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是批评家的天职

朱寿桐

一

这还是几年前的一段影响很大的旧闻：在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的研讨会上，批评家曾庆瑞发言称：《乡村爱情故事》展现了农民生活的很多场景、片断，但缺乏“历史进程本质的真实”，“电视剧绕开真正的现实生活走，其实是一种伪现实主义。”“本山可以发挥他的艺术优势，抓住农村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给观众看。”曾庆瑞还批评电视剧夸大农民的生理缺陷，等等，然后呼吁赵本山：“艺术家应当以追求高雅、崇高为目标和境界。”

对于这番言论，一开始还表示欢迎批评，自己“抗打击能力很强”的赵本山承受不住了，立即予以反驳：“首先我要说，我从来都不是高雅的人，也从来没装过高雅。高雅是从民俗进化来的，没有大俗就不会有大雅。”接着暗示，这样的批评并非出于善意：我“想听一点善意的话”。然后表示，自己希望听到的善意的批评是一剂良药，而不是那种“开一付药我吃了就死的”——那当然是毒药了。他还指责批评家，不，简直是教训批评家：“这位教授提到的农村生活，我想知道，您熟不熟悉农村生活？您去没去过？如果没有发言权的话，那考虑好再说。”

一直以来，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受到长期的热议。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主要是批评家自己，当然有时候也有作家加入。批评家一般认为文学批评应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捍卫自身的尊严，而作家则常常表现出对于批评家的不信任和不以为是，甚至肆无忌惮地宣称：宁可听着蝼蛄叫着种庄稼，也不要听着批评家的话搞创作。这回，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称不上作家的创作者，一个看不惯别人“玩深刻”、玩高雅并称自己也玩不起深刻与高雅的赵本山。这确实是一个没有什么理论修养的主儿，然而在满嘴理论，满腹经纶的教授、批评家面前却侃侃而谈，义正词严，势如破竹，畅快淋漓，搞得批评家无力招架，只一回合，便败下阵来，偃旗息鼓。

我不认为批评家对赵本山电视剧的批评是如何精彩，我甚至认为是一种老套的、缺乏创新性思维的批评。但它的遭遇则有助于我们思考文艺批评的尊严问题。赵本山对于批评家采取的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态度，以及在反批评中体现的用心不纯，立意不诚的意识与理念，值得我们在事发数年后继续深长思之。

二

赵本山既然知道评论家中“有人以质疑别人为己任”，就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准备在召集评论家讨论作品的时候听到那些质疑的声音。一般来说，对于文艺批评稍有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面对批评家应该有接受批评的平常心，一味抬轿子吹喇叭的批评不是真正的文艺批评。心高气傲的赵本山显然没有这样的平常心，表面上说起来是来“抗击打”的，实际上一点都经不住击打，当有批评家祭起“历史的和美学的”的法器对他的“伪现实主义，进行质疑的时候，他几乎就像陈西滢描述中的“鲁迅”：“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确是不肯罢休。当天的会议上似乎是“和解”了，赵本山“正面”评价这些提批评意见的批评家：“和一些在背后骂人的网民比起来，当面的批评也是一种真诚。”相信这时候说这话不是语含讥讽，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批评家的水平也不过就是普通网民的档次，相比之下，人家当面说出意见了，比那些背后骂人的网民还是多了些真诚。可事后表明，赵本山依然耿耿于怀，在别的场合提到这一节时，赵本山不无尖刻地说：“有些人不质疑别人就不会干别的了。”

这话没错。对于批评家来说，他所干的正事就是质疑别人；现在的专业批评家并不在少数对于专业批评家来说，当然是“不质疑别人就不会干别的”。事实是，许多人连质疑别人也不会，或者也不愿意。赵本山看来很少接触文学批评，更不知道批评家群体的存在价值及其社会职责。

也许，赵本山出席这个研讨会有些失望，因为他本来是想请这些批评家和专家“开药方”的，虽然他不知道他的作品是否有毛病或者毛病在哪里。他居然能够说出类似于善意的批评不啻是一剂良药这样的真言。不过当他发现这些批评家没有施放出他所期待的“善意”以后，立刻发现他们这种并非“善意”的批评是一剂能够致人死命的毒药。且不说拿出作品来讨论是否应该等同于车辆出了问题去汽修厂找师傅，文艺这行当能否这么实用、这么直接地处理问题？便是“善意”与否，怎能以你的一己判断为标准？人家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从历史的和美学的崇高标准出发谈论并要求你的作品，你居然认为这是一种恶意，说得过去吗？一个真心想请听批评家意见的创作者、一个准备来抗击打的倾听者，就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明白批评家出来的话未必都十分中听，明白别人打来的拳头未必都是温柔万端的棉花拳。对于那些不怎么中听的话语，不那么温柔的拳路，你大可以不必理会，或者虚与委蛇，没必要当即引爆“血压”，“跳到半天空”，直斥人家“恶意”，甚至是开毒药方之类。没有比这样的判断更为简单粗暴的了。对批评家可以这样简单粗暴，既是中国的文艺批评界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坛的创作者缺少相应的批评素质和理论修养的体现。赵本山是一个有理由将个我感觉作夸大处理的创作者，因而他更有理由觉得自己可以对批评家采取这样的态度。

