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洁”与“放荡”的复杂变奏：三对女性·三部作品·三位作家·一个问题

李萱

《海或》《永远有多远》《致一九七五》分别是徐小斌、铁凝、林白的代表作，它们发表或出版的时间跨度较长，引起的关注程度和文学史意义也不甚相同：《海火》从1989年出版至今虽未引起强烈的关注，但却是研究徐小斌和女性创作绕不过去的作品；相隔十年，铁凝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问世，得到了文坛较多的研究和关注，连获7个创作奖项；2007年，凝结着林白十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一经出版，就成为文坛竞相评论的热门小说。三部作品讲述的故事也有较大不同：《海火》讲述了方菁、郝小雪等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永远有多远》讲述了生活在京城胡同里仁义善良的女孩白大省的情感经历；《致一九七五》主要是女知青李飘扬对往昔岁月的个人化追忆与狂想。

尽管如此，仔细阅读文本却能发现，三部作品有着一个饶有意味的共同特点：都以一对对位∞女性人物展开叙事，主人公善良、纯洁，与之对位的女性人物却截然不同，大胆、美貌、放荡，二者有着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既相互独立又互相羡慕、互为补充。同一类型的女性人物关系分别出现在不同作者、不同年代的作品中，虽跨越时空却遥相呼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颇具症候色彩的互文关系，在文本之外构成一重新的意义阐释空间。

本文分别从三对女性、三部作品、三位作家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以下内容：这一类型对位女性形象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性别文化？三部作品中对位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怎样的文学史意义？三位作家的价值立场和创作意图有何异同，分别体现了怎样的性别观念？论文希冀通过上述分析，进一步挖掘三部作品的互文关系，探究作家不约而同关注到同一性别文化现象的深层文化原因，以及她们遇到的写作困境和对突破途径的探索。

三对女性：一方纯洁、一方放荡

《海火》中的对位女性是“乖孩子”方菁和“美丽得有点可怕”的郝小雪。方菁很少打扮自己，不爱出风头，与男生接触时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拘谨”，认为自己“在他们眼里一定是很乏味的”，但与女生在一起时，她却表现得自如随便，因为她“拿得准女孩子们喜欢我”。方菁从小就对那些善于表现自己的女性充满崇拜。“少女时代崇拜的偶像”梅姐姐帮助方菁从羞怯、自卑境地中走了出来；后来，她又与美丽妩媚的郝小雪形影不离。郝小雪是方菁“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一类人”，很爱穿“美而古怪的衣裳”，“每天都给人一种新鲜感，弄得人眼花缭乱”。方菁在内心深处对她充满羡慕，“总在不自觉地摹仿她。包括她的微笑，说话，走路，听课的姿势什么的”，虽然她知道这“摹仿不过是东施效颦”。

《永远有多远》中的对位女性是“仁义”的白大省和“风情”的西单小六。白大省是北京胡同长大的女孩，大方善良、重情义，男生都叫她“老爷们儿”“白地主”。她拘谨而自卑，想追求爱情，却又总受挫。西单小六是她“最崇拜的女人”，“蔑视正派女孩子的规矩”，“经常光脚穿着拖鞋，脚趾甲用风仙花汁染成恶俗的杏黄”，“把辫子编得很松垮”，“像是跟男人刚有过一场鬼混”。自大省时常“巴望自己能变成西单小六那样的女人，骄傲，貌美，让男人围着，想跟谁好就跟谁好”，她还偷偷“学着西单小六的样子松散地编小辫，再三扯两扯扯出鬓边的几撮头发”，这时的白大省总是“亢奋而又鬼祟，自信而又气馁”。

《致一九七五》中的对位女性是先进知青李飘扬与落后女性安美凤。李飘扬的中学时代正赶上“文革”，她与大多数孩子一样，严守纪律，认真劳动，主动要求进步。安美凤却“是一个异数”，“胆大妄为，经常旷课”，“不思悔改”。关于安美风的传说有很多，她使“我”感到“非同一般，妖气缭绕，不可捉摸”。尽管如此，“我”却“暗暗希望自己成为安美凤”，“不管安美风多么落后，生活作风多么不正派，我还是与她混在了一起”。

这些对位女性人物有着相似的性格特点和文化背景：一方纯洁、一方放荡；一方深受主流文化的影响、一方处在社会文化的边缘。以纯洁为主要特征的方菁、白大省、李飘扬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顺应社会行为规范；以放荡为主要特征的郝小雪、西单小六、安美风则离主流文化较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常被归属到市井、流氓、小混混之列。三部作品还不约而同地将她们的内在关系设置为：纯洁女性以放荡女性为梦幻或梦魇的对象。在此，梦幻和梦魇所表征的人物关系折射的是前者对后者或羡慕或厌恶的隐秘心理。

