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中身份寻找之思

刘玉霞

《河岸》中库文轩驮碑投河的悲壮与惨烈令人震捍，“文革”期间他因为权力重组被边缘化成为阶级异己分子，终其一生没能恢复名誉，最后选择自杀以保全自己的尊严和名誉。此外库东亮、江慧仙乃至乔丽敏等人对可以让人们认同的身份的辛苦寻找也令人印象深刻。

“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拉丁语sta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站立），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而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本文的身份除此意义外，还指在“文革”的时代语境中富有政治内涵和道德优越感并为大家普遍认同的身份，如党委书记、烈属、小铁梅、治安小组成员等便是，“身份认同能通过锻造共同的价值观念、属性（如种族、性别、家庭或具体位置）或后天性资源（如教育、职业、道德符号或行为）获得，这种共享价值资源在经同诸如家庭、宗族、村、宗教或民族国家等社会机构得到维护。”而船上人、阶级异己分子等就不是被认同和寻找的身份，对这种身份人们避之不及。尽管作者强调“不能说河流一定象征着天堂，岸上一定象征着地狱，或者我不能说河流一定象征着自由和尊严，岸上一定象征着压抑或其他什么东西。”但从作品中看岸上更多的呈现出人性的阴暗与压抑，是权力和主流社会的象征，船上人的人性是率性温暖的，却是被岸上人专政和压制的对象，岸上与船上两者之间的权力等级仍然是显在的刺目的。

一

小说中人物对身份的寻找起源于强烈的身份焦虑。身份焦虑的诱因有很多，如“追求显耀的身份”；渴求“爱”；“过度期望”；“平等、期望和妒忌”等，对于身处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人来讲，身份焦虑的原因之一是失去集体的认同，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而引起的。“在集体主义文化里，人的自我满足感来自他们感知到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这种文化中，当找到归属，觉得自己承担了适当岗位责任的时候，人的感觉会很好。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融入社会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是骄傲的源泉。”最典型的是库文轩，他原本处在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心，既是烈士的儿子又是镇上的党委书记，他的身世和政治地位都是他骄傲的资本。但随着邓少香身世的扑朔迷离，他的命运也随之多舛起来。从烈士遗孤鉴定小组进驻后他的身份焦虑就开始了，并且再也没有消失过。他一生做过很多努力，想重新找回烈属的身份，但从岸上到船上十三年的坚守与申诉，都如螳臂挡车，无法挽回别人代表政权和历史给他的定性结论。他的妻子乔丽敏为了摆脱身份焦虑不断地与亲人决裂，如果不与家人决裂，她将无法被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文化接纳，无法找到身份归属，以获得有前途的身份。不与丈夫决裂就会让她永远告别舞台。乔丽敏看似可恶，但正是身份的焦虑促使她选择了抛开一切保全自身。

身份焦虑另一个原因是身份的不确定或无法确定。当人长时间处于身份的不确定性之中时，就会呼唤缺席的自我确定。慧仙失去母亲，被挂在船上做了船上人，上岸后她的政治前途先是一片光明，之后却始终无法明确，最后被挂在了人民理发店，成为女剃头的。不过每次获得一个身份，她都能凭借本能把自己安顿下来。讨好船上人以便更好地留在船上；落落大方地应对宋老师以博得他的青睐；穿着小铁梅的舞台装穿梭往来于各级领导间；即使被发配到人民理发店她也能软硬兼施地让店里的师傅收留她、善待她。这些都是她为解除身份焦虑而做的自我确定。库东亮从太上皇到空屁，家园的丧失母亲的遗弃岸上人的欺辱，加之父亲身份焦虑的传递，都加剧了他对身份的焦虑。十三年里他无数次灰心绝望地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什么也不是，就是空屁，他也不知道到底怎样才能改变现实，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别人对他们父子加以嘲讽和否定的时候，认定自己就是邓少香的孙子，并用讥讽谩骂和拳脚冲突捍卫父亲和自己的身份尊严。此外性饥渴也加剧了他的身份焦虑，“凯伦·霍妮认为无意识冲突确实可以引发焦虑，但多数时候是因为它们和文化标准相抵触。如果社会不认为这些无意识思想有什么过错，人就不会产生焦虑。”东亮对慧仙的暗恋被人们讥讽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从当时的政治伦理道德角度来看，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是没有资格爱恋慧仙的，身份被剥夺使东亮连性与爱的权力也一起被剥夺，渴望与禁忌中的自我煎熬加剧了他对自己身份缺乏的沮丧感与焦虑感。

