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远去的故乡（评论）

赵高虎

一口气读完尹马中篇小说《头顶的乡下》，感觉故乡就像一些碎片，满脑子飞舞。尹马试图通过这个小说，寻求故乡逐渐破碎、远去的一些踪迹。

一、生活现场的真实再现，凸现城乡“十里不同天”，奠定了故乡渐行渐远的悲凉基调

《头顶的乡下》以县直机关的一个小职员忙里偷闲回家给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送葬的故事为切入点，通过特定时间界限里的庸常遭遇，呈现“我们的故乡”在现实困境中的暴力缺失。从城乡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这个小说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广大农村景象的一个缩影。然而，小说所选取的题材，只不过是作者在几次回家的旅程中，随意捡起来的一些碎片，这些碎片不仅带着血，还充斥着窒息的喊叫。

无疑，这篇小说血肉丰满，无论是故事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刻画还是环境描写，都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为了较好地表现城乡的差距，小说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将城市和乡下放在同一个台面上来解剖。小说开篇写城市生活的紧张忙碌，“我”作为一个局机关的小小职员，也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越来越理解那些常常叹息时间过得太快的人，理解他们终日拖着疲惫的身躯行走在路上，做每一件事情都雷厉风行的样子，甚至用餐的时候也在不停地接听电话、安排工作。城市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忙”，忙得身材变形，忙得两眼通红。甚至周五赶上末班车，都在不停地接电话，要么是孩子的老师要约见家长，要么是领导催促要调研报告、安排布置征文颁奖活动会场，以至于“我”无法顾及父母和其他人，更无法顾及家乡和其他地方。

将城市的忙和乡下的闲进行对比，不难发现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去不去给乡亲送葬的问题上，是没有讲价还价的余地的，都必须去。从这个对比中，我仿佛隐隐约约感到，城乡之间横贯着一道看不见的裂缝，而且距离在越来越远。无论怎么忙，“我”还是要忙里偷闲回家为亲戚送葬。为什么？直接原因是母亲来电话，说“我”大舅公死了，而且是母亲认的一个不沾边的亲戚。按常理讲，不是直接亲属，自己又这么忙，就没有必要去了。可这是不是母亲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儿子回家看看自己呢？从下文看来，显然不是。“父亲”却一点也不忙，闲得坐在旧沙发上打盹，他关心的是火炮、祭帐、祭文，还有陪去的锣鼓先生和唢呐师傅。“父亲”对我的不谙世事的责备，是“说话不过过脑子”。由此可见，城市的忙和乡下的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居住乡下的绝大多数父母，都担心百年之后没有一个热闹的场景，所以凡是谁家死人，特别是沾亲带故的，都要打电话来，要远在城市上班或者打工的子女回去送葬。

不知何时，父母成了故乡的代名词。所谓回乡，其实就是回家看望父母，父母成了联系城市和乡下的唯一纽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城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这个潮流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沿海沿江迅速向内地推进。广大农村人口涌向城镇，一方面导致城镇规模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导致农村空间迅速萎缩。从此，大量荒芜的土地和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成为农村一道极不协调的风景线。许多老人去世，找不到帮忙打理和送葬的人；有许多老人卧病在床无人照看；还有许多老人，由于子女常年在外，死在家里生蛆腐烂了也没有人知道……至此，作为子女的“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要“热闹”了。

二、多角度扫描聚焦人物形象，不动声色点击社会病灶

作者对主要人物高树选的描写，算是浓墨重彩。小说中，高树选是罗卓镇庙坎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因为被盗了一棵杉木，查无结果，上访了20多年，被凤城人称为“神行太保”。这个看似平常的事件，本身就值得玩味。一是为什么一颗杉木也查不清楚，导致村民上访？二是一个普通农民，为了芝麻大的一点事，干嘛要上访二十多年？因为这个，我们必须回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中来。

