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温柔（散文·外一篇）

邹慧萍 宁夏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行走的阳光》。现供职于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散文、小说作品散见于《六盘山》《黄河文学》《朔方》等报刊。

姐攀着门框，不出也不进。

爸说：进去。进去呀！进去把门锁好，昂。

妈说：这个女子！你听话！昂，听话。昂，我娃乖。把猪喂好，把鸡喂好。妈回来给我娃带好吃的。昂！

姐不吭声。她不出来，也不进去。就那么攀着门框站着。

走吧。这个死女子，气死人了！

妈一抬腿坐上了爸推着的自行车。爸没注意，车子差点歪倒，爸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坐在横梁上的我一歪身子，刺溜一下滑了下来，幸亏爸用胳膊揽住了，没掉到地上。我吸溜着鼻涕，回头看姐，姐狠狠地剜我一眼。仰起头，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

妈的怀里抱着弟弟。弟弟不声不响，他才半岁，还不会说话。

爸稳住车把：坐好了吗？坐好了咱就走？爸的语气是问妈的，却回头看着姐。爸盯了半天姐，姐也没有走进大门去。爸就叹了口气，推着车子慢慢走了。

这死女子，死犟死犟的！妈回头对着攀着门框的姐喊：去，进去，把门关好！去呀！

姐还是没有照妈说的那样进门锁好大门，她的两只手拽着大门上的铁门环，脚踩在门槛上，把自己拉成了一棵树一样，歪歪扭扭、干干巴巴。

爸推着自行车慢慢走。我回头张望。姐离开了大门，磨磨蹭蹭追着我们走，走了两步又站住了。

爸骑上车子，使劲地蹬着脚踏子，车轮转起来，越来越快，已经走出老远了，我回头，看见姐突然奔跑起来。姐的脚步腾起一层土雾，看样子她是要追着我们来了。可是，已经追不上了。爸的自行车比姐的双腿跑得更快。

弟在妈的怀里哭了起来。他饿了，要吃奶。妈对爸说，歇缓歇缓吧。

爸把车子停下来。掏出皱皱巴巴的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妈敞开怀给弟弟喂奶。我望着来路，光溜溜的一条土路。连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那年，我六岁，姐八岁。

爸的自行车只能捎带我和妈妈、弟弟，姐姐已经长大了，爸自行车的横梁已经坐不下姐姐了。

那是个秋天，爸单位的院子里有许多果子。苹果，梨，还有黑红黑红的名叫“楸子”的小果果。我一直以为那种黑里透红的小果果是叫秋子的，是秋天的孩子的意思，没想到后来我从书上查到是叫“楸子”，总觉得“楸子”不如“秋子”好听，好看。第一次看到的楸子的时候，就是那种红而亮的，挂在黄叶的枝头上，那么鲜艳，那么饱满，那么圆滑滋润，给人一种乳汁饱满的感觉。我一直喜欢着这种小果果，喜欢把它叫做“秋子”。

那次回来，除了给姐带了些水果等好吃的东西以外，我带给姐许多新奇的信息。县城里有商店，商店里有许多花花绿绿的东西，有好多好多，多得说也说不上来。县城里还有电影院，有戏园子，有宽宽的大马路，比我们这里的大路都要大好多好多倍呢。县城里的人穿的衣裳也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人家的小女孩都梳两只小揪揪，像羊角那样弯着……县城里的学生都穿那种白球鞋，雪白雪白的……

姐就把她的长辫子剪短了，扎成两只朝天撅着的羊角辫。姐的长辫子已经长到屁股上了，又粗又黑的，要是再长长一些，就够得上卖给剧团里当道具了。《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都需要这样长长的独辫子。姐姐却把自己差不多就要长成“材料”的辫子给剪了。

