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我的人（散文·外一篇）

殷桂珍 汉族，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人。在《文学月刊》《大北方》《思维与智慧》《银川日报》《新消息报》《银川晚报》《固原日报》《石嘴山日报》《苏里南·中华日报》《六盘山》《大唐民间艺术》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多篇。

一

耳边时常隐约响起，缝纫机针头滴滴答答的穿梭声，那种声音有种特别的韵律，夜晚听起来仿佛来自天籁，轻轻地叩响了我记忆的闸门。

深夜里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低着头，双手麻利地推送着面料，双脚飞快地踩在缝纫机踏板上，为他人赶制衣服。父亲总是站在宽大的案子前剪裁面料，然后将剪裁好的布片叠成一沓，递给坐在缝纫机前的母亲。母亲拿到后，会用木尺，分别去量，前胸、下摆、袖口。量完后，母亲告诉父亲，这样会将顾客的衣服做宽大了，穿出来像袍子，像工作服，不好看。她建议父亲修改。父亲听到后，并不反驳，只是蹲下，起来，将双臂伸过头顶，左右旋转身体，演示着衣服宽松才可以做到的动作。母亲看到父亲并不修改，于是，径直走到木案前，拿起粉饼、木尺和剪刀，动手修改裁剪。

父亲要给顾客把衣服做的宽大舒适，而母亲则希望衣服修身、合体，样子好看。这样，矛盾就产生了。父亲丢下正在裁剪的衣服，背着双手，耍脾气去外边散步。而母亲依旧在木案前琢磨。

每次，母亲在裁剪前比划来比划去，将顾客带来的面料最大利用，很久才肯下剪刀。大人衣服剩余的边角料，母亲会镶嵌拼接成一件漂亮的童装。顾客来取衣服时，看到本来是一件衣服的面料，又多出一件童装时，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那个年月，衣服的颜色主要是黑、白、灰，可母亲会在女装上做些装饰：用小布条盘制的扣子花蕾似地攀附在衣服前胸；在衣领缝上一圈金丝线来点缀；衣服的口袋，有时是圆角的，有时是斜角的。将衣服在现有的条件下，最大的美化。前来取衣服的顾客边试穿边满意地摸索着新衣服时，母亲就有些小得意，不时用目光瞟向父亲，意思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慢慢地，好多人从不同的地方前来请母亲做衣服。

有的顾客没钱给手工，拿几个鸡蛋，几个油饼、一小桶胡麻油就可作为工钱。

大年三十了，常常有人在家门前喊着取新衣服，那种喊声满怀期待，悠长而愉悦。

二

父亲是裁缝，有徒弟。可母亲执意跟父亲学做衣服，不会做的地方多问父亲几遍，父亲就显得不耐烦。于是，她不肯再问，自己踩踏着缝纫机，摸索着缝合衣服，手指被缝纫机针一次次扎过，鲜血淋淋，缠上布头止血后，继续缝，有时候缝裤子时，把裤子左腿的腰部和右腿的裤口缝合在一起，或者针迹歪扭，就不得不拆开，重新缝，一个晚上拆拆缝缝着，不觉间就迎来黎明。

父亲之所以不肯教母亲，是因为父母亲不同的生活经历。

母亲出生在旧固原城的堡子内，姥姥家境尚好，母亲又是独生女，？那个年代，独女的受宠可想而知。父亲却是孤儿。年轻的爷爷穿着讲究，尤其爱穿绸缎，土匪见爷爷衣着光鲜，断定必有很多钱，于是用烧火吓爷爷拿出银子、黄金，直到被烧死。年轻的奶奶改嫁后，父亲被送去他舅舅家，舅爷又送14岁的父亲做学徒。做学徒时，父亲吃尽了苦头。师傅开始是不教做衣服的，先学的是如何伺候人，扫地、和面、接待人等等。父亲的这些经历，让他觉得母亲娇生惯养，做衣服那么辛苦的活计，母亲是不能胜任的。他觉得只要母亲能做好家务就行了。事实上，母亲做家务还不如父亲，她扫完地，父亲再扫，依然能扫出许多杂物。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在她婚后不长的时间里，就学会做各种衣服，皮袄、大衣、棉衣。当然期间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