梦幻、想象、羡慕、模仿等都是积极的心理活动，当个体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或面临压力性事件时，常会产生类似的应激心理，以调节失衡的内在世界。白大省在恋爱不断遭遇挫折时，对在男性世界穿梭自如的西单小六万分羡慕；先进正派的李飘扬对如狐狸一样魅惑人的安美风充满艳羡，常幻想有“一只狐狸精，生长在安美凤的身上，但在某一个晚上，它在我的身体里进进出出”。这是激荡在纯洁女性内心深处的心理暗流，正如白大省的内心独白：“这个染着恶俗的杏黄色脚指甲的女人，她开垦了我心中那无边无际的黑暗的自由主义情愫，张扬起我渴望变成她那样的女人的充满罪恶感的梦想。”纯洁女性的梦想不仅在有限的空间内缓解了她们因循规蹈矩、寡淡正经而导致的情感伤痛，还在纯洁与放荡间架起了一座隐秘的桥梁，于无形间僭越了传统性别规范的女性身份定位。

这同时也是纯洁女性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文本中表现为对放荡女性的厌恶。方菁觉得郝小雪自私甚至有点儿阴险；白大省觉得西单小六“恶俗”，梦想成为西单小六是一种见不得人、“充满罪恶感”的念头；李飘扬悄悄认为安美凤“妖气缠绕”“不可捉摸”。这些心理细节都凸显了传统性别文化对纯洁女性的规训与内化。所谓“放荡”女性实质上指的是蔑视社会道德规范、听从内心感受以获得自我满足的女性。在这里，纯洁/放荡是一种与道德/不道德相对应的二元对立，纯洁女性在道德的框架内按部就班，放荡女性的自由浪漫享受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但那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纯洁女性在相应的社会负面评价面前望而却步，陷入怨羡交织的心理困境，这是想要突破旧有文化规范女性的两难境地。

三部作品正是通过纯洁女性对放荡女性的幻想、羡慕、模仿甚至怨恨等心理细节，将纯洁女性放置到道德与欲望的夹缝中，并通过一系列生活事件凸显了她们艳羡自由又固守道德、欲摆脱“纯洁”又不得不压抑欲望的隐秘矛盾，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深受传统思想禁锢的女性在纯洁、道德、仁义等传统规范面前的压抑扭曲等复杂心理体验。endprint

三部作品：以“梦幻”为中介的纯洁与放荡

三部作品在对位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有着共同的特点：以“梦幻”为中介，通过对位女性人物之间的梦幻关系揭示纯洁与放荡间的隐秘联系。这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对纯洁与放荡两类女性形象的书写有较大不同，体现了现代性别观念对女性心理和创作的影响。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纯洁与放荡女性形象屡见不鲜，前者主要是在传统宗法伦理的禁锢下从一而终、殉夫守节的节烈女性，后者则主要是可供男性玩赏的美女、歌妓、狐仙等。二者大多分立呈现，交相呼应，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女性形象两极化的文化传统，分别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双重要求：贞洁与性感。贞洁强调的是女性之于男性的归属权和男性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性感则突出了女性之于男性的色相诱惑与性别吸引。二者具有鲜明的两极性，相互排斥又相依而生。中国古代文学“对‘女色形象的塑造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出对‘女贞形象的塑造”，这种现象在现代文学创作中依然多见，主要出现在男性文本中，是男性创作心理对女性性感形象的一种文学消费。