妈气得脸都青了：这个死女子，迟早要把我气死呀。

姐就把自己的青条绒鞋用白粉笔一遍又一遍地涂抹，姐的青布鞋就变成了白粉鞋，一走路，白粉噗噗噗往下落。

妈看见了。咬着牙关子：就跟戴孝的一样，你要咒着你妈死呀！

姐不知道城里人到底穿什么衣服，姐从电影上看到卖花姑娘穿的布拉吉，就把妈用来做被面的大花布偷偷剪了，做成一件大花裙子。还没有穿到身上，姐就挨了妈一顿打：你这个死女子，咋这么害人呢，你就把人害死了。咋这么不听话呢，耳朵长到肚子里了？■？咋就这么不成器呢？■？头脑子是吃饭用的？■？

妈攥着那件谁也不能穿的“布拉吉”，气得浑身发抖，骂得筋疲力尽，睡倒了。妈是个要强的人，那块花布是妈攒了好长时间才买来的。被姐毁了。妈肯定要生气了。妈生气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言喘，姐也不言喘，一个劲地搓着衣襟，不知道心里在想啥。

咋给我世了这么个女子么，就是个冤家，就是个对头啊。

妈每次骂姐都会气得喘不过气来。

谁叫你生呢，你早知道就不要生了！

姐姐斜睨着眼睛，不跑也不哭，硬对硬跟妈顶。姐的言语里也有对我和弟的不满。姐是不是也想过，如果不生我和弟弟，她就是爸妈的宝贝呢？

那是个夏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一整天都没有见到姐。谁也不晓得姐去哪了，干什么去了。妈找遍了所有姐可能去的地方，大哥和二哥也分头去了南岔坝和西凡沟两个水库，亲房里的几个叔叔分头去了南河湾、北河湾，哪里都没有找到姐。

“我咋给他爸交代呀！这个死女子，你要要我的命呢吗？你这个死女子……”妈连骂带哭，一整天水米不沾，愁得睡倒了。

爸打电话到公社里，公社里的秘书跑到我家来，告诉妈：你家男人打电话来，说你家大女儿在他那里呢。

妈一听一骨碌翻起身来：这个死女子。咋就这么整人呢！

姐是让比她大三岁的岳家姐姐带到县城里的。岳家姐姐的父亲也在县城里工作。姐对岳家姐姐说，咱俩偷跑吧。听说去县城只有七十里地，咱俩沿着山跑就跑到了。岳家姐姐和姐一拍即合。啥时候走的，妈不知道，连我也不晓得。

爸给姐买了新衣裳，是那种黑底金黄格子的罩衣。还给姐买了新鞋，就是我见过的城里学生都穿着的胶底的白球鞋。爸给姐买了班车票，托付班车上买票的人把姐送回来了。爸捎话给妈说：不要打娃娃了。娃大了。

妈气得咬牙切齿：你要走也言喘一声呀！咋不言不喘地就走了呢！你给我丢人现眼的，咋不跟了人嫁了汉呢！

姐还是拧着，不说话。

姐摆弄着爸给买的新球鞋，白色的，塑胶底的，左看看右看看，刚穿到脚上又脱下来，金贵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觉的时候，姐把白球鞋压在枕头底下。

没人拿你的鞋，你压在头底下。谁敢穿你的白球鞋呀。妈说。妈拿眼睛看我，又看看姐。

姐还是不听，每晚把白球鞋压在枕头底下睡觉。

姐是学校文艺队的。姐跳舞的时候一点也不拧，眼睛灵活得就像会说话一样，亮晶晶的。姐还会“打车轮子”“劈叉”“翻筋斗”，“打车轮子”的时候，姐的两个朝天翘着的羊角辫像两把刷子，刷刷刷地响。还有翻筋斗，在土地上翻，很容易弄乱头发弄脏衣服，姐的头发就经常散乱着，把自己闹腾得汗泼流水的，像个泥猴儿。

