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时间：2024-05-04

曹诗图+孙天胜+田维瑞

自远古以来，中华文化在辽阔的国土上生长发育，由于受地域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在地域风格上呈现多姿多彩的样态，这一点，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因此，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当代学界对文学地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后相继出版了一批文学地理类著作，如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张仁福的《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欧文风的文化透视》，曾大兴的《中国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等，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观点虽见仁见智，且不乏精辟见解，但大多还缺乏从环境作用的机理等科学理性层面上的解释，由于文学语言的特点，存在着任意解说的倾向。究其根本，在于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正如陶礼天所说，“没有树立自觉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就不能够使中国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做到逻辑严密，别择精确，特别是对古代许多文评概念、审美范畴，如气质与清绮、温雅与雄健、实际与虚无的探讨，作出‘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的分析。”他极力倡导發展文学地理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①。文学地理学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面的辩证关系，探讨文学的地理风土性质及其成因，以及文学的地域差异及其地域风格的时空变化规律，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似也应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本文试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异等现象以及地理环境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等问题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异概说

（一）文学地域性的涵义

袁行霈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专门辟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章，认为文学的地域性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某些文学体裁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在它发展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地区的特点；二是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不同的风格特点②。鲜明而精辟地概括出文学地域性的涵义。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包括文学流派和文学人才分布的地域性。

（二）中国文学具有南北之分、东西之异、地域之别

文学艺术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产生的，“大地是文学艺术的舞台”，文学艺术因而带有明显的地域烙印③。中国文学素有南北之分，历代曾有不少学者论及。如清·谢之淮《填词浅说》中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文学地理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其实，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不只是南北之异，亦有东西之别，更有众多地域之间的不同。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如“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④。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

二、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法国著名文学思想家泰纳（Taine）曾指出，影响文学创作与发展的有环境、时代、种族三大要素，认为环绕人类的地理环境对人影响很大。在他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进而影响文学艺术的。我国古代学者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云：“屈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则从地理环境对审美主体熏染的角度指出了文学创作活动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各种文学作品都是在不同的“土壤”中生成的，它们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风格流派无不受一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正如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人类精神产物正如活的自然产物一样，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德裔美国心理学家、行为学家卢因（KurtLewin）在1938年提出，可以把人类行为用公式表示为：B=f（P·E），其中，P为自身个性特点，E为所处环境。说明人的行为是其个性特征与所处环境的函数。据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家的创作行为与作品的风格，只能由作家的个性特征与地域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解释。

自古以来，中国人研治学术都主张“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论文学艺术重视文化地域的分野与调合，立生民大计虑及地利与人和的互动，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地理与文学的紧密结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和优势，它影响着我国文学知识与地理知识的特点，提升了中国人对环境与文学的鉴赏水平，并平添了中华审美特色。在我国，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历来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具体来讲，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创作内容和作者创作灵感诱发的影响

地理环境作为创作源泉或创作素材之一，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有不小的影响。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区域、一定时代对某些自然存在和社会现实的反映。作家的文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自然、社会的客观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对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某种形式的认识⑤。从一定意义上讲，作品的内容与意境是地域环境（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反映。例如在古代，由于先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对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于是在自然环境的客观作用下，作出了种种想像，用以表达解释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于是创作了“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

地理环境是文学艺术创造的源泉。大自然给画家以丰富协调的色彩和形象，给音乐家以优美的音韵和旋律，而给文学家更多的是丰富的创作素材。名人的许多杰作，往往有不少是在地理环境（或大自然）的作用下孕育出来的，特别是与游览名山大川有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而成为自古以来文学士人的励志格言，并有大量的事实作为佐证：李白不游，岂能写出千古传诵的诗篇，成为一代诗仙？徐霞客不游，怎能有那么多珍贵的地理文学游记流芳？郦道元不游，岂有《水经注》传诸后世？还有谢灵运、孟浩然那些直接取材于自然环境的山水诗、田园诗，以及众多的以地理环境为描写对象的游记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就是当代文学史上也例证繁多，如“新时期”以来张承志、贾平凹、莫言、张贤亮等人的小说，地理风土韵味就十分浓烈。特别是张承志的小说，喜欢把地理内容直接引入作品，设置富于特色的地理环境，并加以充满深情的描写，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地理环境（大自然）还能诱发作者的创作灵感。郭沫若就多次谈到，家乡秀丽的风光从小陶冶了他的性情，每当他置身于壮丽山河的怀抱时，便文思泉涌。他说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常产生于对胜景佳境的饱览之后。国外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把定期去观赏大自然列为工作守则之一，大概就是因为地理环境或大自然会使他们的创作和研究得到一种意外的“诱发剂”的缘故吧⑥？

（二）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风格与地域特色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南北差异。

