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牾中的迷茫反叛者

马生龙

马知遥极具民族情怀的小说作品呈现于眼前，作为来自回族的读者会不经意地调动自己的民族情感，自热而然从作品中去寻求精神内蕴。

一

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以作者独到的眼光，内敛的智慧，地域和民族的热情，迸射出异样的生命之光。马家庄，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从亚瑟爷当初选择在这里定居，到繁衍出八代子孙，这个地方遵从着一成不变的家规族训：

羊是偷来的，

婆姨是抢来的。

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人们长久以来不愁吃穿，自给自足，封闭落后，安于生活。从清末民国到新时期，历经七朝，小说纵览社会历史，时代更替，横向地为我们展开不同人物的命运遭遇，波澜起伏，其中融汇着宗教和传统的相互抵牾。作者如此安排，是因作者感知到地域历史、宗教力量和人物命运之间深刻紧密地关联着，也让我们体味到了触手可及的情感关切。钱穆先生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①马知遥先生为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一部孤独的群居史。与大多数家族小说不同，这篇小说包孕着独具魅力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以叙述者的全知视角来讲述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我们也从小说琐碎的语言片段中能够管窥出，整个家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社会境遇。小说叙事偏重于将内部矛盾嫁接至外部事物的压力当中，马伏祥与亚瑟爷的生活关系、父亲和亚瑟爷的不可开交，小说有意避开这些矛盾，反躬自身，从另一程度上又来确立和解决这些矛盾，只不过小说视野不再是重复家族内部之间的纠缠不清，而是展现与离群索居的现实生活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生活场面，对外界的苦苦追寻，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家族层出不穷的心理挣扎和精神反叛。

二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各类文学体式对西方艺术手法借鉴学习，创作方式变得灵活多样，文学争鸣可谓是精彩纷呈，不可名状。新世纪以来，小说从西方后现代主义中汲取理论支撑，“个人化写作”作为特殊关键词出现在文学史上，特征是崇尚自我价值本位，叙事界限的非明确化等。②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的创作虽然不是完全受此感染，但是在这种文学趋势的影响下，也给我们带来了由题材到内容焕然一新，别具一格的阅读享受。小说充斥着马家庄人的生存观念，主人公的生命体验，道出了各个时代的社会声音，触碰到每个人的魂灵。这种特殊的方式，新颖中带着良知和反思。

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感觉到语言中所包含着某种情感的亲近感，细细品来却距离遥远，是因为小说叙事采用陌生化的逻辑架构，这种逻辑断层有西方创作方式的运用，作者将一个隐含的意识主宰故意迁移，我们能在阅读过程中总觉得自己和文本之间总有一层纱，不能尽得其意，造成叙事的非常规化，作者特意将小说时空留白，给读者足够想象的空间，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可以外加情节补充，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是读者再创造的过程。譬如小说在写主人公马伏祥和何为、马伏祥和王淑兰之间关系的时候，用琐碎、不确定的语言隐秘地塑造，我们要从不经意的叙事话语中开启自己的想象，那些毫不起眼的语言和举动，可能就是推动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事件。阅读者要运用自己独有的警觉性来就相关的语言进行拼凑，才能了解叙述者的心理情感变化，才能把握文本总体走向。当然，作者也通过诙谐幽默的笔法对小说各细部进行刻画，加深了小说的主题内涵，增强了小说阅读趣味性。

小说视角可以说决定着一部小说的魅力。而这部小说的视角选择和运用极富特色，体现出作者艺术手法的纯熟的支配能力。小说的起始处和结尾处都能瞥见亚瑟爷的形象，这除了内容和思想的映照之外，还包含着小说艺术的前后呼应。小说总体上遵循着按时间发展顺序组织话语，其实在暗处却隐藏着一条线，那就是以马伏祥为线索横线表露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小说既有现实生活的变化推进，也有不同人物的人生传奇（以回忆为主），回忆的部分又对现实情节变化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回忆一方面道出了人物遭遇，颠沛流离，另一方面对小说整体叙述意义重大。另外，作者的全知视角和作品主人公的自我视角交融演进。小说中故事发展常伴着一个沾染情感内蕴的叙述者，在特定语境处跳将出来，发表评论，透露情节的发展轨迹，表现出作者的深厚关照。自我心理视角在适当时机的表露，对客观现实的评析和自我意识的挖掘，从而把握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和心理挣扎。这种视角间的相互转换，相得益彰，为小说增添了艺术性。