在部分传统文学作品中，纯洁与放荡某些时候也会集中在同一女性人物身上，表现出从纯洁到放荡或从放荡到纯洁的两极转换。如《金瓶梅》对潘金莲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对杜十娘形象的塑造。尽管在《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中，施耐庵曾用寥寥数笔描写了潘金莲从纯洁到放荡的转变，但从她“不肯依从”到“这婆娘到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转变很突兀。在《金瓶梅》中，兰陵笑笑生则较为详细地书写了促使潘金莲转变的现实遭遇和心理波动：早年丧父，九岁被卖入招宣府作家伎，十五岁转卖给张大户，因遭家主婆嫉妒，嫁给“甚是憎嫌”的武大，从此开始破罐子破摔，“勾引浮浪子弟”。杜十娘误落风尘，历经七年，“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希望拯救自己。她选择李甲托付“从良之志”，但李甲却以千金之资将她卖给孙富。可见，从纯洁滑落为放荡易，从放荡重归纯洁却很难，但不管是何种转换，她们都不得不背负“放荡”的罪名，承受强大的伦理体系和社会舆论的道德谴责与身心压迫。两个女性生存本相背后所隐匿的传统性别关系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双重审判标准昭然若揭。虽然两部作品对女性人物的书写触及到了这一层面，但都未能从女性生命体验的角度给予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纯洁与放荡的两极转换在现代女性小说创作中得到近一步的发展。张爱玲在《白玫瑰与红玫瑰》中试图将纯洁与放荡融入变化着的同一女性形象中，小说以男主人公佟振保为叙事焦点，塑造了由放荡转向纯洁的“红玫瑰”王娇蕊和由纯洁滑向放荡的“白玫瑰”孟烟鹏，并以“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的感叹，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双重欲求和道德规训中的自相矛盾性，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女性纯洁与放荡两极角色的质疑和反叛。

将纯洁与放荡女性进行对位书写，是当代文学试图打破纯洁/放荡两极局面的另一种探索。姆火》《永远有多远》《玫一九七五》即属此列。三部作品尝试以“梦幻”为中介对纯洁/放荡对位女性形象进行塑造，这里的梦幻指的是做梦或与梦的特质相类似的想象、幻想等。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生理和精神现象，梦幻时常表现为梦幻主体内在体验或欲求的外在流露，文学文本中的梦幻则往往在必要的时刻承担着表现梦幻主体内在体验或欲求的文本功能。在三对对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梦幻”的中介和表征功能是比较重要的一环。《致一九七五》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致一九七五》中，李飘扬也即“我”对安美凤的叙述，生动表征了纯洁女性对放荡女性的“内心狂想”。小说专门有一个小节是“我想成为安美风”，叙述了想要成为“先进知青”的“我”对我行我素、生活作风随便的安美凤的艳羡。这里，“我”表征的是主流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份的定位，安美凤表征的是女性的本真存在，二者之间的错位引发了“我”的“角色焦虑”和“角色反抗”，想成为安美凤的幻想和对安美凤恋爱细节的想象，则成为缓解焦虑的一种心理性行为。比如，谈到安美凤与李海军毫无禁忌地恋爱，“我”一面认为是不道德的，一面又忍不住幻想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可以说，放荡女性对身体的尊重与认可打开了纯洁女性被禁锢与压抑的欲望豁口，并在某些时刻充当了纯洁女性内心深处叛逆梦想的外在表征，是纯洁女性掩藏起来的另一个自我。在纯洁/放荡对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梦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像一面哈哈镜，折射出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较深的纯洁女性，在传统与现代、道德规范与欲望表达等方面的内在矛盾与复杂体验。

从文学作品对纯洁与放荡女性的书写发展历史来看，这三部作品对纯洁/放荡对位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纯洁女性与放荡女性分别看作独立的个体，肯定了她们源于本体需要的生命欲求。在中国传统文学话语中，纯洁与放荡女性都是基于男性的需要而存在的，其独特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欲求时常被遮蔽。即使在那些描写女性在纯洁与放荡间转换的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讽刺也压过了对女性人物的理解与同情。但在这三部作品中，无论是纯洁女性还是放荡女性，都是独立的个体，纯洁女性对放荡女性的模仿想象，放荡女性对爱情和欲望的大胆追求等，都对原本需要压抑的女性生命欲求做出了充分地肯定，并重新对传统观念中的“放荡”内涵做了审视与文学表征。

其次，将纯洁与放荡两种因素看作人性的不同层面，对在道德自律和本体欲求之间挣扎的纯洁女性给予了特别关注。传统文学话语中的纯洁与放荡分别表征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双重需求，但这种双重需求在女性生命体验中却是被分割开的，纯洁女性不能有所谓“放荡”的想法，放荡女性也与“纯洁”南辕北辙。事实上，“纯洁”对女性而言是一种社会道德需求，所谓“放荡”则是个体生理需求的表现，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传统性别话语却将之两极化，从而割裂了作为个体的女性的人性内涵。虽然一些文本触及到了放荡女性对传统宗法伦理的蔑视和对本体欲求的张扬，但所谓“放荡，之于纯洁女性的生命意义却鲜有文本关注。本文论述的三部作品有所突破。endprint