母亲不怕事，遇事镇定有担当。母亲为一位国民党的军官做了衣服，当兵的替长官前来取衣服，不仅不给工钱，还言语轻薄，母亲一气之下扇了当兵的耳光。父亲胆小怕事，以为母亲闯了祸，没想到当兵的走后不多久，长官就带着兵不仅将工钱如数给了，还道了歉。小时候父亲将这件事讲给我时，一脸欣赏与骄傲。

三

姥姥、姥爷抱养了舅舅之后，土改运动开始了。姥姥、姥爷家被打成地主，没收了家产，不久就相继过世了。据哥姐说，他们去给舅舅拜年，几个表哥见家里来人就躲起来了。因为他们连一件遮体的衣服都没有。母亲常常打发哥姐给几个表哥送一袋谷子、半袋糜子接济他们。

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当时，姐姐已经结婚但仍然跟父母住在一起，大嫂也娶进了家门。父亲见母亲不仅管几个表哥的吃粮，还管他们穿的，就唠唠叨叨，非常不满。哥姐也抱怨母亲说，又不是你亲侄子。母亲听到这些，一句都不争辩。母亲要接济娘家侄子，只能更卖力地干活。

生活富裕后，虽然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小汽车，然而却是唯独没有小车的大表哥用自行车载着母亲，转遍了城内大街小巷，边走边给母亲解说着固原城内的变迁，让母亲在这个小城中辨认曾经的家。

四

当人们的温饱严重缺失时，穿衣服就不重要了。母亲跟着父亲，从固原的综合厂到三营，又从三营迁到黑城，辗转回到甘沟买了地，打了堡子，然后一分为二，一边是父亲的叔父家，一边是我家。姐姐和大哥出生在固原，二哥出生在三营，三哥出生在黑城，只有我出生在甘沟。

村子里有条河，那条河长年干涸，偶有暴雨，才有淹及脚面的水流过，过河时丢几块石头，踩在上面连鞋都湿不了。有些文字性的东西都是这个“甘”。我怀疑，应该是干旱的“干”，又在记忆里搜索，村子内外、附近都没有沟，只有河里的沙子时常被人挖去用作建筑材料，生成大的坑。这里的干沟，应该是以这条河命名的。

后来，农科所派来技术人员，来我村指导农作物种植，村子便有了个洋气的名字：农科站。

我的年龄跟大哥、大嫂的婚龄相同，姐夫是孤儿，和姐姐结婚后就住在家里，我比外甥大一岁，比侄女大两岁。我们玩耍，时有争执、哭闹，孩子的矛盾便演变成大人的矛盾。大嫂人漂亮能干，可性格也泼辣，姐姐也有怨言。有些细节我想不起来，母亲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些的。母亲始终是话不多，隐忍，但有底线，在忍无可忍时会破口大骂，发泄她的辛苦、不易。

母亲给姐姐、姐夫分了家，就在老院子前面盖的房，姐夫是司机早出晚归跑车，那时，有了工分才能分到粮食，姐姐、大嫂在队里干活挣工分，几个外甥还是在老院子里玩耍。由母亲在家一边做衣服换取工分，一边看管着我们几个孩子。尽管母亲因高龄生我，没有奶水，我只能吃炼乳和米糊。可是母亲的双乳被我、外甥、侄女都吮吸过，谁哭闹，谁便钻进缝纫机前母亲怀里去吮吸母亲干瘪的乳头。做饭大多是大嫂做的，每次按人做，不多不少，如果外甥吃的话，那顿饭，母亲便不吃。

五

母亲曾经希望三个哥哥、姐姐和我有人能继承他们裁缝的手艺。她最简单的想法是，手艺人无论在哪个年代，哪个地方都不会饿着肚子。事实也证明了，在困难年月里，父母会提着一台缝纫机头，换回粮食，让一家人在最困难时不至于挨饿，还接济了亲戚。他们进过炭山、去过寨科，这些大山里，当时受政治等诸多因素少。而且由于山里地多，产粮要比川区多。

姐姐是左撇子，父母打消了培养她为裁缝的念头，大哥上中学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17岁时就会缝裤子，可是他不甘于现状，自己跑去招工，被招到石炭井煤矿当了下矿的工人。大哥当了工人后，母亲常常失眠，前额头发就是那年白的。

因为不放心大哥，父母商议后，提着一台缝纫机头，双双去了石炭井。开始母亲给矿上及附近的人缝制衣服，等慢慢地跟周围的人相处久了，熟悉后，将上好的皮袄缝制好送给矿长。疏通好各种关系后，将大哥从井下调到井上，在矿上学校做了老师，这才打道回了家。