作者是这样描写老高的：“拄着拐杖的高树选疾行在路上，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黑乎乎的烧洋芋”。不难发现，老高不是一个可以嘲笑的对象，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拄着拐杖”，说明已经老了，老无所依，唯有依靠拐杖；“疾行”，说明时间紧迫，事情重要，错过时机，生活将无着落；“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黑乎乎的烧洋芋”，说明了贫穷困苦。然而，在“我”和其他人看来，老高无疑是一个可笑的形象。“汽车从高老者身边驶过，高老者抬头看了一眼，嘴里咕隆着什么，开车的司机罗凯看见了，笑了笑；去城里开古体诗词研讨会的退休老干部王荣进看见了，笑了笑；没有暂住证却暂住在龙井路的黄家姑娘小芬看见了，也笑了笑。对高老者没日没夜的上访，我们都只是笑笑。”这一笑也无关紧要，可是，到城里看见高树选坐在车站旁边的石墩上啃一个烧洋芋，开车的司机罗凯、退休老干部王荣进、暂住在龙井路的姑娘黄小芬，和我，又笑了笑。这一笑就笑得复杂了，干嘛要去笑一个啃烧洋芋的农村老人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我们不得不这样问：中国农民形象历来以勤劳勇敢善良著称，有多少英雄豪杰，曾经以农民的儿子而自豪，在这里怎么一下子成为嘲笑的对象了呢？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无论是“我”、父亲，还是社会各界人士，都对这个上访了二十多年的“神行太保”高树选带有一种调侃鄙视的意味。其主要焦点，集中在“我”和“父亲”的看法上。首先是“我”。在“我”的心目中，那个刚死了的“大舅公”，只不过是母亲认的一个不沾边的亲戚。对于这个“大舅公”，不仅我认识，整个罗卓镇的人都认识，甚至凤城县县委机关大院的人，也有不少认识他的。所以，既然是老家的长辈离世，再忙也得回家一趟。这说明，“我”回乡送葬，不是因为我“太认识了”，而是碍于母亲的情面。其次是“父亲”。“父亲”在如何去送葬的问题上，与“我”持相反态度：“我”认为去不去不重要，送点礼就行了；“父亲”认为，去是一定要去的，而且要去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这充分表现了城乡在对待人情冷暖上的两种价值观，农村侧重于热闹，城市侧重于收礼。“我”和“父亲”相一致的是对死者的态度，都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但更多的是把死者看成一个好吃懒做，行骗政府的人。“父亲”在这个方面做得比“我”更上一层楼，这在做祭文一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怕死者家属生气，父亲则要让他们当众出丑。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对待穷人的态度，考量一个社会的良知”。小说通过老高奔走上访的形象，以及世人的看法对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强烈点击出社会的病灶。

三、无形之手抹黑农村，轻描淡写却深刻揭示问题本质

一颗杉木被盗，导致高树选上访20多年，在人们嘲笑和冷漠的背后，隐藏着丑恶的真相。将死者高树选送上山后，“我”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父亲”却认为死者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数落“我”枉读诗书。这究竟有什么牵连呢？“父亲”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主要意思有两点：

一是“父亲”认为，高老者上访是一件伤风败俗的、影响政府形象和威望的事。“父亲”以为自己是一个极有威望的民间艺人，是正义力量的化身，是农村形象的代言人和维护者，因此，有义务和老高的这种行为作斗争，以维护政府形象。农村人本身认识的偏见和局限，是造成高树选悲剧的重要原因。有了问题上访是好事，说明群众相信政府。

二是高树选是一个农民，大字不识一个，为什么能坚持不懈地上访20多年？而且，为什么偏在每一次政府开大会、领导检查工作的时候准时出现在镇政府，畅通无阻混进县政府大院？造成这一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上访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推手。这个推手是谁？不看到结果，你绝对想不到。村民被盗，找村长追查偷盗，村长本应该尽职尽责，帮助追查。像杉木被盗这么一件小事，查不出来，导致上访，说明村长无能？不是，村长手眼通天，能力大得不得了，30多年战无不胜。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盗木者就是村长刘应成。“父亲”对这些内幕是知道的，所以，“父亲”既对上访者高树选憎，又对幕后推手刘应成恨。与双方都有矛盾，恨不得把双方都揪来各打五十大板。各种人物之间矛盾重重，没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目标和追求，是农村和城市难以无缝对接的内在因素。