三

主人公马伏祥，与亚瑟爷在情感上关系密切，可作为庄上唯一的知识分子，他更早也更自觉地看到马儿庄人在亚瑟爷落后愚昧的精神压制下，重复旧有的生活方式，而亚瑟爷和家规的权威却如梦魇般刻镂在一庄人的心头，造成一庄人不可能眼睛往前看，结局只会是悲剧。所以，他寻求反叛，想要挣脱精神牢笼，去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可他毕竟独力难支，他的人生也注定是悲剧。“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③马伏祥身上正是存在着这种抗争，才算是真正的悲剧。马伏祥借着对物质的梦寐以求去换取精神反叛，来彰显生活价值，当这种反叛被现实击碎后，又心灰意冷、丧失生活信心，将一切归咎于真主的安排，用小说中的话说：“这些年走南闯北折腾了一气，最后也还是空空如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家族反叛者的形象可谓是不胜枚举。如巴金小说《家》中的高觉慧，路翎《地主底儿女》中的蒋纯祖，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陈忠实《白鹿原》中的黑娃，他们或浪漫、或英雄、或现实、或野性，或寻求自我意识的独醒、或探索民族意识的解放，都让我们看到作者充满了深厚的历史反思，笔端处悲恸格调显现。马伏祥这样的一个反叛者，也是文学史上反叛者形象的延续。

高考失利，是马伏祥首次接触新生活的失败，也是父亲马德天反叛亚瑟爷的失败。与何为产生了不明不白的关系，从起初心里的自负自恃，到何为的可望而不可及，再到双方彼此需要，最终需要破裂，分道扬镳。通过这样一个离散——结合——破裂的内在结构，挖掘出马伏祥在生活过程中心理的诸多变化，利用自己与何为的关系，弥补自己在改变旧的生活状态过程中的困乏和不安，其实何为也是在利用马伏祥来平衡她的内心。需要不再，依托断裂，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何为选择抛弃了马伏祥，扬长而去，而马伏祥自尊受到伤害之后，只能在原地打滚，不知所向。与王淑兰的交往也只不过是不平衡的持续。马伏祥总是处在自卑的状态，高中时对王淑兰的越轨行为让他长时间的莫名感伤，这是因为身份错位和生活状态的差距给他造成的情感压抑。接受了王淑兰的感情，附带着强烈的功利因素，想让自己摆脱自卑的困境，也想更接近现代城镇生活，王淑兰的怀孕让他感觉到恐惧，他不希望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处于劣势，他要占据主动权，所以他在赚取一笔钱之后才打算结婚，将婚事办得风风光光。他想用爱情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败落而归。做小生意，也是一种反叛的表现。马伏祥想走出马家庄，想要和现代社会亲密接触，来明确自己的位置。马伏祥想要自己从蒙昧、封闭的马家庄解放出来，实际上是对亚瑟爷及整个家族生存方式的一种反叛和背离。

在小说结尾，马伏祥的背离和反叛都没有成功，“因为他突然明白是亚瑟爷祸害了马家庄一庄子人。他是一个不祥之兆！只有他的死才换来了马家庄的新生，这是应该高兴的事。”亚瑟爷是“一个时代、一种习惯、一个熟悉安定的生活”的标志，时间流逝，可亚瑟爷的威望却历久弥新，深深熔铸在马家庄人的心里，以致一庄子人都不敢悖逆。马伏祥的心理活动，勿宁说是他愤怒和不满，不如说是一种迷茫、怯懦的表现。

反叛即为建构，可是马伏祥是一个迷茫的反叛者，我把他定义为：抵牾中的迷茫反叛者。“马伏祥木木地站着，既不高兴也不惋惜，只觉得心里空落落地一片茫然。”他总是在是与非的边缘徘徊着，不能勇敢踏前一步，也不可能驻足停歇。似是而非，善恶不分。在旧与新、农村和城镇、传统与现代等问题的选择和探究中，迷失了自己，将悲哀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马家庄人。