再次，以“梦幻”为中介沟通了对位女性的内心体验，深刻揭示了纯洁与放荡间复杂隐秘的内在联系。“梦幻”是传统女性文学创作出现频率较高的书写内容，其中，深处闺阁的女子在梦幻中思念男子的场景最为常见，某些情况下，也会有大胆女子借“梦幻”表露被压抑的情思和欲望，如明代女子戴伯磷在《寄林士登》二首、《再寄士登》二首中“默默倚栏干，无缘对面看”的感叹和“若逢元夕夜，便可对巫山”的幻想。如此大胆的情欲吐露肯定是不被传统封建礼教所容的，戴伯磷自觉无颜，自缢而死。虽然结果凄惨，但其借助“梦幻”书写压抑情欲的文学表达方式却被后世作家一再沿用。《海火》等三部作品即创造性地以“梦幻”为中介沟通了纯洁与放荡女性间的隐秘联系，将二者容纳于女性流动的心理体验之中，不仅有效开拓了“梦幻”的文本功能，而且借助对位女性人物的“梦幻”关系，深刻透视了纯洁与放荡二元对立关系中复杂隐秘的社会性别文化内涵。

三位作家：相似的价值立场，不同的创作意图

三部作品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有趣的共同点：采用第一人称“同故事”限制性叙述视角，并将叙述视角聚焦于纯洁女性人物一方，也即叙述者“我”与纯洁女性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海火》中的“我”是方菁；《永远有多远》中的“我”是白大省的表姐；《致一九七五》中的“我”是李飘扬。这意味着三位作家都与纯洁女性人物的价值立场更为贴近。但由于作品创作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较大的不同，三位作家的性别观念和女性意识也不完全一样，因此，每部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致。

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终于发现人的理性之外时时都有一种干扰自己的行动的非理性意识时；终于认识到恶并非人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人性的基本事实时，人们开始承认人的心理潜结构，并试图探索这一禁区，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心理小说或心态小说。”《海火》就是这一文学思潮的产物，只不过徐小斌更为敏感地在人性问题中看到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精神困境。也即《海火》创作的出发点是人性，落脚点却是现代女性人格面具与爱欲本能的矛盾，方菁与郝小雪分别表征了现代女性的人格面具与爱欲本能。这从方菁的内心独白可窥见一斑。在别人眼中，“我”是个乖孩子，“可实际上我并不乖。……当我恪守着各种规则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个什么在发出相反的呼喊。这个叛逆被我牢牢锁在心灵铁窗里，一有机会便要越狱逃跑。”在“我”需要恪守与遵从的各种戒律中，“纯洁”是一项重要内容，它是男性社会文化对女性的道德要求，也是现代女性人格面具的内涵之一。“我”想要叛逆逃跑，是因为这一戒律压抑了“我”的爱欲本能。“我”“心里锁着的那个家伙”总“搅得我神不守舍”，不知道“‘好和‘坏的界线究竟在哪儿”，只能在内心深处“激烈地反抗”。郝小雪是“我”的“幻影”，是从我“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是“我掩藏起来的另一个自我，她代表了“我”在社会道德规范下不能也不敢越界的东西，诸如对美丽、性感以及所谓“放荡”等本体欲望的自觉追求。

方菁与郝小雪其实代表了作为个体女性的一体两面，二者在人性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是不可割裂而存在的，然而现实规范的压抑使得二者常处于割裂状态。这种人物关系模式的书写不仅与时代文化思潮联系密切，还与徐小斌年轻时“对于朦胧初起的性意识陷入的一种渴望、恐惧与弃绝的矛盾与危机”有关，她借助于这样的人物关系，表达了对深受传统性别观念侵害的纯洁女性的深切同情，对压抑人性的男性社会文化的痛彻批判。

《海火》与《致一九七五》的叙事者都是纯洁女性，只有《永远有多远》选择了白大省“表姐”这一个不远又不近的人物作为叙事者。这与铁凝独特的女性意识不无关系。她曾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作‘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虽然《永远有多远》中并没有明显的“第三性”视角，但白大省“表姐”作为一个既是知情者又是旁观者的叙事者，却切实地承担着“第三性”视角所具有的跳出故事并审视故事的功能。

