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通信”述略

王　尧

一、题 解

1981年9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叶君健先生作序。1982年，作家冯骥才、李陀和刘心武曾以通信的方式讨论相关问题。这三封信件分别为：《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和《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发表与《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初探》的出版与三封信件的发表在80年代初期曾引发争论。以下是笔者根据访谈内容所作的整理，大致可以还愿事件的来龙去脉。

二、关于《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写作

口述者：李 陀（批评家，作家，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

时间：2003年9月

我在《1985》的那篇文章里，谈到在北戴河作协组织休养的时候，我、苏叔阳、刘心武、叶文福、白桦、高行健，我记得的这些作家，还有一批的，在北戴河住了一星期。天天晚上有一个节目，就是高行健在那讲现代派，他天天讲，大伙缠着他讲。特别好玩的事是，叶容福他写了一首现代派的诗，模仿现代派的诗，大伙当时都背这首诗。从高行健那儿，印象最深刻的是，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马雅科夫斯基是现代派，第一次听说，原来不知道，未来主义。而且听说阿拉贡是现代派，革命的。高行健他写作也很怪，那时他正在人艺当编剧，他写作就是对着录音机说。他写作特点很有意思，他无论写戏剧写小说，先对着录音机说，说了以后，对着录音机整理。这给我很深印象，而且好玩，所以高行健这点应该给我一定影响。所以他写《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就顺理成章，把他那些评到讲到的东西写成稿子，基本就是那些内容，但要比当时讲的更系统、更准确。

三、关于“通信”的写作

口述者（之一）：李陀

时间：2003年9月

我记得好像是最早是我和刘心武商量，这个咱们得支持一下高行健，就找冯骥才，说我们仨是不是搞一个通信，支持一下。冯骥才先写的，好像是然后我写的，刘心武写的，就是这个顺序。我写这封信，思想上有一个小变化，到现在我坚持认为的，“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国要创作一种现代小说，但是不能搞西方现代派。这么做的一个主要想法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而是觉得不能模仿，不能跟着别人走。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冯骥才是全面肯定。更出乎意料的是，刘心武说了一些不赞成的话。这和平时聊天的观点不太一样。后来想也许是这样留点差别。

口述者（之二）：冯骥才（作家，人文学家，书画家。）

时 间：2005年10月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什么会我记不得了，开了一半我要走，李陀送我出去，李陀说，咱们轰轰吧，北京的文化气氛太沉闷了。我说怎么轰，从哪儿轰？李陀说从艺术上。我说那我们把“现代派”教导教导。李陀说，要找点新武器，要不然，你写第一篇，我写第二篇，刘心武写第三篇。我说开足马力，打第一炮。你看我的题目就很猛，叫《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我在当时不太在乎这件事。李陀的题目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就稍微往后退了点。我看了也骂他了，你让我当头炮，把我当炮灰送出去了，然后你躲在后面，你就开始进行思辨了，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和我思辨？一开始你跟我说好要我打得猛一点儿，然后你开始思辨了，跟我玩虚的。我没想到刘心武那篇会这样写。当时说现代派，主要是想支持一下高行健。

四、关于“通信”的发表及其他

口述者（之一）：李子云

（批评家，编辑家，曾任《上海文学》副主编。）

时 间：2005年11月

我那时经常有机会到北京，在夏衍家里见到过高行健，他坐在沙发上不大吭声。因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高的压力很大，大概就是曹禺比较支持他。我现在不愿意说这一段，大家都喜欢把发表通信这件事跟自己联系在一起。我不敢讲，别人讲是经过别人手发的，是不是记忆有问题。《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我也看了，当然还是写得比较浅的，但我认为应当探讨。这本小册子引发了李陀、冯骥才、刘心武他们的讨论，这三个人以连环套的通信方式进行讨论。李陀告诉我北京不能发，我说给《上海文学》吧。发表通信的那期刊物出厂那天，我早上刚到办公室，冯牧同志就打电话来，命令我撤掉这组文章。我跟他解释，杂志已经印出来了，根本来不及换版面。他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问题很敏感，集中讨论会引起麻烦的。但我认为没什么关系，讨论一下不要紧。冯牧说，你知道吗？一只老鼠屎要坏一锅粥。我说你这样讲也太过分了吧，我这老鼠屎还没有这能耐坏一锅粥吧。他说，啊，你这种……。他没讲出来，意思是你是小人物没什么关系，可是会影响整个文艺形势。我说我在上海连累不到文艺界。他说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怎么怎么。稿子还没有发出来，不知北京他们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谁告诉他们的。我说你管不着我，有市委管我。他把电话挂了。我就发了，他从此不几年理我，我们见面也不说话。我后来在书的后记里也向冯牧道歉了。我才知道这不是他的意见，是贺有人点我的名。在顾骧的《晚年周扬》里我看到了，有人在点我的名。不直接点我的名字，说夏衍的秘书怎么怎么干。冯牧替我辩论，说这个人是个共产党员。康生1964年反《北国江南》时，把我点名了，林默涵替我讲话，林是看我长大的，他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康生说我是个瞎了眼的共产党员，《北国江南》的共产党员是个瞎了眼的人。冯牧打电话是想挽救我，我还这么凶。我对他很抱歉，我对很多老人家都很抱歉。三篇通信发表后，就有人说这是为“现代派”试探风向的三只“小风筝”。