二

身份的焦虑必然引发个人对身份的寻找。“《河岸》里有一个庞大的寻找主题。”可以说，身份的寻找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人物对身份的寻找在某种程度上多有政治内涵。“在中国，惟有取得了政治地位才算是真有了地位，政治地位以外的社会地位，终不为众民所接受”。文轩被人接受时是因为有政治地位，乔丽敏因为是他的妻子才在广播室工作，儿子才被视为太上皇。一旦失势，人们立刻对他们另眼相待，打入另类。江慧仙扮演小铁梅获得了一个个暂时的有政治内涵的身份，如果仅仅是江慧仙的话，她的认可度迅速下跌。人们只要有机会都会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寻求更有政治内涵和道德优越感的身份。七癞子和他的姐姐敢抢东亮的面包是因为东亮已经丧失了政治特权的身份，成为不名一文的无身份的人，而且理直气壮地要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五癞子、王小改之流凭借着治安小组成员身份充分向船上人展示了身份上的优越感；傻子扁金在棋亭向众人展示他的鱼形胎记，认为自己很快就要被宣布为烈士的儿子，从此进入有身份之人的行列。

小说中人物对身份的寻找往往伴随着身体化的方式。中国文化里人们“互相以对方的身份为关注对象”，“个体的精神形态，必须在别人身上才能完成”，“人的生命与存在的意向都导向身体化的倾向。”库文轩终其一生都在用身体化的方式努力恢复烈属名誉，他成为烈属是因为胎记，在工作组面前他一次次地想用胎记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合法性，结果被认定有突发性精神病。被赶到船上后他始终认定自己的胎记是血统的明证，坚持河祭邓少香，坚持写信申诉。当他意识到他的道德污点可能有损母亲的荣誉时，就用自残的方式来表明改正错误的决心，但是身体又成为人们满足窥私欲的对象。直到发现胎记消退，纪念碑上的婴儿头像模糊时，他才绝望地选择了自杀。库东亮的身体化方式通常是和岸上的人发生身体冲突。当赵春美对父亲进行人身攻击，说他的奶奶是妓女烂菜花时，库东亮毫不犹豫地把她与父亲的隐私当众抛出，也要让她当众出丑，为此他被金三霸等流氓摘喇叭未遂，身体安全乃至生命安全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在岸上的处境四面楚歌，难以立足，最后把～腔怨恨都发泄在了不该承受怨恨的傻子扁金身上。慧仙始终在利用身体为自己寻找一个岸上人的身份和更好的前途。先是用自己青春阳光的身体姿势换回了一个假设的身份小铁梅，后来进戏剧团、文艺宣传队以及留在镇政府都是因为她的青春与美貌。江慧仙接受理想塑形则必须同时接受与之密不可分的种种身体的暗示，当她愿意被赵春堂捏着辫稍行事时，她是顺利风光的。一旦拒绝以身体讨得柳部长之孙小柳的欢心换取她和赵春堂进步的机会时，就被无情地排斥、边缘化，她只有用自己的身体交换才能使理想身份的获得成为可能。endprint

当一个人的身份往往由他人来定义和赋予，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认，他人对个人的影响与利害就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呈现出来的总是一个他制他律而不是自我组织的人格。”这种他制他律的人格很容易使个体丧失尊严。虽然说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意识是弱化的，寻找身份的方式是身体化的，但不等于个人不需要人格和尊严，不需要身份的归属与认同。“尊严是一个基本的善，没有尊严，生活即丧失意义的生活，在严格意义上，这样的生活不值得一过。”寻找身份确认身份恢复身份为的是有尊严地活下去或死去，在彼时寻找身份却要付出身体乃至生命的代价。库文轩和他的家人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作为一个有道德污点的人，在焦虑感和羞耻感的共同作用下，他坚决不上岸，很少出舱，决不当众游泳，洗澡要严防偷窥。在名誉恢复无望时他最后的疑问就是“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作为儿子总是被父亲弄得颜面扫地，没有做人的尊严，时刻接受父亲的严密管控，甚至梦到父亲拿着剪子要对他去势。最后一次当东亮备受伤害地返回船上时父亲要当众绑他打他，让他觉得无助绝望，在众人面前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在就要踏上去幸福的车子出走时，父亲喝农药自杀的消息又把他拽了回来。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原谅了他的苛刻，享受了片刻难得的父爱。而慧仙的可爱就在于尽管最终她没有了政治前途，她却活出了自己，在人民理发店自食其力，最后嫁做人妻，有尊严地活着。