选择这一叙事视角有明显的优势。它与《海火》将放荡女性处理为纯洁女性心灵幻影的叙事方式有较大不同。在表姐的叙事口吻中，白大省与西单小六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放荡女性不再依附于纯洁女性而存在，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内涵。同为女人，仁义的白大省与妖娆的西单小六是如此的不同，她们都住在驸马胡同，家庭环境、成长氛围等却差别很大，是在男性社会文化中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两极，按理说应少有交集，但事实上却有着隐秘的联系：西单小六是白大省最崇拜的女人，但白大省清醒地知道她永远也变不成那样的女人。这种隐秘联系在白大省表姐的叙述中显得更为真切、客观，更能博得读者们的同情与认可。

这一叙事视角也有它的局限。铁凝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谈到白大省与西单小六的关系：“白大省已然成为的这种人却原来根本就不是她想成为的那种人。而她梦想成为的那种人又是如此的渺小，不过是从前胡同里一个被人所不齿的风骚女人‘西单小六。白大省的这种秘密梦想就不免叫人又急又怕。”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纯洁女性白大省非常矛盾，对放荡女性既羡慕又不屑；放荡女性西单小六位置尴尬，既让人羡慕又“被人所不齿”；作者认为放荡女性“如此的渺小”，对怨羡交织的纯洁女性“又急又怕”。这也是铁凝选择白大省的表姐作为叙事者的原因所在：她既是知情者，又是旁观者；既同白大省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又在外貌、爱情、事业等方面都优于白大省；既与纯洁女性价值立场贴近，又与放荡女性存在着审视的距离。与放荡女性在文化格局中的尴尬位置相对应，以纯洁女性为聚焦点的叙述也显得极为尴尬：“我”认可并同情白大省对西单小六的秘密梦想，同时又不自觉地对与“我”所处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西单小六充满不屑。

其实在《海火》中放荡女性的位置也比较尴尬。这与作者选择纯洁女性为叙事者有很大的关系。“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者观察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错综复杂地联结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何物？看者与被看者的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它往往是作者与文本内容、人物形象等之间的心灵结合点，不可避免地包含并体现着作者的性别观念和叙事态度。《海火》中的纯洁女性和放荡女性之间就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纯洁女性不仅发自内心地看到并羡慕放荡女性的漂亮妩媚、性感魔力，同时也看到了放荡女性的阴暗自私，甚至还不由自主地将其置于道德的天平上进行审判，并不断反省自己的艳羡心理。例如，“我”一直“不自觉地模仿”着郝小雪，但有一天“我”发现她竟然偷东西时“像是被一个邪恶的梦窒息了……我搞不清楚她是真的还是幻影……在黑色的梦魇里，一个蛇发少女揭开面纱，发出狞笑。”“邪恶”“蛇发少女”“面纱”“狞笑”，这些常被用来形容坏人的词汇传达了叙述者对小雪的道德批判，源自“我”真实体验的梦魇感受与此前的艳羡心理形成鲜明对比，促使“我”对怨羡交织的复杂情绪做出反思。虽然叙述者对放荡女性不无理解和同情，但诸如上述对此类女性自私阴暗、道德品质问题的书写，都间接传达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并试图与她们拉开身份的距离。endprint

这一叙述现象表明了徐小斌与铁凝性别观念的新旧杂糅。尽管她们对纯洁与放荡女性形象两极化的文学传统融入了现代意识的改写，对女性文学书写也有较大的反思和突破，但不可否认，就这个问题她们仍存在着一定的困惑和局限。《致一九七五》有所突破。虽然安美凤与郝小雪、西单小六一样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但林白并没有将她放置到道德的天平上审视和审判，而是将她作为李飘扬回忆中的众多“他者”之一，以纯洁女性为视点展示了她身上与扭曲年代极为不符的茁壮生命力，并从个体生命价值的角度，断续交代了安美凤在时代流转中的命运波折。与此同时，李飘扬对安美凤的感受与评价也在发生变化，一九七五年的她对安美凤既羡慕又害怕，在多年以后的回忆里，安美凤却有着异样的光芒。可以说，将放荡女性的尴尬化解在纯洁女性的成长与回忆中，是《致一九七五》较为成功的一笔。很长一段时间，林白的作品都与“私人化写作”这个标签联系密切，在其中男权社会和男性也一直是对立于女性“自我”的“他者”，而在《致一九七五》中，“自我”成为淹没在历史中的女性生命个体，安美风仅仅是与这个独立自我构成各种关系的“他者”之一。

按照这个思维逻辑，三部作品的相异之处变得愈加明显：《海火》中的对位女性是“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关系，《永远有多远》是以“第三性”为视点的一个“他者”与另一个“他者”的关系，《致一九七五》则是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与“他者”之一的关系。虽然三位作者有着相似的价值立场，但由于女性意识、创作意图等方面的不同，对位女性人物之间呈现出了不同的逻辑关系，生动地表征了她们对女性主义的不同理解，对相同女性生命体验的不同视角、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关注与书写。