但是姐总是当不了排头，当不了主力，姐说是因为自己没有白球鞋的缘故。现在，姐有了白球鞋，排头的还是比姐大了许多也胖了许多的那位。不过姐在跳舞队伍里，我一眼就能找到，妈也一眼就能找到。我们在台底下招手，姐就跳得越发起劲了。脸蛋红扑扑的，眼睛笑成了一对月牙儿。妈说：这才像个女娃！

姐的白球鞋小了。爸说：小了就给妹妹穿吧。

姐说：不小。

我看着姐的大拇趾都顶到鞋尖尖上了，就给妈说：姐的白球鞋小了，我能穿了。妈就态度温和地对姐说：小了，就给妹妹穿吧。

姐还是说：不小！

姐的大拇趾把鞋尖儿顶出了个洞洞，姐还是穿着，硬说不小。姐独自把那双白球鞋穿烂了，穿得谁也不能穿才脱掉了。后来姐的大拇趾就弯曲了，关节处长了个疙瘩。

有一次，姐抚摸着自己的脚趾头，感叹自己的“命穷”，连个高跟鞋都不能穿。妈说：看看，这就是犟造的孽。咋就那么犟呢！

姐笑了。说：我是谁生的呢，还不是跟你着呢。

姐十九岁就嫁人了。姐夫比姐大九岁。

起初爸、妈，还有哥哥们都不同意姐的婚事，觉得姐的年纪太小了。这么早嫁出去要吃亏的。姐拧着，谁的话也不听。

这个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死女子！妈说到姐总是又气又恨！

我想，姐是不是因为想要逃离这个家呢？

三十五岁时，姐患了乳腺癌。这时候，姐的三个孩子都还小。在医院里，妈抱着姐哭了。

姐丰满的右胸没了，伤痕从腋下一直延伸到颈窝。胸骨一根一根排列着，裸露在妈面前，妈看了一眼：你这个死女子……你还不如把我的心头肉剜了去……

姐用海绵做了一个假乳，缝进文胸里，姐的胸就又饱满又好看了。

姐喜欢穿裙子。给自己买了一套湖蓝色的裙装，怂恿我买那套桃红色的。虽然在姐的心里我永远是她的小妹妹，其实我只比姐小两岁，当时也已经三十好几了，早就过了穿这么鲜艳娇嫩颜色的年龄了。姐却认为我穿了好看，一定让我买。我们分别穿了湖蓝和桃红的套裙去公园里，黄河边，配着绿柳，配着红花，配着滔滔的黄河水，拍了许多照片。

姐说：我就不信这病能把我的命要了。我要和它抢着活，我看它厉害还是我厉害！

嘿，我这倔强的姐姐呀！

时光仿佛在一瞬间走过了，而让人欣慰的是，困难和劫难都没有打倒姐姐，姐姐依旧那么爱美地生活着，心气儿还是那么高。

走在街上，看见有车过来，姐就一把把我拉到她的身后，就像小时候那样，姐姐一点都不会温柔。

送给我礼物的人

关于外婆的文字我写了又删，删了又写。不知道该如何下笔。直到看到一首诗，这首诗是一个叫“野谷”的人写的。他写道：

又老又穷/那就是外婆/她总是不安地说/“我没什么带给你”//待我懂得时/她已长眠地下/有什么比得上你的深厚/外婆，你给了我妈妈。

这首诗牵引出了我的泪，我的愧疚，我的伤心。我的外婆长眠地下已经有二十余年了。这二十年里，我竟然没有给外婆上过一次坟，没有给外婆送过一次寒衣。

“外孙子，菜根子。”这是乡下人对于外孙子和外公外婆关系的定义，在传统观念里，外戚远不如本家亲戚有地位。

然而，我是敬重外婆的，从心底里说，外婆占据的位置甚至超过了“妈妈”。可以这么说，外婆养育了妈妈，也养育了自己女儿的孩子。外婆像个接力运动员，她的接力棒传给了下一代，却陪着她跑了大半个旅程。

那时候，妈妈有五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二岁，像一些小板凳一样满院子乱跑。父亲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常下乡。母亲一个人操持着五个娃娃的生活，显然有点力不从心，尤其是生了最小的弟弟以后，因为营养缺乏，妈妈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常常卧床不起。

