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的文艺学：从巴赫金对洛特曼的质疑谈起

李 薇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 广东 广州 510300)

洛特曼(Juri M．Lotman)是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Tartu-Moscow School of Semiotics)和俄国结构主义理论重要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曾担任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席，被授予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不列颠科学院外籍院士、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荣誉称号。在苏俄，叶戈罗夫(Yegorov)将洛特曼与利哈乔夫(Dmitri Likhachev)、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并称为苏俄学界三位泰斗。在西方，洛特曼为代表的符号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哲学小组是少有得到西方学界高度重视的苏俄学术遗产。在中国，学界多将洛特曼理论媲美巴赫金，“共同代表20世纪俄国语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1〕(P156)

巴赫金与洛特曼的学术纷争，历来备受学界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洛特曼与巴赫金的内在勾连便已呈现于伊万诺夫(Vjacheslav Ivanov)《巴赫金关于符号、话语与对话的思想对当代符号学的意义》。到1999年，据叶戈罗夫统计，西方陆续出现近10种探讨巴赫金与洛特曼学术关系的论著。论述基调上主要分为主同派和主异派。

主同派在话语实践上极力弥和洛特曼与巴赫金之间的缝隙和隐痕，认为巴赫金未见洛特曼后期文化符号学发展，故对洛特曼判定有失公允，洛特曼后期走向了巴赫金，引入了对话精神。

康澄认为洛特曼后期若干重要概念直接来源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如文本多语性与复调、智能机制与反“物化”指向一致。吴晓都的结论是“巴赫金的诗学思想又使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奠基人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学上升到‘文化诗学’的高度。”〔2〕此类研究关注到洛特曼与巴赫金的相似之处，但遮蔽了洛特曼前期思想中内在的对话旨意。

主异派在洛特曼与巴赫金差异上纵深推进，认为洛特曼与巴赫金对话精神扞格不入。洛特曼理论被表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反历史、反人文、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典型。即使洛特曼引入了巴赫金的对话，但仅取对话的运作机制。

米．加斯帕洛夫(M．Gasparov)指出洛特曼与巴赫金对话观迥异，“在洛特曼看来，对话是文化所掌握的语言的多语性，而对巴赫金则是活人发出的声音的复调。”〔3〕(P120)加斯帕洛夫将洛特曼的对话理解为存在于“我－我”之间，属于内在性对话，而巴赫金的对话则发生在“我－你”之间。凌建侯得出巴赫金的对话富含三重旨意：理论观念、研究方法和人文精神。而洛特曼仅汲取“形式上的对话”，本质上不是对话，是具有独白式封闭性的辩证法。此类研究深入挖掘了对话的丰富内涵，但着眼于一重证据，无疑窄化了洛特曼对话理念，忽略了洛特曼与巴赫金精神层面的对话，遮蔽了洛特曼理论的人文诉求和解放旨意。

欲澄清巴赫金与洛特曼之争，需究其根，溯其本，清其源，回到现场、还原现场，方可审视巴赫金与洛特曼学术纷争的问题症结。本文认为巴赫金与洛特曼之争，实乃文艺学学科走向之争，文学理论研究路径之争。

一、巴赫金对洛特曼的质疑

巴赫金在《1970－1971年笔记》中对洛特曼使用代码表示质疑。他认为相对于无法计量的语境，代码仅只是信息技术手段，根本不具有创造性价值。巴赫金指出洛特曼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语体风格作为重新解码，抹杀了最重要的对话性因素。他认为同样思想的不同表达，不能等同于不同思想之间的对话。换言之，巴赫金将洛特曼差异美学异质要素差异共存的思想仅仅视为可穷尽的代码，不能与其珍视的复调论相提并论。

实际上，巴赫金对洛特曼的谴责，与当时主流语境对洛特曼的评价一致。在苏俄本土，洛特曼及塔尔图学派最早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和研究。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受制于俄国文艺学雄厚的历史主义传统，其中包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三大支流。《结构主义诗学讲义》及《艺术文本的结构》问世之初，被判定为形式主义余脉、反历史主义而备受责难。