一个问题：道德敏感问题的处理与写作困境的突破

从三部作品的诸多细节中，我们窥破了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学现象：女作家处理道德敏感问题时，常会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写作姿态掩盖自我价值立场的尴尬。纯洁与放荡的复杂变奏只是其中一种表现。这可说是女作家们经历的一种独特的集体创作经验，归根结底还是潜伏在人们思维深处的传统性别观念在作怪。

首先，作家自身很难真正撇清传统性别观念的印痕。在文化传统、性别观念、创作心理、阅读期待等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她们在作品中处理道德敏感问题时，会不自觉地出现价值立场自相矛盾的情形。比如本文所论述的三部作品，叙述者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作风迥异的对位女性人物的道德判断；作家在创作时既想要书写和呈现类似的女性心理困境，又想要千方百计地与放荡女性人物拉开距离，以避免被误读。

其次，道德敏感问题本身即处于传统性别关系模式二元对立的一极，其文学书写很难走出这种思维陷阱。就本文所涉及到的道德敏感问题，如妖娆自私、与男性关系开放等而言，在传统性别关系模式中都处于社会推崇行为方式的对立面，是触犯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容。以往的文学创作对此类问题的处理也常出现两极化情形，要么站在社会伦理规范的立场进行道德抨击，要么完全无视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直白书写女性身体。前者以道德约束压抑了个体生命体验，后者又因对个体欲望的张扬再次迎合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身体消费。而这三部作品却另辟蹊径，主要从心理层面书写女性在纯洁与放荡间的隐秘挣扎，既有效规避了男性消费眼光，也揭开了女性掩埋较深的集体困惑，纵然如此却也很难避免陷入困境。

最后，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对接过程中遭遇道德敏感问题的伏击，发生了较难察觉的移位。“历史的真实书写依赖于集体经验的书写，而集体经验的书写依赖于个人经验的书写。”但对个人经验的书写并不能直接抵达集体经验，需要较好的对接才能造就好的文学作品。有意思的是，在有关道德敏感问题的文本中对接常会错位。在这三部作品中表现较为明显，对于以纯洁为本位的女性而言，对放荡的隐秘纠结仅仅是一种心理活动，虽然不时会有自我道德谴责，但并没有公然抵触道德规范；而对于想要通过个人经验书写传达女性集体经验的作者而言，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价值立场和阅读期待中的道德压力，从而努力把自己从集体经验中隐退出来，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错位就此产生。

如何才能将错位对接呢？三位作家也在寻找答案。她们在作品中对道德敏感问题的处理方式相差很大。《海火》通过方菁的自我反省、对郝小雪的道德批判以及叙事者时或流露的负面叙事等，将道德敏感问题归结为人性中阴暗的、需要压抑和清除的内容，从而试图与方菁羡慕的人性自由层面撇清关系。《永远有多远》则干脆选择白大省“表姐”为叙事者，对白大省和西单小六分别作出审视，这当然也包括对西单小六种种“被人所不齿”的道德敏感行为的审视。在《致一九七五》中，作者和叙事者都没有对安美凤和她的行为做道德评判，反而在李飘扬的回忆中显耀出异样的光芒。显而易见，《致一九七五》对道德敏感问题的处理最少纠结和尴尬。这是因为相较于“自我”分裂的方菁和作为“他者”的白大省，李飘扬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她对安美凤等人的回望与追忆，是从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女性“自我”的视角，对在历史中被遮蔽的鲜活个人的打捞，和对曾经需要缄默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去蔽。这其中女性“自我”的变化，确切地说是纯洁女性“自我”的变化，其实暗喻了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变化与成长，同时也彰显了女作家自身女性意识的成长。

这给我们思考如何突破写作困境带来了启示：想要文学书写从个体的“我”顺利抵达集体的“我们”，需要把个体的“我刻画得更为立体和丰满，不仅要述说“我”的喜怒哀愁、克制放纵，还要用更多篇幅书写与“我”有关的“她”和“他”、人和事、社会和经济、历史和文化、道德和人性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拓展个体生命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与集体经验顺利缝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写作氛围中，那些所谓的“道德敏感问题”，都会被化为人生成长的体验与收获，超越社会道德的评判，在更高的层面获得提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题材历史小说的叙事范畴研究”（11XZW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