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的风格有明显的影响，这使得文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差别。如唐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指出，南方文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北方文学“词义贞刚，重于气质”。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则具体分析指出，由于我国南北方的地理环境不同，人们的性格与社会习俗也有区别。因此，文学特色也不相同：“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当代学者樊星形象而简明地概括出我国文学的地域特色，认为北方文学是“刚”的文学，南方文学是“柔”的文学⑦。中国文学的南北分异可由历代许多作者及其作品说明。如北方人韩愈（河南人）与南方人欧阳修（江西人）的文风大不相类。对韩欧文风有着深入研究的张仁福先生曾在《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一书中指出：具有浓郁北方文学风格的韩文呈现刚健、雄正、愤激、壮直、质朴、拙劲、迅急、疏括等特征；而具有鲜明南方文学风格的欧文则显露柔婉、飘逸、哀艳、委曲、清丽、纤巧、纤徐、缜密等特色。大体说来，韩文属于阳刚之美的范畴，欧文属于阴柔之美的范畴⑧。北人多推赏韩文，南人多崇尚欧文。这都与中国的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熏陶有关。蔡国相在《南北文化差异及其形成的地理因素》一文中较详细地分析了我国文学的南北差异。如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与发韧于南国楚地的《楚辞》风格迥异，前者植根于现实的生活里，而后者驰骋在理想的世界中⑨。陶礼天在其著作《北“风”与南“骚》中第二部分亦曾浓墨重彩地分析了《诗经》与《楚辞》的地域风格与美学上的差异。先秦文学如此，后世文学亦多有南北风格之别。如苍凉慷慨、风骨劲拔的建安文学；率真爽直、豪放刚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浑悲壮的盛唐边塞诗；叱咤风云、“挟幽并之气”的金词；直至深刻展示当今西北人民生活风貌的西部文学，都流贯有北国风情。而情辞婉转、轻靡绮艳的南朝诗歌，润泽华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婉约柔媚、徘侧缠绵的宋词，无不荡漾着江南的韵味。现代文学中的“山药蛋派”与南方的乡土文学，当代文学中的“京味文学”与“苏味文学”也表现了南北异趣的艺术特色。中国文学作品中地域风格与地域特色差异最为明显的当数中国民歌。如北方民歌《敕勒川》表现的是牧草丰茂、牛羊成群、原野无际的北国草原风光；描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木兰辞》，生动地反映了北方妇女的飒爽英姿与豪迈情怀，而“吴歌”“西曲”则是反映南方文学温柔和婉的代表作品，其描写细腻，风格清新，基调哀怨，缕缕忧思，丝丝柔情，淡淡怨怒，都跃然纸上。可见只有特定的地域环境才能孕育出这样的文学作品。一种文化，两种意境；一个民族，多样风格。文学上的这种地域差异，显然与地貌环境的南北差异（北雄南秀）、气候环境的冷暖干湿，以及地理环境作用下的人们审美情趣的差异（北人崇刚，南人尚柔）等有着密切关系。

其次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的东西差别。

中国文学的地域特色差异不仅表现在南北差异上，还表现在东西差别（如东“开放”，西“传统”）以及区域内部的差异上（如众多的文学地域流派）。余斌在《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地理格局》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粗线条地分为东、西两大部，再细一点则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这在新时期文学中已有相当分明的表现。中部犹如当代文学的屋脊，东部（东南沿海）和西部为其两翼在这个文学分水岭的两侧，文学的文化色彩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东侧，文学表现出一种外向型文化色彩，即有人所说的“港风”“海派”这些与传统文化不太协调的外来文化。在西侧，文学则表现出一种内向型文化色彩，即有人所论的“黄土文明”。另外，西部文学中特别丰沛的阳刚之气，也得益于狞厉的自然环境对人的陶冶，得益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滋补。文学中的阳刚之气也存在着自西而东的梯度变化：西部为最，东南沿海为弱。

（三）地理环境对文学流派及其地域文学人才形成以及文学中心分布的影响。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⑩文学流派风格和不同流派的地域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地域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流派风格的空间变化性，表现在对生活的反映有其特定的地域性，受着特定空间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如我国文学史上的“花间派”词人，大都生活在鸟语花香的西蜀，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这些作者的作品大都具有“香艳柔美”“清丽秀雅”的风格特征。而那些边塞诗人大都长期生活在广漠萧索的北国疆场，其作品多具有“悲壮刚烈”的风格特征。文学流派风格的空间变化性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以地域特色来划分的文学流派上，其作品的浓厚地域色彩显示出风格的空间变化性，如以河北籍作家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和以山西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等，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又如当今文学界广泛讨论的京派、海派、汉派、苏派、宁派、穗派等文学流派，更是各具特色，异彩纷呈。这些地区存在的风格特异的作家群的形成与该地域环境的影响有关。中国当代小说界中，那些执着而又出色地描写与表现了富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的作家，大都拥有一片为他们所熟悉的独具文化色彩的土地。如老舍之于京华，孙犁之于冀中，赵树理之于晋中，莫言、张炜之于胶东，沈从文、韩少功之于湘西风情，汪曾祺之于苏北水乡，陆文夫、范小青之于苏州市井，苗长水之于沂蒙山水，郑义之于太行山村，贾平凹之于陕西城乡，孔捷生之于海南林莽，鄢国培之于长江三峡……。这种在特定地理环境孕育下的地域文化色彩使他们的作品显现了令人瞩目的艺术风格。