1963年帕利耶夫斯基(Paleyevsky)《论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及1966年《科学性的尺度》谴责洛特曼“捕捉不可捕捉者”、“挖掘不可挖掘者”。〔4〕1963 年柯日诺夫(Kozhinov)《结构诗学是否可能?》及1964年《诗是形象的形式》质疑洛特曼理论中“不变量”、“符号”等特定术语，指责人文学科中使用结构主义方法。1963年季摩菲耶夫(Gmurphyev)《四十年之后……(诗歌研究的数量和分寸感)》，认为结构主义复活了形式主义，是对过去式的重复。1972年巴拉巴什(Barabash)《美学与诗学问题》对洛特曼代表的结构主义文艺学采取否定态度。巴拉巴什称：

美学系统的封闭性原则，该原则的那种特性，即脱离世界、脱离人、脱离意义，不仅表明出个别作者的错误，而且暴露了结构主义的本质特征，表明了它与形式主义的渊源关系。〔5〕(P1)

米．鲍．赫拉普钦科(Mikhail Borisovich Khrapchenko)认为洛特曼结构主义原则运用至文艺学，“这是要活生生的思想去屈从于抽象的逻辑，和现代文明肢解性技术的僵死方面的一种投降行为”，是“回到形式主义学派的老路上去”。〔6〕(P232)

由此可见，上述对洛特曼的谴责，集中在两个层面：洛特曼与形式主义的传承关系以及洛特曼理论对科学术语的引入。也就是说，仍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巴赫金为代表的社会历史研究，对洛特曼试图以形式主义、科学主义改造文艺学的努力报以抵制的态度。

二、洛特曼对巴赫金的回应

洛特曼在历史主义对形式主义的质疑诘问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学者个人对文艺学学科建设、文学理论发展的独特观点——作为科学的文艺学。

如何确保文艺学的独立品格?采用何种方法研究文学理论?洛特曼指出文艺学研究历来存在两类方法，一类是以社会思想为背景考察文本;一类是检视文本的韵律、风格、结构、节奏。〔4〕前一类研究，容易忽视研究材料的艺术特点;后一类研究，面临研究结果的价值考量。而差异美学致力于中和两类方法。他指出针对第一类巴赫金采用的历史主义方法，差异美学既要认识到文学乃意识形态的特殊表达形式，又要竭力避免文学被社会意识简单粗暴地消解掉。针对第二类方法，差异美学汲取文本被视为语义要素统一体的做法。〔4〕由此可见，洛特曼并未以反历史主义为其理论立场，而是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致力于以文本的多语性弥合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罅隙。

洛特曼差异美学思想可以看作对结构诗学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和具体成果的系统综述，深刻地说明了结构主义诗学的发展现状。广义来看包括文学理论和艺术哲学;狭义指文艺文本的内部结构和组织规律。客观而言，他的主要观点并未背离巴赫金诗学，将“文本创作－文本结构－文本接受”统一为一体。正是借助此类系统方法，使得洛特曼差异美学并未停留在表层叙事，而是直击问题根部。围绕文学、文化意义的产生机制展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洛特曼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探索一首诗的意义，而是专注于探索产生意义的条件方式。

洛特曼认为研究文本的信息储存、传输机制，自然科学亦可受益，对自然科学家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对于贮存和传送信息来说，艺术是最经济、最简捷的办法。艺术还有其他特性，完全值得控制论者、也许最终还有设计工程师予以高度重视。”〔5〕(P33)

洛特曼的理论出发点是文学研究科学化，为文学研究进行自我确认。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范畴，科学地认识艺术特性。应该说，建立一门以严格科学原则为基础，不取决于个人趣味的超意识形态的文学科学模式是其理论终极诉求。

提出一个问题：精确的知识是否会破坏艺术作品?他的回答是：

如想获得关于艺术文本的多样性的知识——总是近似的知识——不能靠随便谈论独特性的意义，而要靠研究作为某种重复功能的独特性、靠研究作为有规律出现的独特性功能的独特性。在真正的科学中也是如此，我们只能照这条路走下去。达到终点是不可能的。〔5〕(P110)