四

马家庄人虽然是以亚瑟爷为代表的家族聚落，可是我们未能从其中觉察到丝毫的家族伦理观念。长辈和晚辈的关系都似乎是平辈人之间的交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正是马家庄人畸形生活的外化，作者在看似粗鄙的语言中却潜藏着乱世深刻的悲恸。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将民歌“花儿”夹杂在内，现实的矛盾冲突被突如其来的浪漫情趣所缓和，而“花儿”附加在小说之中又和人物命运起伏紧密相连，已经同小说的发展脉络融合在一起。

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描写，必然带有民族特征，这是因为作者会带有民族自觉意识，“民族自觉意识，即所谓的民族情结，他的存在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后天的经验，而产生于民族整体的集体无意识。”④正是有这种民族自觉意识，所以马知遥先生有意或无意地表现民族特有的文化涵义，这种民族文化的纵深性强，感悟性深，批判性浓，作者是要从文化深处剖析整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的无意识纰漏，让整个民族从心灵深处去反思和反省，继而在真善美的向往中领略现实美好。

马家庄不只是亚瑟爷一个人无知，而是群体无知，已成为集体无意识，这该是多么可怕和危险。在小说中，难道整个马家庄人就该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在现实面前却步吗？长此以往，马家庄人只能被历史抛弃，被社会遗漏。马知遥先生“在自我生存的土地上，凭着源自厚实乡土滋育的朴实真挚的情感，以自我言说的方式表达和抒写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体悟和生命的憧憬。”⑤他把民族情感无意识的寄托，质问着整个民族的灵魂。具有浓厚的悲悯意识和忧患意识，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五

马知遥先生小说后记中说：“我们回族，有许多长处……但我们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远见！每当时代变革和历史演进的时候，往往表现得迷茫、困惑、手脚无措，往往只能被历史拽着前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更是马家庄人的悲哀。”⑥小说不仅仅道出了回族人在面临历史巨变时所展现出来的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也在文化深层隐蔽地透视出，回族人在宗教文化、传统文化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所出现的相互倾轧现象。

回族人会在惨烈悲苦时说出：现世短暂后世永恒。期望不断奋进，今世精彩的生活。常挂嘴边的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钦差！祈求真主的慈悯、襄助。当传统文化作用于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文化心理时，穆斯林会无意或误以为传统文化已成为民族当属，这不但是马知遥先生无意识中透露的民族弊病，同时也是当今回族人的心理蒙昧。传统文化的痼疾直接玷污着宗教的纯洁，如鲠在喉，这种痼疾就应该从宗教的身体中剔除，这样伊斯兰教才可以在如此大的时代变迁和心理矛盾斗争中继续存在，才能真正成为回族人的心灵寄托。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远甚于宗教启迪，主人公马伏祥在面对生活抉择的时候，以当时的社会境遇出发，进行哄骗生意经、贩毒、赌博，信仰没有驻扎在内心深处，宗教价值观轰然倒塌。自我价值的不能确立和建构，最终结局只能是内外交困，人云亦云，不得善终。

马知遥先生作为一个怀有强烈的民族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他深入到民族生活内部，从深层角度审评历史、人性和文化三者的异质意蕴，突出人的存在感，和个体的价值，留给我们许多警醒和启发。马知遥先生“讽而不伤，野而不鄙”⑦的艺术风格，冷峻而率直的描写展露着他对生活至情至性的领悟，以及自然独特的审美体验，阐释了西部地域的民族风情，且有了深切的内在精神和宗教皈依的人文关怀。

注释：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

②雷达《当前文学症候分析·新世纪文学初论》[M]，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③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杨继国《杨继国评论集·马知遥的小说世界》[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⑤杨文笔《“文化自觉”下的回族作家回族化创作》[J]，吉昌学院学报，2009（1），第27-30页。

⑥马知遥《亚瑟爷和他的家族》[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⑦杨继国《杨继国评论集·马知遥的小说世界》[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