我们几个谁都没有继承他们的手艺，也没有以她的手艺作为吃饭碗，可我们几个谁都会缝衣服。我上高中时会看着书裁剪裙子，在缝纫机上能简单地缝制。所以耳濡目染是何等重要。我出嫁时，母亲疼爱我，将他们用过的缝纫机和锁边机及一把足有两公斤的一把裁衣服的大剪刀陪嫁给我。也许母亲觉得这些物事，陪伴他们走过了艰难岁月，始终平平安安，希望我以后的生活也平平安安。

婚后，我们的生活拮据，我用那台缝纫机给自己的孩子缝制过各种衣服。别人拿不动的那把大剪刀，我也能运用自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我越来越少动那台缝纫机和那把剪刀，那把剪刀在我看来，真是又难看又笨拙。那几样东西，搬来搬去，终觉得占地方，就喊来收废品的人，买了废铁，换得几个小钱。我没有留下一样母亲给我的东西，作为纪念。

六

我家在村子的最南端，我干妈家在村子的最北边。一闭上眼，那条从我家到干妈家的路就清晰地绘在我脑海里——穿过小树园，从豁墙口出去，经过打麦场，迈过一条河，再走一小段路，小坡上的第二家就是干妈家了。干大、干妈家生有七个儿女，虽然生活贫困，可七个儿女都健健康康。我小时候多病，乡下的习俗认为认干大、干妈就会不生病，还会长命，健康。

母亲对干妈的接济是借粮，可我也只见借出去过，并未见还过，其次，母亲将做衣服剩下的巴掌大小的边角料送给干妈，干妈用来缝补衣服和做鞋面用。

我去干妈家时，干妈、干大会打开锁着的抽屉，将炒熟的豆子，装进我口袋里，又将我带到他们家门前的杏树园里，挑最大的还没成熟的却晒红脸蛋的杏子摘下来装进我的口袋，我回家时，干妈拉着我，偷偷地避开他家的孩子，走小路，怕他们自家的孩子看到也讨要。因为，那些杏子是要等到成熟后卖钱的。我一个口袋里装有青涩的杏子，另一个口袋里装的是炒豆子，路上并不玩耍，双手捂着口袋，蹦蹦跳跳往家里跑，只急着告诉母亲，这最高的待遇。

每年过年都是母亲陪我去给干大、干妈家拜年，小时候是，我成年后快结婚时母亲也是陪我去。

我印象中，干妈家的房间是黑乎乎的，床上铺的也是黑灰的，门帘中间需要用手揭的地方黑灰的上面多些油光，房间里几乎没有色彩。听人说，她家灶台上还有蚂蚁。每次去拜年，我既不喝她家的水，也不肯吃干妈家的饭菜。可是母亲并不介意，跟干妈总是边吃边聊。

七

二嫂娶进家门后，由于给二哥二嫂操办婚事，本就不宽裕的家，显得捉襟见肘。父母又一次外出了。那年母亲55岁，我7岁。

父亲的朋友组织的建工队，在大战场做引黄灌溉工程，说那里工人需要大批的工作服，请父母前去。父亲那时已经很少做衣服了，只负责做饭或者陪前来做衣服的人聊聊天。大多时间母亲又裁又缝，还带了一个叫秀英的徒弟。

父母去了大战场后，家里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母亲会给家里时常捎来家用钱、一袋大米、一筐大白菜、一筐洋葱头和晒干的馒头。

能吃到白米饭，在当时的村里是一件很让人自豪的事。每次二嫂的娘家亲戚来，二嫂都会自豪地蒸上白米饭，炒上猪肉、粉条、大白菜来招待。亲戚们吃得满面红光，满意而归。二嫂心情也格外的好，送亲戚的脚步都是欢快的。

暑假的一天，我搭一辆便车去了大战场。那辆叫日野的车很长很大，后座很宽敞，可以躺在后座睡觉。现在想来那是世界上最慢的车。刚上车，我急切、兴奋而好奇，脸贴着窗户看窗外的景色。几个小时后，我就累了，不自觉地躺在后座上睡着了。迷糊中听到司机说，到了！我就迷迷糊糊地下车了。

当年的大战场从外看，到处是黄色的沙地，红色的岩石，几乎没有一点绿色，只要不碰到人，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走了一段土路，见有一排房子，我便走过去问，大战场指挥部在哪里？有民工告诉我在那里，再仔细问，有做衣服的在哪里？便有人用手一指。

