懂女性顶礼膜拜，在不断被询唤的过程中，完成一个自我的蜕变，成为新时代的女性。许子鹤的妻子就是这样的女性，她不断写信给丈夫，在丈夫的不断启蒙下，开始读书识字，走向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新式思想的女性。等她到上海与许子鹤团聚时，已经具有独立思想了。最后，竟能理智、冷静地帮助丈夫逃脱国民党的追捕。

文艺作品具有复杂性，谍战作品也不例外。在宣传主流话语同时，谍战作品也有着商业社会消费文化的痕迹。谍战作品毕竟不是严肃文艺，它属于大众通俗文化，必然有着商业文化的因子。首先，谍战剧体现了中产阶级的美学品味。中产阶级是消费大众文艺产品的主力，中产阶级是新时期市场经济兴起后再中国大陆出现的一个阶层。他们追求绅士风度，向往一种优雅的生活。“这是一种在生活方式上、文化消费选择上的精致化优雅化，并不过多涉及个人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倾慕与趋附。”⑦《苍茫大地》不厌其烦地讲述许子鹤在哥廷根的留学生活，他与大学教授的日常联系，与教授女儿的感情纠缠，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完美生活虚构。“知识”是中产阶级的必备条件，作为大学教授，许子鹤最不缺乏的就是知识。主人公知识渊博的中产阶级身份突破了传统革命小说的主体是草莽英雄的窠臼。其次，谍战剧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特别是在当代大众文化高度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受众对历史禁忌与原始记忆产生强烈的消费欲望，对冒险与刺激有着边缘化情绪体验冲动，间谍职业身份的特殊性与神秘感满足了新世纪受众的心理需求，受众与创业者在心理情感维度的遇合中表现出政治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对话沟通。”⑧“新谍战剧对隐秘战线战士的隐秘人生的影像化表现激起了人们的探究兴趣、探险欲望，而剧作对于极端生存状态下双方人物心惧的同时也满足了天生的窥视欲望：在深入虎穴、与敌共舞的段落，观众担心着他们的危机四伏，又窥视着他们在压抑逼仄中如何自处。”⑨猎奇是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武侠小说、黑幕小说、侦探小说等通俗小说无不在通过猎奇来满足读者的窥视欲。在一系列惊险、刺激、紧张的情节中释放日常生活的疲惫感，这也是通俗文学的一大功效，当然也不无畅销方面的考量。

《苍茫大地》是一部文本复杂、内容繁杂的史诗性小说，在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小说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今天，它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庄严感将我们的视角拉回到南京雨花台，那个久久被悬置了的历史角落，重申了被遗忘的崇高美学，令人读后产生一种心灵被净化之感。当然，它仍然属于成长小说、革命英雄题材小说的谱系，在其革命宏大叙事的外衣下，掩盖的是通俗传奇文学的套路，尤其是谍战情节的的大量植入，无形之中迎合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叙事与计谋权术之间产生了悖论，因而，英雄的塑造成了当下时代的文化想象，成了消费文化的大众狂欢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祭品，而历史的真相永远沉默在无法触及的角落。

注释：

①[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②李城、欧阳宏生：《21世纪中国谍战剧的文化生成》，《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

③李琦：《谍战剧：对一种传播现象的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6期。

④李炜：《中国大众文化叙事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⑤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⑥杨晶：《消费文化时代的悖论——论新世纪以来新谍战剧的性别叙事策略》，《文艺争鸣》，2014第8期。

⑦周晓红主编：《中国中产阶级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⑧李城、欧阳宏生：《21世纪中国谍战剧的文化生成》，《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

⑨陈鸿秀、孟翔宇：《新谍战剧的审美追求机器社会文化心理關照》，《戏剧文学》，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