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述时间看《三里湾》的伦理观念

张黄鹂

时间的伦理表现

赵树理曾回忆说过：“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按，在初发表时，原文是‘应该怎样处理这一关系，在收入集时改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写了这篇小说。”①

这里所说的“收缩农业社”，是1953年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针对当时农业社发展中比较普遍的对农民干预过多的现象，提出了“纠正急躁冒进”的问题；在纠正过程中，就有人提出要“收缩农业社”。到1953年10月、11月，毛泽东又多次批评说，“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②。这都是围绕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党内不同意见的论争；此时的赵树理显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因此要通过《三里湾》的写作，来表达他的“扩大农业社”的主张。从这一方面看，赵树理写作《三里湾》还是延续着前期创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写“问题小说”的思路。

《三里湾》是按照逻辑顺序来结构整篇小说，是一篇从“奇怪的笔记”切入，从中暴露出农业合作社面临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开渠和扩社思想工作，最后由开渠和扩社及三对年轻人婚事作结的大团圆小说，以上分别对应着故事的起因、故事的经过、故事的结局三条故事逻辑线索。目的是将未然的事物作为必然的事物来完成合作化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逻辑论证。叙事者采取这种逻辑顺序的方式，一方面：最大的优越性是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内在逻辑性取得了统一，便于取得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教育民众“扩大合作社”的伦理效果。另一方面：这就显示了不同于传统古典文学的一面，赵树理在线性叙事中又打破了古典小说中的那种历史循环观，引入了现代进化观，也就是故事虽然是圆的，但却是前进的，按着线性的时间观向前发展着，小说中玉梅和有翼，灵芝和玉生，小俊和王满喜三对年轻人最后步入婚姻殿堂，三里湾的开渠和扩社工作排除艰难，顺利开展。

但是，赵树理对叙事时间的安排是不均匀的：

小说共200页，一共34章，但是每一个时间段的叙事并不均匀，赵树理几乎用五分之四的篇幅描述了三里湾的种种日常劳动生活、风土人情——场上劳动、玉生试验、“万宝全”和“使不得”的劳作，这些描写有的和主题关系密切，有的甚至没有关系，只是作者信笔所至，却生动完整地呈现了农村的生活图景，从而构建了一幅原生态气息十足的乡村空间。

作为一部“问题小说”，赵树理将新政权“扩大合作社”这一大行动放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去写，始终是以稳定的乡村伦理去关照变动。在对玉生和小俊的婚姻矛盾，青年男女玉梅、灵芝和有翼暧昧关系，另外还有父母辈糊涂涂和常有理，对婚姻家庭的矛盾其实落脚点都在新政权政治农业改造和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小俊挑剔玉生无非是玉生积极参加乡村工作而不照顾家庭，灵芝对有翼保持距离无非是嫌弃有翼政治态度不明确，在开渠和扩社上面临的大问题就是范登高和糊涂涂都有自己精明的小算盘，封建保守，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私利而入社。三里湾农业改造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些农民对公与私之间的矛盾，极尽所详地暴露出一些农民不高的思想觉悟和自私自利的一面。

而对这个问题的暴露作者用了大半篇幅，然而，却只用了最后五分之一的篇幅，袁天成的入社，馬有翼的革命和袁小俊的婚事短短几章，将问题解决了。对于问题的解决，作者的写作既是快速化简单化，同时也是温和不刺激的。与问题解决的简单化描写相反，作者浓墨重彩写的则是问题形成的前后过程，充分将问题最大化和情景化。

其实暗含着赵树理对于农村的矛盾冲突和问题解决方式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对于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认为“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地打起仗来，也不是说把农村的住户分成一半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半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实际上，这个阵势不是这么个摆法，有时候在一个家里边，这个人走这条路线，那个人走那条路线；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有社会主义思想，也有资本主义思想，他有时在这一段资本主义思想多一些，到另一段资本主义思想有可能少一些”③。

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晚上/47页的篇幅，定为这一文本的恒定速度的话，则可以看出，文本的叙述速度有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赵树理考虑到隐含读者，赵树理将其隐含读者设定为农民，而农民经常接触到的是民间乡野文学，而民间乡野文学，如评书，大都有头有尾，比较完整，重要人物出场，必先报出家门，把身份甚至出场原因都交待得很清楚，在这方面不惜口舌和笔墨。这就使农民们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审美习惯，因而对文学作品也产生了这样的审美要求。

而作品的问题虽然解决得比较迅速，最终达到了百姓喜欢的大团圆结局，但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最终解决。赵树理在大团圆中隐含着问题解决的不彻底性，糊涂涂和范高登虽然最后都初步改造了，但他们并没有从思想觉悟上真正提高，马多寿的入社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算计而非思想的转变。也即是说赵树理在作品中将呈现出来的表层问题解决了，而且解决得非常迅速，但是对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农民思想的局限、乡村风俗中落后的部分等却进行了悬置，呈现了问题的顽固性及漫长性。如果说大团圆的结局满足了农民的审美要求和政治宣传的作用，那么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更深问题作者却没有让其轻易得到解决。赵树理对于农村现实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并没有因为照顾农民的阅读而虚构，也没有因为政治的要求而粉饰，这种缓慢交织的叙事，正体现了他对于农村革命和农民“现代化”的思考。

农民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过程体现在农民是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去理解和言说政治和革命观念及试图摈弃旧的生活习俗和观念。那么“现代化”了的究竟是农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伦理观念，还是一些群情激奋的行动，就明显成为两种叙述方向。毕竟日常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受到外来思想或事件引发的应激行动则短暂而剧烈，即便显示出革命色彩也不能因此归结为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彻底改变。赵树理叙述革命的“农民化”注重的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婚姻、家庭、生产和消费等方面的缓慢变化，这才是农民“现代化”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