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富萍》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分析

时间：2024-05-04

李晓姣

王安忆是个勤于写作的作家，进入新世纪之后，许多作家的创作日益陷入瓶颈，而她仍以每年一部的状态进行小说创作。同时，她的创作风格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转折之作就是《富萍》。

这部作品发表于世纪之交。在和张新颖的一次对话中，王安忆提到了《富萍》对她创作的意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找到了一条路”，希望表现一种“正面”“正常”“简单”的生活，并用一些理性进行“协调”①。这种“正常”与“简单”是她在《富萍》以及之后的几部底层人物小说中试图不断重现的内容，同时“协调”也成为她惯用的叙述手法。

这部小说受到很多评论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王安忆的转型之作，完全不同于她之前对上海叙事和想象的另一种创作模式。王晓明在《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一文中认为《富萍》标志着王安忆创作的转变，并从总体上肯定了这一变化②。陈思和则从情感和审美的角度，强调王安忆关怀底层的左翼立场和塑造出的健康文化形象③。

本文将运用叙述学的方法，参考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中对叙事结构的定义，通过分析表层结构揭示出文本的深层结构。

一

表层结构的定义是“实现叙述深层或潜在结构的特殊方式”，即“叙述的微观结构”④；深层结构则“包括所有决定叙述意义的句法-语义表述”，即“叙述的宏观结构”⑤。从定义中可知，深层结构决定了表层结构，因而表层结构主要表现为叙述的技巧层面，叙述的意义层面则指向深层结构。换而言之，表层结构即叙述结构，而深层结构则为意义结构。

从表层结构来看，小说是如何展开叙述的呢？本文将从“平衡”和浪漫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天香》开始，我们就可以初步感受到王安忆对“平衡”，或者说调和事物对立状态的偏好。同样，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也发现了“平衡”的技巧在塑造人物时的大量运用。

在奶奶出场前，叙述者从打扮、口音、动作等六个方面细腻描摹了她的形象。叙述中反复运用“不是，也不是，而是”这样的句式，如“奶奶的脸色不是城里人那样的白，也不是乡下人的黑，而是黄白的”⑥。将城市女性与乡村女性的特征并置，来强调奶奶既没有成为城里人，也不再是乡下人，而是一种“一半对一半”的人。叙述者用过分细致、近乎于审视的眼光打量人物，尽管使得形象更为立体饱满，却暗含着自上而下的姿态，最后的“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⑦，更带着一股轻视和不屑。叙述所回避的关键问题在于奶奶身份上的“一半对一半”。即使她已经获得城市的法律许可，仍难以被城市的居民所接纳。因此她不仅在外在形象上，更在内在身份上无法彻底抹去外来户、乡下人的印记。

富萍形象的塑造同样运用了平衡的叙述方式。叙述者试图将她表现为一个既呆滞又精明，一半迟钝一半敏捷的农村女孩。如果说奶奶形象的背后还暗含着矛盾的身份问题，那么富萍的形象则更平面化。叙述语调试图传递出喜爱之情，然而模式化地运用先否定再肯定的平衡手法，带来的只是刻意造作之感。

当“梅家桥的”瘸腿青年回忆儿时生活时，作者再次运用平衡的策略表现“苏州河的”孩子们。凭借家庭经济条件的优势，“苏州河的”孩子们傲慢又自大，鄙夷那些“梅家桥的”孩子。底层的孩子之间都有明显的地位高低意识，更不必说成人世界，阶层分化只会更加严重且残酷。而叙述者为了维系小说抒情美好的风格，却补充道：“一旦交上了朋友，就发现他们其实并不那么自傲，他们还要比梅家桥的孩子更大度和豪放一些。”⑧用“平衡”的手法勉强冲淡底层的残酷无疑只是画蛇添足，不仅缺乏说服力，反而有掩盖真相的嫌疑。

王安忆曾坦言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厌倦，认为这是她内心“一个很大的、很难挣脱的东西”，从而流露出对浪漫主义的追求，“觉得自己是有这种向往”。⑨《富萍》这部小说给人最深的印象也在于这种浪漫诗意的情调。而这离不开美化带来的诗意和缓慢的叙述节奏增添的浪漫色彩。