过了两个月，巴金来了一篇文章，是写给瑞士作家的一封信。这完全是偶合。我发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封信跟三只“小风筝”有什么关系。当时我知道巴老有一封信，我就跟李小林说给我发吧。她说好啊，巴老那时对《上海文学》支持得不得了，就这样发了。到了过年的时候，夏衍来了一篇稿子《与友人书》，是篇手稿，很长，他批判了文化专制主义，着重谈了需不需要借鉴现代派的问题。夏公的文章也发了。这两篇文章一发，我又罪加一等。有传言说我是有组织的，发了三个“小风筝”后受到指责，就把两个大人物搬出来撑腰。我听到就笑起来了，我说我要是有这么大能耐就好了，我想搬巴老就搬巴老，想搬夏公就搬夏公，我有这么大本事啊？他们听我指挥啊？说我是策划好的，先放四只小风筝，然后再搬巴金，再搬夏公。他们两个老人家是可以随便被人搬的？能有这么大能耐我可了不得啦，可以呼风唤雨啦。当时正好又是讨论异化问题。在上海，王元化的宣传部长也被挂起来了，成立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夏征农来管意识形态。他一上台就在文艺会堂开一个大会，就是检讨会，各个单位检查清除“精神污染”，点名《上海文学》是重点，要检讨。后来是谁去检讨的呢？我们那个支部书记不让我去，不让我去检讨，大家都得去受教育，他知道我一上去又不晓得讲出什么来，惹麻烦。他说他上去讲。那个时候我们支部很团结。支部书记在台上慢条斯理，一条一条证明我们一点都不自由化，而且是服从中央的。这个会就无疾而终了。会上各个协会的人乱骂，声东击西，滑稽极了。有人骂吴强，说他儿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这跟我们上海文艺界“自由化”有什么关系？最后柯灵站出来讲，说这种大会是不健康的。大会最后变成这样子，不了了之。后来通知我，把我调到大百科全书去，说我本事太大了，在这里呼风唤雨，把检讨会弄成这个样子，要把我清除出文学界。我说这到跟柯庆施一样了，柯在“文革”时就要把我清除出文学界。我问我犯了什么天条哪？钟望阳就讲她犯了什么问题，要把她不能留在文艺界的根据找出来，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幸亏钟望阳几位领导和杂志社同仁支持，没有这些领导我早就完蛋了。

口述者（之二）：冯骥才

时间：2005年10月

高的书出来了后，《文艺报》不高兴，冯牧也不高兴。但是，一般来讲，谁也不肯随便碰那一拨。后来，这件事争论非常大，我对这件事的争论向来不在乎，我从来不喜欢和别人争论，我一点也不紧张。后来我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文艺报》叫我去开会。当时是在新侨饭店，是在七楼还是几楼会议室，我去的时候，一看气氛非常紧张，有我，李陀，刘心武几个人，好像王蒙来得晚一点，有冯牧、唐达成，还有阎纲等。冯牧先说了，他从如何推动现实主义创作说起，是从侧面讲的，避开了与我们的冲突。冯牧说完后，作家从维熙发言，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他的第一句话特别够义气，我从外地刚回来，一回来就听说大冯他们出事了。很艺术，也很够义气。轮到王蒙发言时，麦克风坏了，就换了好一点的麦克风，王蒙就笑了：还是越现代越好啊。

口述者（之三）：李陀

时间：2003年9月

三个人的信发了不久，就听到很多批评，我们就不服，我接信比较少。刘心武和胡乔木的儿子比较熟，我就跟刘说肯定咱们没错，说跟胡乔木说说去啊。有一天晚上，我和刘把我们的观点一说，高的书怎么重要。我还是那个观点，焦点是形式啊，因此我们可以从现代派的很多技巧里吸取东西，但我们不是搞现代派的。心武做了些批评，但还是说现代派是可以借鉴的。胡乔木就是静静的听，不太插话，几句话印象比较深，“现代派的东西并不是新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迷过，也都读过。我读过尤利西斯。”从他嘴里说尤利西斯，有意思。我当时只知道尤利西斯这个名字，并没看到过小说。“但这个东西十恶不赦，是个问题。”胡并没有直接批评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回来还特别兴奋，说胡乔木有点支持我们。当时天真，我们俩特高兴，说告了状了，一直告到胡乔木那了，肯定支持咱们，这有什么错，当时说思想解放，就觉得自己思想解放。