外婆就成了我家的及时雨，总是出现在最需要的时候。

记忆里，外婆是柔弱的，甚至有些面黄肌瘦，后来听说外婆有贫血的毛病，时不时会晕过去。可我的记忆里外婆总是笑着的。细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就像她脸上的一道皱纹。外婆的脸上有很多皱纹，那些皱纹不像一般老人的皱纹刀刻斧凿一般粗硬，外婆的脸就像揉好的一团白面被顺手拧了一把，拉长的同时出现了那么多的纹路，然而，这些纹路也是柔和的，就像绽开在脸上的笑容。

外婆多是坐着的，这就显得上身特别长。溜肩长腰大屁股。青色罩衣，后背平平的，后腰直直的，罩衣的衣襟落在炕上，宽宽大大的。像一尊佛的袈裟。

我刚从门口进来。书包还没有放下，外婆的目光就追过来：

“偶娃回来了。偶娃饿了吧？偶娃冷了吧？”

“偶娃上炕来”

“偶娃”就是我的娃。外婆说着一口和我们不同的方音。不大好听，但“偶娃”这个词叫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很是受用。

现在，我听不到外婆叫我“偶娃”了，我女儿的姥姥从来不说“偶娃”这两个字。我女儿不明白，我告诉她：偶娃就是我的娃。女儿还是不明白：你不是你妈妈的娃吗？怎么你姥姥也叫“偶娃”？我说就是呀，姥姥是我妈妈的妈妈呀！

女儿明白了，你姥姥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了！

我们都笑了。笑出眼泪来了。一股暖流铺天盖地而来。妈妈的妈妈，这就是外婆！

外婆并不和我们一起住，外婆住在一个叫“南里”的乡下。住在南里乡下的外婆什么时候需要了就什么时候来我家。但春秋两季是雷打不动的。

外婆到来的时候，是秋天，却是我们的春天。

外婆会把我们拣来的，父亲买来的，生产队里分来的各种蔬菜，其实也就是一些萝卜叶子、大白菜的根，几只蔫里吧唧的红白萝卜洗净了，切碎了，洒上盐，用一块大青石压在一口大缸里，做成咸菜。外婆还用有长条叶子的土白菜做成酸菜，这样一大缸腌咸菜，外加一大缸酸白菜，我们的冬天就会好过多了。

在秋天，外婆还有一样工作就是拆洗缝制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的棉衣棉裤。外婆经常说，娃娃就像庄稼，见着太阳就长个儿。真的，我们前一年穿过的衣服，第二年就短了小了，需要接续才好。外婆还是很有办法的，大哥二哥穿过的棉衣裤，拆洗干净就变成我和姐姐的了。我和姐姐穿过的拆洗之后就成了弟弟的。大哥二哥呢，就很高兴自己要穿新衣服了。其实，哥哥们的新衣服也是用父亲的外衣改成的。父亲的衣服多是青色或者深蓝色的，给哥哥们改造时颜色都变了，膝盖屁股胳膊肘，都成白色的了，外婆很有办法，她是把父亲的衣服翻过了给哥哥缝棉衣的，那些翻新过的面料虽然有点变薄了，颜色还算新着，哥哥们便很高兴自己能穿到新衣服。

外婆做好这些就回乡下去了，外婆的乡下离我们有四五十里的山路。外婆常常自己走回去，外婆的脚是小脚，外婆的一条腿有点残疾，走几十里山路的外婆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脚，重新裹脚，那被缠裹在脚心里的四个脚趾头会把外婆的脚底磨烂，流出脓血来。

后来，大哥二哥会骑自行车了，就央求妈妈借了公社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送外婆回去。大哥二哥特别喜欢兼这样的差事，一是可以过过骑自行车的瘾，二是能吃到好吃的。