刘应成是罗卓镇的一号风云人物，起起落落干了30年村长。30年前当小乡乡长，声色犬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抓计划生育像瘟神一样，谁碰到谁倒霉，结果被村民告，拿了下来。后来又被推上去，东山再起，排除异己。再后来因成为全镇最大的超生户，又被拿了下来。如此老油条，高树选当然成为他手中最中意的筹码了。“父亲”向高树选的儿子高连科透露消息说，“刘应成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把你爹塑造成一个上访户，镇领导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句话就让你爹停下来；镇领导无视他存在的时候，他会瞅准开会或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的时候把你爹撵过去，让镇领导措手不及，万不得已给钱了事。”作者通过这个看似轻描淡写的情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本质，憎恨交织，将小说情节进一步推向高潮。

四、跌入陷阱看人间，头顶的乡下渐行渐远

《头顶的乡下》最出彩的部分，还是结尾。“我”检查校舍安全后回到机关，知道一个造谣学校墙体裂缝的人，被警察抓起来了，当即吓了一跳，以为是“父亲”，后来从“父亲”口中知道是高连科，才松了一口气。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高连科被警察带走后，整个凤城都知道有人造谣，影响很大。县领导要求尽快找出妖言惑众的始作俑者，要严肃追究责任，“我”的心又被悬起来。那个始作俑者是谁呢？是“我”父亲，而且，“我”当时在场，知情不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这下，“我”终于被推下了陷阱，醒来后发现，故乡已遥不可及。

眼前所有纷繁复杂的水花，起伏跌宕的波浪，都是奔着这个结尾来的。主要集中在“父亲”和村长刘应成的较量上，每一个回合的冲突，都向这个陷阱靠近了一步，都与故乡疏远了一步。第一个回合是大坳小学的选址，本来黄局长通过考察，答应“我”选择在庙坎，那里地势开阔，辐射范围大，孩子们走路去学校方便。想不到刘应成暗中通过市里的所谓“关系”，将校址选在左右两山都摇晃着松动泥土的一条沟里，“父亲”惨败；第二回合是倒叙，回忆“我”考起凤城师范学校时，刘应成要“我”请他喝酒。可是，“父亲”从此有了小小的胆量挑战这个不可一世的村长，走在路上，“父亲”不主动和他打招呼，甚至看都不耐烦看他一眼，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第三回合是“我”师范毕业，回到罗卓教书。刘应成和“我”斗酒，被强行灌醉，顿时摊到在地，小胜一筹；第四回合是“我”后来脱离了教行，去罗卓镇政府当了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后来又去县上工作，“父亲”风光得不得了，村长刘应成已经会主动与他打招呼了，而他，他只用鼻子哼哼一声，终于取得了胜利；第五回合是比待遇，“我”一年两口子不到十万，勉强糊口，刘应成儿子一年七八十万，“我们”当然要败下阵来；第六回合是我回乡检查学校安全隐患，发现新修的学校开了一条大裂缝，却憋在心里，不敢说，这回“我们”简直是一败涂地；第七回合“我”完全跌进了别人设计的陷阱，幸好上天有眼，谣言终成现实，可以说，此次是大获全胜。

如果说故乡是一颗大树，那么，“我”就是故乡枝叶的延伸。“我”和故乡是血肉相连的，即使远离，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内心深处讲，“我”其实也想回家，想去弥补一下和故乡之间的缝隙，想不到裂痕却逐渐拉大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挂念着的乡下，已经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以前那些村庄、草坪和森林，还有流水、飞鸟，以及每一种在梦的边沿碰到的美丽的邂逅，都仿佛去了头顶的天空，且离“我”越来越远。

（作者系中学教师，作家。）

【责任编辑 杨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