过了几天，越来越不对，第一次是搞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说我们的“现代派”是个大错误，说要开会，传出来说我们必须做检讨。高行健说是有肺病就跑了。到南方转了一年才回来。我是不记得这个会是怎么开的了，反正我是没检讨，还坚持了几句，那时也容不得你多说了。后来冯牧开始批评我了。有一次唐达成对我的批评印象特别深刻，开什么会回来，坐在车里，唐苦口婆心的说，李陀啊，我们这些人就像鲁迅说的，是横着站的，我们是腹背受敌，你就别捣乱了。什么小众化、什么焦点形式，添什么麻烦啊。可是我很感动，即使那样，我还常找冯牧啊，不是我和刘心武，就是我和冯骥才，和张洁一起去，那时见冯牧很容易啊，经常见，这点我还是很感动的。当时冯牧也好，陈荒煤也好，不是很计较的，虽然不赞成我们这个，但也不是很严重。当时他们对我们这些捣蛋分子还保护一下。这点还是满大度的，批评也不是很重，没有什么你犯错误了，很严重什么的。发表通信，好像是我说的，我和李子云说的。当时我和李关系很好。周介人当时还是普通编辑。所以你说的那件事大概就是这么回事。“现代派”这个概念应该是袁可嘉提出来的。我有一次为了现代派这事，到了袁可嘉家里去了，向他请教现代派怎么回事，我觉得他当时出于谨慎吧，没和我说什么。当时风声已经紧了。

注释：

（1）李陀在《1985》文中说：大概是1980年夏天，作家协会请一些作家在北戴河海滨小住，我就在那里第一次受到现代主义的启蒙。老师是高行健，天天傍晚开课，每次都是从黄昏讲到夜深。我是闻所未闻，而且时惊时喜。当高行健讲到普鲁东的超现实主义主张“自动写作”时，我和另外几个“学生”真是惊奇极了，写作可以这样干?当高行健又讲到其实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一些诗人、作家、导演例如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爱森斯坦都是左派、都是革命者时，我们又是多么高兴：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但怎么一直不知道他们也是“现代派”。

（2）冯骥才给李陀信的时间是1982年3月31日，李陀给刘心武信的时间是1982年5月20日，刘心武给冯骥才信的时间是1982年6月 8日。

（3）刘心武在信中说：对于高行健的那本书，我已给《读书》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新、奇、怪”面前》的评论，大约最近即可刊出。肯盼你届时能找来一阅。在那篇文章中，我不光赞叹了高行健的许多高明见解，也对我所不能苟同的地方，以及存疑之处，提出了某些批评和质疑。在此信中不重复那篇文章的内容。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你给李陀的信中的若干想法，我以为其偏颇程度已超过了高行健一书中的不准确、不稳妥之外。

（4）李子云在《好人冯牧》中写道：“我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有点‘欺软怕硬呢？，明知道冯牧同志不害人，不会报复，自己才会这样和他吵，如果换了一个强硬的领导对自己训斥，自己是不是会收敛一些呢，不免生出一些歉意。在后来的交往中，我认识到他是个直来直去、将一切情绪——紧张、激动、不安、不满、忧心忡忡、惶恐不解统统放在脸上的人。不像有的人当众说得冠冕堂皇、圆滑周全，背后却另是一套，而且跟着时髦，悄悄地或理直气壮地更换自己的学术观点，以示开放。我觉得自己理亏，于是想找个台阶能够下来。”《我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文汇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5）《文艺报》1982年第9期发表了署名“启明”的读者来信《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信中说：“读了《上海文学》第八期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位作家关于当代文学创出问题都通信，受益非浅。由于他们是在对高行健同志新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评论中，阐述了他们对一些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趋向的意见，所以就特别使我感兴趣。他们的文章 中不乏引人思考的见解，当然也有使我感到困惑和忧虑的东西。”启明不同意李陀提出的当前文艺创作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的看法，也不赞成冯骥才把现代派描绘成我国文学创作的出路，他认为刘心武的文章基本论点比较客观，但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启明认为“这涉及到我们的文学是走现代派道路还是走现实主义道路的问题。”《文艺报》1982年第10期“讨论会”栏目，还转载了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在为转载加的编者按说：“最近又有读者提出今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第一期上，徐迟同志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的文章，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一边更有利于建设我国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认为整个建议是很好的。”此后《文艺报》发表数篇相关讨论文章。

（6）根据《文艺报》记者雷达、晓蓉的报道《坚持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记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讨论会》，《文艺报》连续两次召开了作家、评论家的座谈会，着重就现实主义的发展和如何研究、借鉴现代派文艺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两次会议的时间分别是。1982年10月15日至9日，11月8日至9日。《文艺报》主编冯牧、孔罗荪，副主编唐因、唐达成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荒煤、陈冰夷、袁可嘉、程代熙、徐非光、顾骧、郑伯农、沈金梅、张德林、谢昌余、冯健民、张泽胜、吴良；王蒙、谌容、林斤澜、邓友梅、从维熙、张洁、冯骥才、刘心武、高行健、李陀、理由、郑万隆、彭荆风、兰芒、柳鸣九、张英伦、许觉民、梁光第、王春元、谢永望、方顺景、刘锡诚、陈丹晨、李基凯、吴泰昌邓四十余人。参见《文艺报》1982年第12期。

（7）《文艺报》的报道综述了会议的内容要点。从会议的报道看，会上发言有有很多分歧，对冯骥才和李陀的观点有不点名批评。

（8）在《坚持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记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讨论会》中，与会者中有高行健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测，李陀、冯骥才和高行健出席的不是同一次会议。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