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糅身份下的自我探寻

赵明+李增

一、社会认同与身份焦虑

社会是不同群际关系的组合，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社会范畴，例如：种族、宗教、政治身份、职业、性别等。社会范畴是社会认同的外在形式，泰弗尔把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是社会学、心理学共同发展的产物，人们通过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身份建构社会认同，寻找自我归属感，当人们游走于某个群体的边缘，被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体系所拒绝、排斥时，也就成了这个群体的他者，身份焦虑也就随之产生。“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取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心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身份焦虑或多或少伴随着人生的不同阶段，阿兰得·波顿把身份焦虑的背后原因概括为：渴求身份、势力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制约因素。其中身份的渴求就是对社会认同的渴望。社会认同的缺失与身份焦虑密不可分，而对于迪斯雷利而言，他的犹太裔英国人身份是其身份焦虑背后的主要原因，作为出生在英国的局外人、徘徊在犹太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的中间人，这种杂糅身份带给他更多的是尴尬、无奈与焦虑，反映了一代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内心的孤独与对社会认同的渴望。

二、迪斯雷利的杂糅身份

杂糅理论是萨义德、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在殖民地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提出的理论。文化杂糅理论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无论优劣大小总是呈现出一种‘杂种形态，特别是在全球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文化交流如此迅速和频繁，民族文化之间的杂交及由此引起的形变广泛而深刻，民族文化要保持自己鲜明独特的民族性已成为不可能。殖民地宗主国文化也当作如是观。”文化杂糅是文化流动、互动的结果，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现象。对于十九世纪流散在外的犹太人，他们作为犹太文化的载体不断地与异质文化交流、融合与碰撞，其身份也在经历着潜移默化。李红燕在《身份的焦虑：任碧莲移民小说研究》中针对流散移民的身份观提出了三种观点：意识超然身份观、杂糅身份观和流动身份观。迪斯雷利正是在杂糅文化的缝隙下成长起来的中间人。他虽出生在英国，但他是一个“无根”的人，他虽与上帝立下了盟约，但是又皈依基督教，他的身份始终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被英国主流社会所拒绝，又无家可归，迪斯雷利被孤立在一个独立的第三空间中，杂糅身份带给他更多的是内心的焦虑与对自我的怀疑。在十九世纪，对于流散在外的犹太人、移民和殖民地的居民，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英国社会的边缘人物，在这种杂糅的文化背景下，迪斯雷利对其生活状态极其不满，为了挤入主流社会，他辞去了父亲为他安排好的律师事务所的职务，决心大干一番事业。他决定投资美洲矿业，但是，生意从一开始不如意，并欠下了巨额债务。与此同时，迪斯雷利在文学的道路上也险象环生。1825年，迪斯雷利与马雷合资创办了名为《代表》的报纸，但由于经营不当，该报馆迅速倒闭。接连的失败使得迪斯雷利颓废至极，几乎崩溃，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但是身份的焦虑和生活中的挫折并没有把他彻底击垮，相反，从某种程度上，它激励了迪斯雷利开始探寻真正的自我，颠覆他所不认同的社会秩序，重新构建自我。

三、对现实的逃避

身份并不是永远固定的，它是一个“可移动的宴席”，在与我们在文化系统中被表征或书写的方式的关系中持续地被形构与转化。当自我的身份得不到社会认同时，主体或者颠覆他所质疑的社会认同标准，或者与主流社会妥协，重塑和构建自我。迪斯雷利早期小说中的自我探寻正是这一过程的再现，其中对现实的逃避是其身份探寻的首要方式。在其早期小说中，鲁莽和不成熟是大部分主人公性格的主要特点。他们多是社会的边缘人物，或者游走在灵魂深处的孤独者。他们天性莽撞，有着雄心壮志，但是命运多舛，在遇到问题后，他们更多的是选择逃避，但是每个主人公身后的逃避又包含着不同的寓意，代表了迪斯雷利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与探寻。

《维维安·格雷》被公认为是一部关于迪斯雷利的自传体小说。格雷的故事背景和叙述风格是广泛而多变的，反映了主人公对自我的探索和对理想的追求。在这部小说中，迪斯雷利表达了对自我的迷茫、怀疑和探索，正如“拜伦诗歌《查尔德·哈罗德》中不被世界所理解的彷徨者”。格雷扮演了一个缺乏社会经验、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他怀揣伟大理想，却由于自己年少轻狂，屡遭失败。在与克利夫兰的决斗中，格雷失手杀死了克利夫兰，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克拉巴斯侯爵的信任，成为人们眼中的背叛者和阴谋家。面对失败，格雷逃到了欧洲，开始了他漫长的疗伤旅行，希望旅行能够洗刷掉他痛苦的记忆和在英国所犯下的幼稚的错误。如果说格雷的逃避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失望和对自己行为的悔过与反省，而小说《天堂的伊克希昂》的主人公——伊克西昂的逃跑则暴露了其不思悔改、不计后果的疯狂性格。由于岳父破坏了他的发财梦，他将岳父推进火坑活活烧死，以至于遭到众叛亲离。出于同情，朱庇特帮助伊克西昂逃到天庭。他非但没有感激朱庇特，竟然忘恩负义，挑战天神权威，最终遭到了朱庇特的惩罚，被绑在了阿波罗的战车上，投掷地狱。伊克西昂反映了迪斯雷利对自我认识的进步与发展。