同是一个地域的作家，由于作者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他们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其作品风格也有差别。如何西来在《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一文中，简析了陕北人路遥、关中人陈忠实、陕南商洛人贾平凹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认为“贾平凹作品透出的某些南国气韵，如秀逸、柔婉、空灵等，其地缘文化上的根源可能与商洛故地这种虽秦而近楚的传统文化地位有关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还是与文化生成的“土壤”（即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有关。商洛位于秦岭以南，这里的地理环境不能不养育了贾平凹或多或少南国秀民的气质。正如贾平凹在《商州》中写道的：“商州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接壤交错地带，人有南北特点，秀中有骨，骨中存韵。”既使同为一人，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如果处于不同地域的话，其文学风格也有殊多变异。如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庚信，前期在梁为官，善作宫体诗。梁亡后被强留北朝，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就相应地由山清水秀的江南而变为广漠萧索的北国，诗风也由华艳轻窕一变而为苍劲沉郁。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文化）的变更给他的创作心理与作品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地理环境就是这样制约着作家，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之民风，一方民风有一方之文学。当今我国文坛令人瞩目的山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等崛起，都离不开养育他们的那一方水土与地域文化，就是那不同的水土与地域文化，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

地理环境对于文学中心形成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袁行霈认为，中国文学主要有两大发源地，一个在黄河流域，一个在江汉流域。在黄河、长江和运河三条水系的周围形成若干文学中心。文学发达的地区，一般都是自然环境优越，经济比较繁荣，交通比较发达，教育环境优良的地区，或是政治、文化中心，或是比较开放的交通枢纽。如唐代的长安、洛阳、南阳一线，宋代的赣江流域，明清两代的江浙，近代的广东，都是依赖这些条件而成为文学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化的中心，大体是沿着现在的京沪线、京广线南北移动着，历代的几个文学中心，大致就分布这两条纵的坐标轴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北交流对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11。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无不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还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12。历史的演进，地理环境的变迁，使得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中国文学中心的分布犹如片片星云，但“东密西疏、南多北少”的地理格局仍然比较鲜明。

三、地理环境对文学影响的机理分析

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机理比较复杂。据笔者初步研究，认为其影响途径与机理大致有如下几端：一是地理环境中的自然景观与人文事象给作者提供了创作的素材，这以山水诗、游记等文学作品最为典型；二是地理环境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和参照物，它可激发作者的灵感，从而敏锐地把握环境中事物的神韵，创造出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三是地理环境作为文化生成的土壤，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域的民风、民俗、语言（如方言性质、词汇、音韵等），进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地域风格；四是地理环境作为生活条件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情感）与审美情趣，从而对其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深刻的作用。其中以地理环境影响作者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并间接作用于文学作品风格这一机理最为重要。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更多的是以间接的形式产生作用。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才能发现二者之间的某些联系。基于物质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不能不承认和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制约性。

地理环境对于具有“天人合一”特质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亲和力，正确地认识这一特征，科学地评价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风格的影响作用，继承并发扬文学与地理结合的特色，对于繁荣我国的文学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交融的日益增强，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风格的影响作用将有所弱化。但从宏观与本质上考察，这种影响与作用不会消失。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作用和“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地理环境赋予文学这一文化产品的影响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将承传久远；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旧的地域差异消失了，新的地域差异往往也随之产生，在新的地域环境的熏陶与塑造下，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文化艺术产品都将不断斌予并呈现新的风格和形式。只要中国这片大地上有山水、气候之别，文化上有南北、东西之异，只要我们正视不平衡永远是人类演进的一条根本定律，地理环境将永远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塑造着民性和影响着文学风格的伟力。

最后需说明的是，地理环境的变迁，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由此衍生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了部分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的关注。1962年美国女记者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在全球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充分显示了文学艺术与环境科学、地理科学结合的巨大魅力。在我国，以徐刚为代表的环境文学作家群正在崛起。《伐木者，醒来！》《沉沦的国土》《绿梦》《中国——另一种危机》等环境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人文地理色彩的《东西论衡》《南北春秋》《人文中国》等作品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环境文学刊物《绿叶》在环保宜传教育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我国有取之不尽的地理环境与生态问题的题材，为环境文学的创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环境保护通过文学表现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往往比科普宣传有着更好的教化效果。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科学界、文学界都无法回避生态环境与地理环境问题。可以预言，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生态等科学相互结合，将是中国21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

注释：

①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②袁行霈：《中國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3、45-46页。

③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④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53、67、85、102、142、161、174、278页。

⑤曹诗图等：《社会·文化·环境》，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243-244页。

⑥同上。

⑦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⑧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欧文风的文化透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⑨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53、67、85、102、142、161、174、278页。

⑩蔡国相：《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欧文风的文化透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11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