三

《河岸》中身份的焦虑、身份的寻找、身体化的找寻方式等背后隐含着诸多问题值得人思考。

人治的泥淖。人治与法治和礼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人治是“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法治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礼治中“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不过“在一个变迁很快的（乡土）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而法治社会的完善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人治关系中，因为“个人意志即是法律”，所以在剥夺和赋予他人身份时不是出于法律原因，往往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满足一己私欲。库文轩被赶到船上不是因为渎职失职，而是因为他是有着河匪血统的阶级异己分子；乔丽敏和东亮倒霉因为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的老婆孩子。慧仙的命运起伏更是和人治关系密切相关，慧仙是把握在赵春堂手中的一个政治筹码，赵认为吃文艺饭的人完全应该懂得在关键时刻怎样献身以回报他的培养，她的价值在于她是否是一个肯配合的有姿色的女人，在赵身上体现了“女性美是男性玩的权力游戏”，“女性美被权力置换，女性美成为权力的象征”的论断。政治上的道德优越感使岸上的人一向低看船上的人，镇上的治安小组对上岸采购的船上人不止一次大发淫威。对船上人的行动加以监视，先用鲜猪肉等物质好处加以利诱要求其排队，腊梅花更是对一个小女孩的身份上纲上线。最后仍是以革命的暴力对付一场因购买鲜猪肉而起的“反革命暴乱”，后来干脆不允许他们上岸。小说中，烈士遗孤鉴定小组、赵春堂、王小改、五癞子、腊梅花等权力获得者将手中的权力以一当十，充分释放和满足着一己私欲。甚至连父子关系也摆脱不了人治关系的阴霾，父亲和儿子很少有温情的交流，库文轩把儿子当作一个随时可有犯罪的敌人对待，以至东亮几次要逃亡，离开令他窒息的父亲去过自由生活。库文轩对儿子的管教理由是为儿子好，但东亮除了是一个好的劳动力之外，丧失了做儿子做男人和做人的快乐。

铲平主义与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的铲平主义与统治者的专制主义是互相配合的，铲平主义与专制主义是互相提携双轨并进的”库文轩在台上的时候没人敢非议他，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有染，占公家便宜，买文化用品只记账不付钱，妻儿享受着特权，因为他代表国家政权统治油坊镇，是理所当然的特权人物。另外，他的红色革命血统没有被否定时，他拥有着作为镇委书记的资格，血统一旦被否定，他作为镇委书记的合法性也荡然无存。不过，他所享有的全面权力是被人们忌恨的，失势后大家配合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将之铲平，以解心头之恨，是谓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在封建主义全面复辟的“文革”时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及政治伦理对人的束缚乃至桎梏仍然根深蒂固，其本质是专制主义的，文革“从总体上不是把人引向个性解放和人格平等，而是引向人性的泯灭，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的道路上”。事实上，那些与库文轩有染的女性并不完全出于被迫，但赵春美丈夫小唐自杀后，人们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库文轩，认为是他害了赵春美一家。连傻子扁金在酒醉后也在幻想着自己得到烈属的身份后利用政治资本换取房子女人好酒等私欲的满足，让邓少香“去跟赵春堂说，让他给我的大白鹅盖个房子”，“去跟杂货店的小王说，让她嫁给我做老婆”，“我是烈属，派出所怕我！”“欺负过我的人，都给我当心点！”这和阿Q的革命理想如出一辙，可悲的国民性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从中不难看到作家对文革的一种清醒否定。

犬儒主义与政治冷漠。“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把怀疑精神推到了极端，不相信一切价值和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是其基本的文化立场和处世态度，它的背后则是深刻的价值虚无——虚无主义。”它“具有两面性：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无可奈何乃至出于实用主义目的的积极利用。”（旅美学者徐贸）《河岸》中人们既愤恨库文轩的贪腐又更愿意为他手中的权力效忠，对他的不端行为不仅视而不见，而且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加以积极的利用，比如赵春美就利用这一关系将自己的丈夫小唐调到了兽医站当站长，小唐并不是不知道情由，但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他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这里既有着小唐的无可奈何，又有着赵春美与库文轩的权力共谋。此外，赵春堂对自己妹妹与库书记的私情也肯定是知而不宣的，但为了自己的仕途，他也采取了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态度。库文轩当权时，人们争相献媚，倒台了又墙倒众人推，积极充当新的当权者的打手，对于他们的坎坷除了慧仙和船上的德胜女人会为库家父子抱打一下不平，没有人真正站在客观立场上同情过帮助过他们，相反人们觉得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endprint