美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小说中对劳动的理解。底层和劳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劳动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手段。在富萍看来，劳动是浮华生活的底子：“富萍看见了，水晶宫的底下的，劳动和吃饭的生活。”⑩也更能体现她的价值：“劳动使她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在哪里活不下去？”11舅妈则认为劳动带来尊严：“乡下户口就乡下户口，有什么呢？不一样凭劳动吃饭。”12在棚户区，隐含作者则直接跳出来表明立场，即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诚实劳动值得被尊重：“可是，当你了解了，便会知道他们一点不腌臜。他们诚实地劳动，换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13

在这里，底层的日常被简化为劳动和吃饭，并以美化的手法润色，突显劳动的活力和美好。更进一步说，勞动代表平等和尊严。小说中更是力图证明无论底层还是女性的命运都可以通过劳动改变。显然，这种观点是浪漫主义的，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劳动本身往往是底层不幸的根源。

小说叙述节奏的减慢主要源于叙述者对矛盾的回避和弱化。富萍走后奶奶的气愤之情可想而知，特别是孙子也因此离开，奶奶的心里更不是个滋味：“想起一回，难过一回，心里就发狠一回：富萍你要是回来，跪地求饶也不收你了！”14至此，奶奶和富萍的矛盾达到顶点。按照奶奶决断的性格以及希望孙子娶妻生子的强烈愿望，奶奶找富萍回来的可能性极大。紧接着，当富萍不辞而别跑来舅舅家时，她和舅妈之间的矛盾也爆发了，舅妈的语气咄咄逼人：“不是她孙子媳妇。你叫她奶奶？你花她盘缠来上海？住她东家屋里？”15舅妈认为富萍应该回奶奶那里，毕竟奶奶待她不薄。而在富萍看来，舅妈他们之前没有尽过长辈的责任，理亏在先，所以不能赶她走。之后舅舅舅妈的彻夜难眠更表明问题的尖锐和棘手，暗示双方矛盾极有再次爆发的可能。与此同时，富萍的逃婚还遭到棚户区居民的不满：“富萍的作为，使他们觉得不光彩。……不用说，他们对富萍有了看法，意见还挺大。”16

奇怪的是，这三个关键矛盾逐一爆发后，很快便销声匿迹。奶奶和富萍的矛盾再无下文，另两个矛盾也轻描淡写地过去了：“日子再往下过着，舅妈对她又和过去一样了。街坊邻居呢？也渐渐回到先前的样子。这里的人都是没大有记性，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甚至有一个糊涂的老婆婆，来和舅妈提亲。”17矛盾在小说中被轻易地缓和，或者说被刻意地回避了。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节奏都处于缓慢和松散当中，极少扣人心弦的情节。作者努力将所有的故事情节都置于弱化和淡化的状态，唯一鲜明的就是人物形象，这种处理使得整个故事充斥着浪漫和诗意的味道。

上述的表层结构究竟是由什么导致的呢？下面通过对文本深层结构的阐释逐步解答。

二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作品的女性叙述特征。

女性叙述容易被误解为女权（性）主义的叙述，而王安忆其实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仍需商榷。不像大多数女性作家都乐于被纳入女权主义的阵营中，她反而申明自己和女权主义的距离：“说我是女权主义是错上加错，女权主义的说法破坏了我力求平衡的状态，一条腿走路的方法，和我的方法完全不一样。”18不过这并不代表她的小说中完全没有女性的叙述色彩，对日常细节的描绘，对女性形象的偏爱都体现了女性叙述的特征，上文对此也有分析，在此不作赘述。

令人感兴趣的是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富萍》中的女性都十分自然和顺从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现代化的大都市，家庭对于她们几乎没有约束力。无论是早年丧夫而来上海做保姆的奶奶，还是为了一点家底而独身留在上海的吕凤仙，再或者是决定抛弃乡村而扎根上海的富萍，她们的命运都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她们从不抗拒这种联系，甚至没有这种意识，只是顺服而安然地接受。

这种顺服似乎是作者也未意识到的，却暗自顺承了王琦瑶这类依附城市的城市女性形象一脉而来。富萍表面自主的选择实际是上海这座繁华都市操纵下的结果，因此小说中精心设置了富萍再次遇见女学生陶雪萍的情节，为她抛弃孙子提供理由。富萍看到的不是陶雪萍的人生，而是自己的，和孙子生一堆“令人生厌”的孩子，还有“一大堆麻烦”的亲戚，再加上孙子优柔寡断的性格，都动摇了她跟孙子回去的念头。更可怕的是，跟着孙子就意味着远离城市，回到乡村，过着单调乏味的一辈子。当面对着城市风景的诱惑和瘸腿青年的爱情，她本能地拒绝了乡村，而选择留在尽管处于边缘地带却仍属于城市的梅家桥。作者为何将底层女性的命运和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呢？这引申出了我们关于城市立场的思考。