1967年洛特曼《论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精确方法》这篇文章中强调自己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面对诸多质疑，他反问道，难道掌握科学的公式并运用一定的规则解决问题就使数学家受到了约束，因而比不知道公式的人更缺乏创造力?以此示意掌握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同时呼吁取消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审美评价多样性，换算为洛特曼的信息量，确实很难作为严格科学分析的对象。审美判断和评价纳入考察范围，与接受美学有何区别?多义性是审美价值的衡量指标。读者超越作者，成为意义的来源。多义文本，从结构而言，只能是无形态的，不可能诉诸明晰的叙事结构、语法或叙述逻辑，否则终极结构的诞生带来的只会是文本多义性的毁灭。也就是说结论是文本的结构是多样性的，与预设前提产生严重冲突。究竟文本是否有结构，叙事语法是否存在，文本意义是否有理据成为一个问题。意义作为出发点，但由于本身具有不确定、多变主观的特性，实难充当一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学科基础。

同年发表的《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一文中，洛特曼主动回应了外界对其学术意图的质疑。这篇重要论文意义非凡。

其一，体现洛特曼始终如一的理论初衷。正如题目开宗明义，洛特曼试图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范畴，科学地认识艺术特性，使文学研究科学化。这样一门以严格的科学原则为基础，不取决于个人趣味的超意识形态的文学科学是其理论体系的中心。该文指出帕里耶夫斯基与作为科学体系的结构主义开战，无疑是向科学本身宣战。言下之意，洛特曼坚持文艺学就是科学，揭示了人文与科学携手并行的远景。〔4〕

其二，表明洛特曼并不排斥历史主义。他指出建立科学诗学的目的，并不是要与历史主义背道而驰，而是极力融合两者。洛特曼宣称历史主义不是结构诗学的敌人。

其三，点明洛特曼立说之根是对话辩证法。科耶夫曾将黑格尔的方法解读为纯粹直观的和描述的，归于胡塞尔现象学范畴。他的理由是辩证法本就不是主观的思维方式，而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本性。存在本身包含否定因素，具有辩证性。洛特曼直言二元对立就是辩证法。

洛特曼指出：

假如将我们正在论及的层次与我们尚在探求的精确批评标准严格区分开来，我们一定会成功地使用科学术语。探求精确的批评标准是为了确定当代科学分析中可获得的有关领域的周边界限。〔5〕(P147)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改进措施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举办课外学习素养教育活动，第二是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优化。

由此表明洛特曼的科学求知态度。洛特曼驳斥将结构主义划为机械论、相对主义的批判。他指出“每种科学方法都有其认识论基础。”〔4〕并借用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论的表述，即高等数学与辩证运动相契之处，说明应用科学方法不会导致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洛特曼称虽然目前的探索不尽完善，但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臻于至善。《艺术文本的结构》最后一句话也传递出学者心声，“研究艺术文本的结构对一切科学的训练都是有意义的。”〔5〕(P420)

洛特曼认为科学满足了人类的求知本性，为人所用，造福于人。对人类思维的拓展是科学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4〕同时他对科学与艺术的差异了然于胸，“科学模式以直观的形式再现客体的系统。它为所研究的客体的‘语言’建立模式。艺术模式再现客体的‘言语’。”〔7〕

洛特曼抨击专制政体大量利用蛊惑宣传，很少利用精密科学，以貌似科学的纪念日、非纪念日文章践踏真理的行径。并将此行径与结构主义力求严格论证相比照，映照出结构主义的人文科学光芒，以此回应结构主义追求科学而去人文化的质疑。

如何应对危机，文艺学家何去何从?《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中，洛特曼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文艺学家形象。他认为新型的文艺学家应有机结合独立获取、广泛掌握的经验材料与精密科学培养的演绎思维。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还应了解心理学，同时也是数学家。这样的文艺学家应不断磨砺自身，持久思考问题，培养思维能力，不视熟知为真知，永远不要止步。〔4〕

三、巴赫金与洛特曼的对话

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巴赫金提到：

我在上面提到的近些年来优秀的文艺学著作，即康拉德、利哈乔夫、洛特曼及其学派的著作，尽管方法论上有所不同，都同样地把文学同文化隔离开来，而是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这里应当强调，文学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而文艺学又过于年轻，所以还很难说文艺学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因此，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加深刻的理解。〔8〕(P365－366)