《阿尔洛伊历险记》中的阿尔罗伊是迪斯雷利笔下的另一个逃跑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失去了国家的犹太王子，他是十九世纪处于亡国中的犹太民族的缩影，表达了对自我的迷茫、焦虑与困惑，反映了流散在外的犹太民族对社会认同缺失后的焦虑和惆怅。

“我的内心充满了忧虑，我的灵魂忧郁而悲伤。我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片阴云笼罩在我心头，上帝啊，让它爆发吧！”

但是与格雷的逃跑不同的是阿尔罗伊的逃跑更带有积极的含义。虽然同样是杀人后负罪潜逃，但是阿尔罗伊坚信自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怀揣犹太复国的梦想，与其说逃跑，倒不如说是走向犹太复国之路，这也是阿尔罗伊重寻自我的开始。

与以往主人公相比，小说《康泰里尼·弗莱明》中弗莱明的逃跑不是为了逃避鲁莽行为的后果，而是被寻找本我的欲望所驱使。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人类出生固有的心理沉淀物，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它遵循的是快乐的原则。弗莱明的内心一直驻扎着两个矛盾的自我，正如他的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了世俗自我与原始自我。为了追寻原始自我，他放弃了现实中的政治与表妹——阿尔切斯特私奔。但是他们的逃避并没有彻底摆脱世俗自我的纠缠，阿尔切斯特意外死于难产，这使他认为对原始自我的探寻是错误的。最终在父亲的影响下，弗莱明在世俗自我与原始自我的挣扎中选择了前者，暗示着迪斯雷利对政治、名望的向往与崇拜，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妥协。

四、对主流社会的颠覆

身份的焦虑使得迪斯雷利希望突破异邦人的身份枷锁，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他不断表达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并渴望主流社会的认同，在逃避的同时，他也尝试着颠覆主流社会秩序，其中包括国家、学校、家庭、天庭与地狱，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会认同标准，重塑自我。

国家是权力的象征，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对于不被国家所接受、认同的群体，他们要想被这个社会所接纳，要么谈判、妥协，成功渗入主流群体，要么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有的政权，迪斯雷利把对国家的颠覆变成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阿尔洛伊历险记》以12世纪库尔德犹太人反抗塞尔柱土耳其帝国统治的历史为原型，在伊斯兰贵族的压迫下，犹太人过着被剥削、被欺凌的生活，许多犹太人被贩卖成奴，阿尔洛伊带领犹太人反抗土耳其暴政，推翻现存的国家政权，建立属于犹太人的国家。但是他的颠覆是建立在对权力的贪婪和信仰的背叛上，最终导致犹太复国的失败，再次迷失了自我。

学校是迪斯雷利试图颠覆的另一文化场域，维维安-格雷是迪斯雷利学生时代的影子，其中透露着迪斯雷利的孤独、沮丧和对社会的反抗。主人公格雷作为学校新转来的“陌生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很快成了班级最受欢迎的人。“他勇敢、阳光，性格温顺，一切都如鱼得水。”但是他的到来无疑威胁到了学校固有的势力。他组建属于自我认同标准的社会群体，暗地里排练学校明令禁止的戏剧，挑战学校霸权，但是遗憾的是他的颠覆最终化成了泡影，格雷再次沦落为学校的边缘人物。与国家和学校相比，迪斯雷利对家庭秩序的颠覆却是成功的。小说《亨利埃塔·坦普尔》以阿迈恩城堡为纽带，将斐迪南与其背后的家庭紧紧捆绑在一起。为了妈妈心中的大房子，斐迪南甚至出卖了自己的情感，与并不喜欢的表妹订婚，但是当他遇到亨利埃塔小姐后，他那真实、善良的自我被唤醒。斐迪南决定不再做家庭的傀儡和牺牲品，他甚至希望“让阿迈恩城堡沉到地球底端”，他要主宰自己命运，与生活在家庭控制下的自我彻底决裂。

迪斯雷利的颠覆不仅纵横人间，还跨越天庭和地狱。他笔下的主人公作为人类穿越天庭和地狱，瓦解其内部的政权，颠覆其社会认同标准。在伊克西昂负罪逃亡天庭后。他不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表现傲慢、轻狂。对天神指手画脚，调戏朱庇特的妻子，亵渎天神，妄图成为“指挥者”。在《地狱婚姻》，俄耳甫斯是迪斯雷利的化身，他代表着地狱的入侵者、破坏者、颠覆者。他和冥王王后普罗塞尔皮娜象征着地狱外部与内部的瓦解力量。俄耳甫斯的到来破坏了地狱原有的律法，使得整个地狱处于“革命的边缘”。