回到家，外婆会端个碗出去，然后就会闻见香甜的味道从厨房里冒出来。一个煎鸡蛋，那是和了好多白面才煎出来的，有时候是炒鸡蛋，仍旧和了面，放了园子里的韭菜，那味道就又不一样了。有时候，外婆还会烙油千子，就是现在的油千层饼，还有荞面坨坨，还有芽面烫儿。芽面烫儿是用出了芽的麦子磨成的面烙成的饼子，因为麦芽糖的作用，有甜味儿，这种饼子先用开水烫得半熟，然后放进热锅里烙，吃起来又粘又甜，民间把那种能说会道的人叫做“芽面烫儿”就是取其比喻义的。

端了碗出去的外婆不一定每次都能借到白面或者鸡蛋之类的好吃的，有时，实在借不到别的，外婆就借一碗豆子回来，给哥哥们炒了，即使是一把豆子，哥哥们都觉得那是非常好吃的东西。每次从外婆家回来，哥哥们那个吹嘘啊，吃的什么什么，说得我们涎水直流，那时候，能去趟外婆家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开春的时候，外婆也会抽出时间来我家一趟，这次来，时间非常短，常常是一两天，就在这一两天里，外婆就会种好了我家的自留地。并且上上土肥，叮嘱哥哥注意浇水。临走的时候，外婆会带一些东西。半口袋种子，或者一口袋洋芋，外婆的身体瘦弱颀长，看着背着那一口袋鼓鼓囊囊的东西，拐着小脚的外婆的身影越去越远了，就觉得外婆活像一头驴，只有放在她背上，不管什么东西，她总会驮起来。

关于外婆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在我们成长的每一个细节里都有外婆的身影。外婆被盐水浸泡得通红的关节粗大的双手，外婆跪着收割粮食时滴在土地里的汗水，外婆拐着瘸腿出出进进忙碌的背影……外公哪里去了？在这个似乎只有外婆的家里，外公又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常常想。

其实，外婆家除了外婆，还有外公，一个舅舅、两个姨姨。

妈妈是老大。生妈妈之前，外公就参军去了外边。外边是哪里？外婆不知道。外婆只知道外公从小读书、习武，是个有志向的人。新婚才几天的外婆似乎连外公的容貌都不大记得清楚，外公就走了。外公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十三岁了。不要说妈妈不认识外公，就是外婆也不敢相信这位骑着高头大马的中年军官是自己的丈夫。外婆恍惚做梦一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关于外公的传闻很多，有人说他跟随部队去了台湾，也有人说他在异地他乡娶了妻生了子，还有人说他已经战死多年。外婆哭干多年的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可外公却很快要走，外公是大男人，志在四方。回乡只为一件小事。外公说的一件小事在外婆就是天大的大事：外公要和外婆离婚。

这时候，外公的父母已经亡故，只有外婆和女儿相依为命。平常柔弱依顺的外婆不知哪里来的气力，她死死地抱住外公的腿不肯放松，任凭外公的马鞭狠狠地抽在身上。

不知道是亲房邻居劝说了外公，还是外婆的苦苦哀求，抑或是看在13年没有见面的女儿的份儿上，外公放弃了回部队的决心。

也许还有一些外公不愿意承认但心底里确实存在的原因，外公死心塌地脱下军装，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也许，外公的这一决定为外公乃至一家人的境遇酿下了灾祸，也许正因为这一决定才保全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正如老子所说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福祸向来是互为依存的。不知外公有没有后悔？外婆有没有愧疚？

外公当初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外公回乡的年份是1949年年底，此时他的部队刚刚“起义”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属地远在新疆。在去新疆之前，外公回乡探亲，主要是想解除这并无多少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没想到却因“一念之差”误了前程。

外公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解除公职，回乡劳动。自此，外婆就欢乐而沉重地劳碌着，把这一切都消化在自己瘦弱的身体里。