那时父母亲离家已有一段时间了。不知是因为母亲裁剪衣服太过专注，还是我长高了，她见我穿一件红色的绒衣，身背黄挎包走进去，略微一抬头就问：你做什么衣服？我大喊一声：妈，是我！又娇嗔，连你桂香都认不出来了。母亲摸着我的头发，说我长得太快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到来对她就像是过节一样。

下午就有人知道殷师的小女儿来了，各自端来灶上打的蒸羊羔肉和油香、甜糯米饭。这些吃食在当时是美味，却因为我太兴奋了，什么都不想吃，只勉强吃了一点糯米饭。

大战场几乎都是男民工，只有少数几个女人，也见不到跟我年龄相仿的。跟父母在一起我快乐，几天后，我又思念在家乡的玩伴。离开大战场时我又留恋父母，心里就难受起来了，母亲又何尝舍得自己的小女儿离开她。

八

母亲不善言谈，时常坐在缝纫机前忙活。小时候，我认为母亲没有父亲娇宠我，母亲对我是冷淡的。我跟母亲并不亲近。

裁衣服的木案上摆着一只木匣子，母亲从不上锁。顾客给的手工钱，母亲接到手里，总是轻轻地将那些毛票丢进匣子内。对于我的零用钱，母亲一直让我自己从匣子里拿，用多少拿多少，从不问我去买什么东西。在这种信任中，我不仅不多拿一分钱，反而很节俭。母亲见我不多拿钱，也会主动给我。我却将钱攒多交给了父亲，让父亲买烟抽。那时我并不知道抽烟是有害健康的。

当时，母亲有一个不通情理的规定，我尽情花钱可以，但不许我眼馋别人的东西，更不允许我向别人借东西，哪怕是同学的一块橡皮。这种习惯对我影响很大，当年所有的小伙伴、小同学无论怎样地怂恿我跟他们一起去摘别人家地里的豆角、掰玉米棒子、摘别人家树上的杏子，我都坚定地摇摇头，没有半点动摇。

从我出生到高中的那些年，我穿的每件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高三那年，她花三块钱买了六尺漂亮的花色布，准备为我做一件罩衫。我临走学校时，衣服才做好，还没缝上扣子。学校离裁缝店有一百里的路。母亲焦急地用黑色小布条盘的菊花扣缝制在衣服上，当母亲将缝制最后一粒扣子的线用牙咬断时，我几乎是急不可待的将那件衣服套在了身上。穿着花罩衣坐在去学校的车上，我感到车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车上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微笑，我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

九

我老公出生在南部山区。我谈恋爱时，哥嫂、亲戚、朋友一致反对。只有母亲对我说：“王宝钏还住寒窑呢！只要人实诚，对我女儿好！”

结婚时，我家乡的习俗是收彩礼的。通常男方家要备三金，彩礼、还有摩托车等等。母亲担心老公家不宽裕，怕结婚时置办的家用多了，借的钱得我们自己婚后去还账，有压力。于是，母亲对亲戚们说，大女儿当年都没有收彩礼，老疙瘩女儿就更不能收彩礼了。母亲用自己积攒的钱给我们置办了结婚用品，为了给我婆家争面子，对亲戚们解释说，那些都是婆家为我们置办的。

十

老年的父亲患脑溢血，行动不便，大多时候都是在床上度过。我们这些儿女都有自己的事，伺候父亲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父亲过世后，母亲又来到我们家，帮助我带儿子。儿子刚刚两岁，特别喜欢动物，尤爱乱跑。母亲带着他出去散步时，他看到赶往集市上的牛、羊，就要追着看，儿子追着牛、羊跑，七十岁的母亲又气喘气喘吁吁地追着儿子跑。好不容易才能把儿子哄回家。这样的辛苦，母亲没有丝毫抱怨，还给我们兴致很高地学说着儿子对羊说的话：“羊咩咩！去我家吧，我家有好吃的，有麻花，有香瓜。”那表情里是满满地喜爱与欣慰。

母亲跟着父亲，在很多地方都落过脚，无论在哪个地方，她都与周围人相处融洽，我想我能跟任何人相处融洽，也是得益于母亲的影响。

最爱我的这个人不善言谈，她一辈子都在忙碌，她一生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充满了对她的爱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