在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历史是个谜”，老尹对锲而不舍探究历史真相的东亮劝解之语即“历史是个谜”，一次是告诉他们河祭时不必再向凤凰镇方向磕头，一次是在澡堂外劝东亮，认为面对明确而强有力的政治结论，任何个人对历史的追问与探求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强权即公理。”“这种政治观念，反映到现实生活当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崇拜，二是政治冷漠。…所谓政治冷漠，特指人们在自身利益之外，无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和习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旦有人试图从道德的角度评价政治时，周围的人可能立马就问：你说这些，到底有什么用？”面对库文轩父子对烈属身份的执着，人们有一种自然而普遍的漠然，认为库文轩就是再上访也没用，他们无力改变任何现实，邓少香是否有孩子，她的孩子到底是谁，政府和组织自然会给出答案，而库文轩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发现东亮和傻子扁金在打架，棉花仓库守夜人老邱的话更有代表性：“是烈属怎么样，不是烈属怎么样？过日子才要紧，建康才要紧嘛。”这和“你说这些，到底有什么用？”指的都是一个意思。人们越是漠不关心，历史这个谜就越是无法探究清楚，也无力去探究清楚。

知识分子与历史阐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邓少香后代的结论两次都是历史专业的大学生推出的。最初是历史专业的小夏大胆揣测，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推论缺乏史学的考证考据，他自觉地从“文革”的激进主义思维方式出发，用极端的斗争逻辑推断库文轩是河匪封老四的私生子，这一破旧立新的揣测是一种武断的预设，而这一预设又充满了功利主义的嫌疑，它能够使小夏迅速地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赏识。十三年后由新分配来的专门研究革命历史的大学生再次公布他的研究成果，邓少香根本就没生育，孩子是借来做掩护的，这一结果比小夏的大胆揣测更有阐释的空间。“美国著名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萨托利也对于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之关系做了反思”，“他把知识分子，其中的所谓‘文人（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人文知识分子）视作是具有强烈求新癖与超越癖的人。”“把这些人看成是在极端主义中追求创新的人物，而事实上恰恰是冒充的创新者。”他强调这是他的研究成果，至于能否还原历史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完全推翻了旧论，完成了对邓少香烈士身份研究的求新与超越，这对他这样的一个初来者才是最重要的。作为阐释者，他们的研究与阐释不仅没有澄清历史，反而使历史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大胆的揣测和研究结果总是将他人陷入更深的不堪之境。从中不难看出作家对知识分子明显的批判态度，知识分子对历史做出的阐释缺乏应有的人文立场和批判精神，或者受到政治权力的诱惑，更注重博得政治权力的垂青，或者是自顾自地唱着自己研究的独角戏，以哗众取宠的方式获得自我欲望的满足。可以说，知识分子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他们的品格丧失，这也是知识分子身份被质疑、否定和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四

从《河岸》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担当与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作家通过《河岸》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使命，“我的小说可能不是一个‘先锋的文本，但我还是希望自己保持一种‘先锋的精气神。这种精神是具有斗志的，是有活力的。‘先锋对我不再是文本的召唤了，是一种锋利的精气神。”苏童笔下的历史是一种个性化的历史，一种小写的历史，“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感觉和反思空间，历史延伸了文本的维度。”在具体而微的历史呈现中，我们看到了并不那么令人赏心悦目的真相，库文轩、库东亮、乔丽敏、江慧仙等人的生存境遇和身份寻找在那个集体狂欢的时代绝不仅是个例，他们的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的存在瓦解了彼时革命伦理道德的崇高与伟岸，封建的蒙昧的权力暴力横行，人格不被尊重，无法有尊严地生活，他们的悲剧不仅是生命的悲剧，个体精神的悲剧，还是那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虽然船上人给了我们一抹温暖的人性亮色，比如他们心的自由，他们对彼此尊严的尊重与维护等，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文革”离开我们还不到四十年，国民性非但没有彻底改变，官本位思想、对强权暴力的漠视、阿Q精神、犬儒主义等依然故我，而“文革”的发生与这些国民性有着至深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对昨天的拷问和反思在今天同样有效。正如作家所言“很多作家到了中年以后，自然地开始直面现实了。直面的方法其实就是让目光聚焦，用最专注的目光注视时代，注视外部世界，这个时代怎么样，这个世界怎么样，它们的纹理、它们的温度怎么样，你必须清晰而大声说出来，还要尽量说清楚。”“或许许多问题是这一个时代没有，下一个时代才会出现，这十年没有，另外十年出来了。其实，这也是写作永恒的资源。作家对人精神世界的探索是永不枯竭的。”历史纵然是个谜，却不应该被遗忘，遗忘等于背叛。只要有关注和反思，写作就有它的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景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