一方面，她保住了自己的丈夫，女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自己也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另一方面，外婆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她觉得外公所受的一切磨难都是自己造成的。就倾其所有补偿着自己的亏欠。而外公除了抱怨和郁郁不得志以外一无所长。

后来又有了舅舅和两个姨妈。舅舅比我妈妈小整整15岁，姨妈能做我妈妈的女儿。

1960年前后，饥荒肆虐着本来就不能解决温饱的西北山区。因为吃不饱肚子，而掘坟挖墓偷吃死人的，抢了人家怀抱里的小孩子吃掉的事屡有发生。

外公把自己带来的能吃的东西都贡献出来了：牛皮裤带、腰带。高腰的牛皮靴，还有那个用牛皮制作的公文包……外公的头发很快全白了，用一根草绳束着腰的外公除了发脾气之外，再毫无办法可想。

人们似乎吃遍了所有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碱土、树皮、草根、昆虫……

外公因为吃了太多的碱土而浑身肿胀，肚子胀得像一面鼓，面皮成了青灰色，鼓胀的双眼因此放出冷峻而阴鸷的光芒。他命令外婆：舍了那两个小的。不然大家都没命了。

就像面对敌人，冷静地命令队伍撤退的指挥官，外公显得果断而绝决。也许外公的决策是明智之举，在关键时刻，那些头脑冷静具有超乎常人判断力的人往往是英明的、伟大的。

而外婆却不能。外婆只是普通的平凡的母亲。外婆没有伟人的素质。看着皮包骨头，没了人形的儿子，看着趴在炕上像两团稀泥一样扶不起来的两个女儿，外婆恨不能割掉自己身上的肉。外婆就使劲地喝水，幸亏还有水，外婆在喝水的同时拿自己松软得像两个瘪口袋的乳房喂养着女儿。乳头被咂出血来了，肿胀得碰也不能碰，外婆还是没有放弃两个女儿。

在灾难面前，为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母亲，再平凡再普通的母亲也能迸发出超乎常人的聪明和智慧。

外婆的聪明在于她常常能发现别人还没能发现的能填饱肚子的东西，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或者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外婆比别人起得更早，专找那些无人能去的崖壁铲取碱土，因为那些常年风吹日晒的碱土比别的土更含有营养物质。外婆还发现了那些筑在崖缝里的鸟窝，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够捡到一些鸟蛋。这在外婆无疑于救命稻草。甚至是那些还没有长毛的小鸟，外婆也会带着内心的惊悚和愧疚捉了，带回去熬汤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喝。小脚的外婆常常走几十里山路寻找那些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没有被人捋光了树叶的树。蚯蚓、癞蛤蟆，甚至那些最低级的虫子都是外婆猎取的对象，为了能够吃到肚子里，变成营养，外婆学会了烹制一切生物。

春种时候，生产队里由国家补助了一些种子，以保证春耕生产。外婆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力，播种小麦，玉米，荞麦，以及土豆。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没有什么比看到食物而不能进食更让人难受的了。外婆饥肠辘辘，想着的却是如何拿一些给家里的老老小小。外婆是小脚，裤腿处有黑色的裹腿布扎着，外婆就在播种的间隙趁人不备抓一把种子灌进自己的裤腰里。如此几番，竟然没有人发现。也许，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家都知道日子的艰难，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放过罢了。和外婆一样，很多妇女都发现了这个聪明的办法，偷偷地带一些种子回家。外婆把带回去的种子用捣药的臼子捣碎，让那些野菜汤里有了些许的面味儿。不过外公却并不领情，有一次，外公意外地发现了外婆肥胖的裤腿里的秘密，就飞起一脚，把外婆从屋里踢出屋外。外公住着的是架在一间房顶上的房屋（我们叫做高房子），被踢出门外的外婆就悬悬地从房顶落到院子里，当场摔死了过去。掐人中、呼唤、灌了凉水，外婆被很有急救知识的外公抢救过来了，可是，外婆的一条腿从脚腕处断了。这就是我的记忆里外婆总是拐着腿的原因。