五、政治身份的期待与政治思想的形成

从迪斯雷利早期小说来看，身份的焦虑和社会认同的缺失使得迪斯雷利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自我。经历了迷茫、逃避、幻想，迪斯雷利开始开始探索新的自我，确定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迪斯雷利不甘于游走在主流社会的边缘，成为其附属群体，他要突破群际之间的壁垒，按照自己的认同标准，建造属于自己的社会。政治是迪斯雷利实现自我、拒绝强加在他身上的社会认同标准的一个重要途径。迪斯雷利的文学作品正是自己政治梦想的舞台，他用小说记录了自己对政治的幻想和对政治身份的探寻，见证了自我产生的过程。正如迪斯雷利所言：希望我能像我所写的一样生活。维维安·格雷，刻画了我积极、真实的理想；阿尔罗伊表达了我理想中的抱负；弗莱明则代表了我的诗性人格。这三部曲是我私人情感历史的流露，我不会再写更多关于我自己的作品。

在迪斯雷利最初的作品中，虽然他的政治思想模糊，但是却表达了迪斯雷利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与对政治身份的渴望。格雷“弃法从政”，成了克拉巴斯侯爵党派的“政治顾问”；圣詹姆士公爵通过自我改造，成了英国贵族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弗菜明成了外交事务副部长；阿尔罗伊欲当争霸世界的国王。迪斯雷利通过赋予主人公不同的政治身份满足自己对政治的幻想和对政治身份的渴望。迪斯雷利通过主人公对英国的政治、社会、外交针砭时弊，象征着其政治思想的萌芽，并为后来的政治小说代表作“青年英格兰三部曲”埋下了伏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商业与功利主义的厌恶。《维维安·格雷》中，格雷表达了对英国商业主义的不满，并痛恨商业价值观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和对英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例如昔日的菲茨罗姆是一个纺纱工人，如今变成了议员。商业的崛起在震撼着英国古老的社会体系和价值观。二、对英国底层阶级的同情。格雷对深受斯塔皮尔顿剥削的农业工人——科尼尔斯的同情。《年轻的公爵》更是将贫富之间的差距提升为小说的另一大主题，并成为后来小说《西比尔》的前身。三、对英国封建农业生活的留恋。格雷对阿斯特拉——前工业的田园生活的向往；弗莱明对温特一家人安静祥和的田园生活的羡慕；圣詹姆士公爵畅想自己和梅生活在小木屋中，宁可每天为了面包而忙碌，也不愿被巴比伦的美女所围绕。四、对英国贵族阶级保守势力寄予政治厚望。《年轻的公爵》是迪斯雷利代表英国贵族阶级所做的政治宣言，迪斯雷利认为英国贵族阶级是天生的贵族，只有他们才能胜任英国领袖的职务。五、对英国政党的看法。托利党才是英国的政党，它是英国真正的民主政党。六、对英帝国外交政策的看法。迪斯雷利作为英国首相，他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带领英国成为世界殖民大国，他的外交政策对英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维维安·格雷》中，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已经初露端倪”。格雷即表达了对希腊文化的崇拜，也表达了对土耳其的厌恶。弗莱明化身为苏丹的勇士和意大利的爱国者，阿尔洛伊作为反抗土耳其的压迫的犹太王子，同时也宣布了他要称霸东方、世界的帝国梦想。经过前期的幻想与探索，迪斯雷利开始为自己的政治身份付诸行动，1831年他正式参加竞选海威科姆区的议员职位。1832年，迪斯雷利发表了反对辉格党的著作——《英国和法国：或对内阁中法国狂的治疗》痛斥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同时首次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我的政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英格兰。1835年12月，他出版了《英国政制辩护》撰写，在布拉德福德的眼中，概括了他终生坚持的政治思想。描述了仁慈贵族政府的价值、政治教条的可恶和托利主义进行现代化的需要。这本书代表了迪斯雷利成熟的政治思想，并受到英国政界的好评。迪斯雷利的父亲大赞儿子的著作：“你在英国政治社会已受到肯定，并成为其成功的政治人物，这是你十年前梦寐以求的理想。”就连后来成为迪斯雷利的政敌皮尔也说道：“他们真应该为他在议会寻找一个位置。”1837年，经过连续的失败，迪斯雷利终于在第五次选举中成功地进入了英国的议会，他的政治生涯正式启程，经过早期文学的幻想与探索，迪斯雷利政治身份变成了现实，迷失已久的自我终于有了归宿。

身份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建构的产物，其内涵要看人们对他的表征。迪斯雷利的早期小说反映了作为流散在英国的犹太民族普遍面临的身份焦虑问题，杂糅的身份是其身份焦虑的主要原因，迪斯雷利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表，在经历了迷失、逃避后，他并没有向主流社会屈服，相反，他积极地反抗，颠覆主流社会的秩序，构建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标准，最终将自己的政治梦想写成现实。迪斯雷利的早期小说反映了其寻找自我、探索自我的心路历程，记录了其政治身份产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