洛特曼代表作《艺术文本的结构》两次明文提及巴赫金，显示出两大命题的传承关系。一次是用差异美学原理分析莱蒙托夫(MikhailIurievich Lermontov)《祈祷》时，指出该文本投射在三个不同类型的语义结构，彼此对立，互不抵消。洛特曼指出，巴赫金亦以非凡的洞察力指出较之科学，艺术的多义性特征。另一次是用差异美学原则论述视角的复杂多音结构，体现出浓厚的复调旨意。洛特曼直言“‘视角’的概念可以追溯至 M．M．巴赫金的著作。”〔5〕(P370)后期《思维的世界》专辟一章“对话的机制”，显示出洛特曼对巴赫金的超越意向。

在1983年德国耶纳席勒大学(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召开的“小说与社会”国际会议上洛特曼做《巴赫金——对他的继承以及符号学的现实问题》专题汇报。汇报中，洛特曼将巴赫金对符号学的贡献总结为两大点，一是指出了符号的动态特征;二是提出了对话思想。同时洛特曼指出巴赫金对话思想过于宏观和不确定，意将巴赫金隐喻性思想发扬光大。

应该说，巴赫金与洛特曼的学术纷争，已在宽广的历史视域，恢弘的人文关怀中得以抚平。而汲取对话主义的洛特曼差异美学思想，较之巴赫金复调小说，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拓展延伸。理论深度上，洛特曼将差异性对话思维对同一性的反驳由巴赫金针对的启蒙理性进一步推至源头，直击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理论广度上，较之巴赫金文学文本实践，差异美学理论更为广泛地运用于社会、文化、历史、艺术等众多领域。

特别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传统范式受到冲击，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整合形态，文学性成为一个由不断滑动的所指组成的集合，具有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stein)意义上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或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意义上的“星丛”(constellation)式概念特征。洛特曼关于文艺学学科走向以及文学理论研究路径的洞见，对“后理论时代”理论重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后理论时代”普遍存在“泛文化”倾向，文学理论走向泛化，无所不包，无以为界，严重威胁文学性的合理化存在，同时文学理论终结论也不时冲击学科根基。洛特曼差异美学从文学形式入手，重新审视文学性，积极建构意义生产模式，对等级森严，缺乏活力的文艺本质观展开批判与重建。

洛特曼以巴赫金对话哲学为根基，从强调差异性的索绪尔思想中汲取养分，继承俄国形式主义衣钵，构筑富有张力的文学理论形态。依据对话辩证法，差异美学跃出文学理论的边界，代表文学理论试图冲破语言牢笼求新求变的趋势。洛特曼融文学的历史诉求于形式结构，纳具体可见的话语实践于语言系统，从基于语言学的文学理论模式，转向多学科、跨学科整合型模式，超越现代性美学范式。

就理论形态而言，差异美学构建了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模式。从文学性出发，洛特曼以开阔的文化视界追求各民族文学文化共通的诗心。在文学研究过渡至文化研究语境下，彰显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就理论实践而言，差异美学充分汲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各类资源，在“形式－结构－符号－功能”的轨道上推动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跨界研究进程。在文艺学如何借鉴其他学科，同时保留特性;人文学科对科学成果的有效整合、合理化用等题域，差异美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总的来说，作为科学的文艺学命题本身蕴涵极强的方法论功能。理论形成的张力已远远溢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显示出极强的人文特性和超越特征。在追求作为科学的文艺学的进程中，洛特曼保留文艺学的人文内涵，并将文学性置换为文本，放置于具体社会历史文化之中，体现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的文学理论变迁，不仅将经典文艺学研究推向了新阶段，还为后现代语境下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坐标。

〔1〕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吴晓都．新俄国文论的走向概评——兼论文化诗学的基础构建〔J〕．学习与探索，2004(2)．

〔3〕转引自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

〔4〕洛特曼．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J〕．文化与诗学，2010(1)．

〔5〕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6〕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7〕洛特曼．《模式系统行列中的艺术》课题提纲〔J〕．外国文学报道，1988(1)．

〔8〕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文本、对话与人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