而用这条腿换来的却是外公的原则：“宁肯饿死我也不吃你偷来的东西！”这是外公的原则。读了一辈子书，戎马半生的外公是有原则的，是有做人的最低底线的。“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何况是偷来的！而外婆就没有这些底线也没有什么原则，外婆只知道让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活着就是自己最大的心愿，宁可自己饿死也不能让他们饿死，这就是外婆的原则。为了让自己有力气，外婆吃过从牲口的粪便里抠出来的还没有被消化掉的粮食。也吃过从人的呕吐物里拣出来的还没有消化的食物。当然这些都是背着外公和舅舅他们的。要知道，外婆也曾经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外婆也曾经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生活是多么强大的训导师，外婆在生活里蜕变着，变成了没有廉耻、没有信仰、没有节操的只知道填饱肚子的最低级的微生物。这是外公对外婆的评价。

外婆是先外公而走的，是在生活好转以后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外婆走了以后没几年外公也去了。我不知道外公是不是追随了外婆而去。我想，没有外婆，外公其实是没有能力生活的。除了一肚子的抱负和志向，除了一肚子的委屈和不得志，外公这一辈子都是仰仗着外婆生活的。

我把外婆放在了前面，还是觉得要从外公写起。外婆一辈子都没有“斗”过外公，在我的笔下，也不能越过外公光说外婆。外婆就是外公的附属品，总是站在外公的后面，当外公的背景。

说来也有些像天意，外公姓杨，外婆姓殷，谐音“阴阳”。外婆经常说“阴阳阴阳，隔着界河呢。”有些自嘲，也有些信命。也是对他们长达十余年的分离的解释。这么说着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外公的形象，他披着长及膝盖的灰色大衣，一手叉腰，一手端着闪着幽光的黑色烟斗，下颌微抬，目光如炬。而在外公的身后，远远的地方（就像站在村头看见村尾的一个人）站着的是外婆。外婆的身影总是小小的、淡淡的、瘦瘦的，就像外公的一个影子。

去了外婆家，总是外公陪着我们，说话，玩，到田野里散步，摘些野花野草，或者顺手拔几根萝卜，刨几株洋芋。而外婆呢，就总是在厨房里忙，在磨房里忙，在猪圈里忙，在田地里忙，外婆总是忙得忘掉了自己，消失了自己。就像磨房里那两扇沉重的磨，天长日久之后消磨得牙齿秃了，自己小了。

外公的口才很好，善谈古论今，手握着黝黑的木制烟斗，满嘴之乎者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我初次是从外公的口里听到的。

外公满口乡音，却字字饱满粒粒有声地背诵着这些我听也听不明白的古文。后来，我上了大学中文系，外公更是像遇到到了知音一样，开口闭口“治国之道”“人伦道德”。显然外公的理想远远大于外婆，外婆除了自己的孩子和后代，心里头没有别人。而外公想着的总是国家大事，人生大事。

妈妈说，你外公目光在远处，你外公的胸怀在外面。你外公从来没有低过头，即使是在挨批斗的时候，你外公也是仰着头的。

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外公的形象，外公长着一张颇似《列宁在1918》影片里那位“列宁”的脸，眉头高耸，下巴微翘，鼻梁直挺，眼窝深陷，目光犀利，永远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即使是浑身打满补丁的衣服，也洗得干净清爽，绝不沾染半点污垢。

而外婆，却几乎是一个和土地和庄稼和牲畜和野草融为一体的人。你几乎挑不出她在哪儿。

外公名永升，字一鹤。外公曾用“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典故解释自己的名和字。

而外婆有没有名字？叫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妈妈回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外婆确乎是有名字的，也有字。外婆名淑贞，字润子。

检索着这两对被大家遗忘了的词语，我觉得外婆一定没有忘记这两组词语加在自己身上的分量。

坚守爱情，忠贞不渝，护佑子女，如阳光似雨露。再没有比淑贞和润子更恰当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