三

即便如此，赵本山即使不大知道批评家是干什么的，也还是一个十分明白事理的人。他知道自己即使再能言善辩，巧舌如簧，面对这些“死磕”的批评家，讲起理论来还是会处于逆势。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要求我“追求高雅”吗？对不起，我就是不吃这一套，而且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我从来都不是高雅的人，也从来没装过高雅。高雅是从民俗进化来的，没有大俗就不会有大雅。”不高雅的人能够弄一句“没有大俗就不会有大雅”这样的警句，也就已经够高雅的了，虽然这高雅的警句内涵并不像赵氏理解得和表述得那么简单：从大俗到大雅须有漫长的和艰巨的路可走，并非大俗就等于大雅，大俗就能够立即抵达大雅；这其中的路程之复杂，恐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走完，甚至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认知。

诚然，面对《乡村爱情故事》这样的电视剧，面对赵本山的小品等这一类作品，批评家祭起“高雅”的法宝，颇有些方枘圆凿的味道，在这意义上，赵本山反唇相讥的确占尽优势。赵本山的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往专家们意念中的“高雅”处整。然而，即便如此，赵本山也没有资格“得理不让人”，对要求他“追求高雅”的批评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为一个从事艺术创作的创作者，同时也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他可以在风格上不认同所谓的“高雅”，但却没有理由在情趣上和精神上对一切“高雅”嗤之以鼻。即便是表现农村生活、刻画农民形象，抑或是描写乡场上猫叫石跳般的村俗、展示灶台上柴米油盐的庸碌，都有可能也更有必要融入高雅的情感品质，以便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品位。公然放弃精神、美学和艺术、情感意义上的高雅，甚至以此作为标榜，以此作为百毒不侵的金盾，抵挡一切类似的批评声音，这是一种拒绝美学拒绝理论的过于市井的态度，绝不是一个明智的艺术家之所该为。

的确，一个过于市井的创作者对待任何批评都可以持这样的态度：你批评家指责他什么或者质疑他什么，他偏偏就认为他所做的或所追求的正是你所批评和质疑的，你要他“高雅”他就说他偏偏不要“高雅”，由此构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让的格局。这样的格局颇有些像下中国象棋时的“滑动将军”，或者是车轮式“将军”，“车”与“将僦这么上下扯着，无法终局。下象棋的时候将这样的格局成为“流氓棋”，真是不太“高雅”。理论探讨和艺术批评却是不应该下这样的“流氓棋”，虽然许多理论在许多创作者看来是扯蛋的事情，但关于文艺作品的真与假、好与孬、正与邪等问题，还是可以而且应该辨别清楚的，其中虽然很少绝对真理，但公认的艺术原则并不会因为一两个艺术家执意不认同就偃旗息鼓。

赵本山对付那位评论家的另一个杀手铜是“生活的真实”。他质问批评家——这回是居高临下的了——你熟悉不熟悉农村生活？去没去过？那是针对曾庆瑞说他“绕开真正的现实生活”而发表的盛气凌人的反批评。赵本山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显然不对，在盛气凌人的态度中阐述出来的观点，特别是在这种阐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思维逻辑，都非常错误。坦率地说，曾庆瑞的那一番批评显得太迂，理论方法过于陈旧，但也还是有些真知灼见的，他指责《乡村爱情故事》绕开真正的现实生活，我觉得非常中肯，可谓一语中的。现在的农村各种社会矛盾相当突出，也相当深刻，例如土地与发展的矛盾、收益与分配的矛盾，等等，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揭示的那种严峻与深刻，才是农村现实生活中带有某种本质方面的内容。《乡村爱情故事》系列电视剧确实是“绕开”了这样的严峻与深刻。无论赵本山根本就看不到这一点，还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人家批评家既然道破了，虽然达不到振聋发聩之效，至少也应该藏掖起自己的难言之隐，对人家的一语中的表示折服。然而没有，反而质问人家有没有去过农村？人家没有去过你那个农村，不等于对农村题材的作品没有发言权，且不说作品中确实存在着拿农民的生理缺陷取笑的毛病，便是表现农村生活的浅俗化的立意与展开，以及所带来的情节上的虚假、生硬、琐碎与重复，即便是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观众也能看得十分清楚。

认识农村生活的熟稔度，或者把握农村生活的深度，并不一定是与农村生活时间的长度成正比。即便是谈农村生活的时间长度，赵本山也未必就有气使颐指的资格：他1974年（17岁）就离开农村，先进入公社文艺宣传队，又加入威远乡业余剧团，后借调西丰县剧团主演二人转，此后其生活离农村越来越远。这样的农村生活底子，用来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自然是非常有效的，但还不足以拿来在批评家面前夸耀，更不应该以此作为教训别人的资本。如此绵薄的农村生活资本，在小品和电视剧中已经取用殆尽，应该珍惜着点了。

（责任编辑：王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