其次需要讨论的是隐含作者俯视的城市立场。“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还由于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得她适应转瞬万变的生活比刚直的男人更为容易而见成效。”19我想这可以为王安忆对城市以及城市女性的偏好做一个注脚。

在《寻找上海》一书中，王安忆写道：“人们总是渲染上海的享乐，可谁了解它的劳动呢？那种一砖一瓦，一凿一捶，那是燕子衔泥，又是一夜换了人间，那粗鲁的，又是细腻的，暴烈的，又是温柔的，果决的，又是缠绵的劳动，是上海真正的戏剧，亦是上海真正的主人。”20这是对一种主流的上海观点的反对，强调劳动也是上海重要的一部分，劳动者才是上海的主人，然而我们却发现她立场上的中间态度。诚如薛毅所言：“她又似乎是在调和，把摩登上海和平民上海合成了一个内和外虽然色彩不同但并不冲突的整体。可实际上，摩登上海与平民上海的冲突从来没有调和过。”21因此，王安忆试图在小说中用劳动的平等掩盖地域、身份上的不平等，这样一个美好的想象只能是失败的。

站在城市的立场使得她很难跳脱预设，真正走进底层。也使得尽管同为女性，她却能够对小说中的女性缺乏感情，仅仅是一种波澜不惊。再加上对底层的俯视姿态，仿佛一切尽收眼底，都在掌控之中，然而隔岸观火也就没有了火在身上烧的切肤之痛，底层的伤痛和血泪被无情地遮蔽。

最终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创作视角？笔者尝试从外来者的身份认同进行切入。一直以来，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潜在动力都是以一个外来者的姿态试图得到上海的认同，得到一种扎根的感觉。《富萍》这部小说也不例外，小说中富萍作为一个苏北的外来者也同样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她通过认同劳动者、认同苏北人、认同梅家桥棚户区的人得以在上海扎根，但同时她也认同了城市、城市本地人对人不合理的划分。

作品中这种认同感的寻求和作者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纪实与虚构》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潜藏了王安忆很多创作观念的根源。小说中她作为“同志”的后代在“同志”的胜利气氛中进入上海，却发现父母说着与上海话不同的普通话，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只有“同志”，没有亲戚，她深切感受到作为外乡人的漂泊感：“这外乡人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在这城市的外乡人之感几乎全来自我本人。他走在人头济济的街上，却备感孤独的心情也是我的。”22值得关注的是，童年时归属感的缺乏构成了她一直以上海为背景进行创作的强大动力。在《富萍》中也可以发现她童年的蛛丝马迹：“这两个孩子，其实是没什么根基的。解放军出身的父母，却是扎在保姆奶妈的堆里，再有小市民的生活耳濡目染，就很难有什么定规。”23东家小女孩的身上有着王安忆儿时的影子。

事实上，作者一直试图摆脱一种悖论式的焦虑，即她迫切希望扎根，却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无根和漂泊。这种浮和不安定导致她创作《富萍》时无意识地流露出自己的认同情结。与叙述底层人物的刻意和造作相比，小说中东家的两个小女孩反而显得灵动可爱。毕竟她们身上寄托着作者最真实的情感体验。

通过对小说《富萍》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王安忆底层叙述的问题所在。为了补偿自身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她试图平衡的是社会阶层分化和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的无情现实，努力美化劳动带来的人人平等和底层关系的简单纯粹，而这些只会使得她的底层叙述流于表面，缺乏对底层的切身感受和深入思考，更像一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好想象。

注释：

①王安憶，张新颖：《谈话录（三）》，林建法编：《文学谈话录想象中国的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6页。

②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③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4页。

④[美]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修订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35页。

⑤同上书，第73页。

⑥王安忆：《富萍》，长沙：湖南文艺出版，2000年，第3页。

⑦同上。

⑧王安忆：《富萍》，长沙：湖南文艺出版，2000年，第237页。

⑨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三）》，《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⑩王安忆：《富萍》，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11同上书，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