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与读者意识:近代“新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潘桂林

(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72;怀化学院中文系 怀化 418000)

陈平原指出，以《新小说》创刊为标志，响亮提出并实践“小说界革命”主张的梁启超、吴趼人等创作的小说被称为“新小说”〔1〕(P6－7)。为了与解构潮流中兴起的世界新小说相区别，我们称之为“近代新小说”。这是中国小说创作数量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但大量作品存在浅陋、粗糙、结构松散等审美不足，加上20世纪40年代以来批评界意识形态话语独霸格局的存在，其成就和地位长期没能得到充分认识。学术视野开放的近30年，近代新小说研究涌出诸多新成果，但仍难以摆脱以片面求深刻的局限。笔者以“读者意识”对“文学场”要素进行整合，意欲在视角创新的基础上对近代新小说研究做出可能的补充和拓展。

一、传统路径:资料收集与外部研究

自落潮到1949年的30年间，近代新小说研究注重考据、资料整理和社会学阐释，成果集中在鲁迅、胡适、陈子展、阿英等学者的工作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具有开山意义，对清之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小说类型考源寻脉，论述精辟。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晚清白话小说与古文对立评述，称之为“活文学”，冠之以“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并对林译小说、吴趼人等人创作做出了中肯评价。30年代前后，陈子展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书，不仅对“域外小说”、“古文小说”及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加以关注，还给予林纾文言翻译小说“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的高度评价。30年代后期，阿英完成首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专著《晚清小说史》，还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晚清小说资料。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存在平面化反映论的缺陷。

1949至1976年间，政治意识形态渗入各种阐释活动，近代小说研究注意力集中在重要作家作品上，阿英的资料整理进一步完善，出版了《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晚清文学丛钞》等。本阶段新小说研究的问题大致表现在如下:选题狭窄，主要局限于四大谴责小说，评价视角偏重思想性，忽略艺术层面分析;论战火药味太浓，缺乏冷静中肯的学术商榷态度和规范的学术表述技巧;评价标准政治化倾向严重，体现了学术的政治喉舌功能。70年代末，思想解冻，研究新成果涌现。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近代文学史》、《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时萌的《曾朴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论稿》，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吴研人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等，都是学界不可忽视的成果。

总之，1986年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搜集、文学史撰写、社会学视角下的作家作品分析和思潮演进梳理，强调政治、经济、文化思潮、时代精神、历史事件，和作家遭际等文本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属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外部研究”。譬如，阿英将新小说繁荣原因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印刷业和新闻业发达，小说需求量增加;二是知识分子受西洋文化影响，认识到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2〕(P1－2)。他还直接将代表性篇目进行分类，认为《文明小史》、《孽海花》等是晚清社会概观，《邻女语》、《恨海》、《新石头记》等反映了庚子事变，《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是反华工禁约运动中“猪仔生活”的叙述，其他作品分别是立宪运动、种族革命、妇女解放和反迷信运动等社会现状的反映。其他学者的论述也很难摆脱传统反映论思维框架，文学文本层面基本被忽略。

二、视角转换:内部分析与文化研究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语言论转向颠覆了反映论思维模式，确立了语言和形式的本体地位，将文学研究中心推向文本形式、肌质，走入文学“内部研究”;读者反应批评将研究重心转向读者一维，关注文学的效果和意义实现;文化批评则将文学重新植入历史文化的大框架，并汲取内部研究关注文本的长处，动态全面地思考文学。80年代后期新方法新理念的涌入，使近代新小说研究进入了多元并存的阐释语境，成果丰硕。

直接以近代新小说为词条的研究并不多，但晚清小说、近代小说、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甚至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和当时单部小说研究都属于我们必须关注的范围。中国知网收录篇目显示，1988年以来仅以《老残游记》为论文命名词条的结果就有两百多篇。最近几年较多文化研究视角，“民族想象”、“话语个性”、“神话原型”是较有代表性论文的命名主题词。而80年代末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几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分别是谈论其创新与传统，与太谷学说的关系，作品的语言运用、讽喻特征等。这一个案基本代表了新小说研究的大致方向，即由侧重修辞和叙述的内部分析走向文化研究，但传统视角一直存在。

总体看来，内部分析集中在叙事学、文体学视野中的小说转型研究。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989)体现出清晰的转型思维视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003)详细精到地分析了晚清小说的叙事革新，论及叙事学中的读者指向。海外汉学家在这块领地功不可没，米列娜编写的《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1991)强化文本细读，对晚清小说的情节结构类型、叙事模式分析细致。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的晚清小说“叙事者声口”、“吴趼人与叙事者”等研究见解独特，且符合中国文学实际。这些是典型的内部研究成果，关注小说的叙事声音、情节结构、时间呈现、语言变革、修辞和小说类型等，体现了回到文本的革新精神，并一直延续至今。袁进《中国近代小说的变革》(1992)的语言和文体嬗变研究启开了新小说研究新视界，季桂起论及清末民初小说体式的演变(2003年)，吴康、涂德明的专著也涉及“新小说”与“新文体”问题，邓伟等人继续着文体研究的开阔空间，也显示了白话文体研究不止是语言形式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心理表达的策略。

文化研究含义丰富，此处主要强调其研究视角的宽泛性和渗透性，强调文学是一种审美文化形态，是社会变化的表征，其生产状况和具体形态根植于社会，文学创作取决于多种文化力量的交互作用，阅读是处于特定语境中的文化行为，文学的文化性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历史境遇、性别政治、种族问题、媒介场域等因素都被纳入思考范围，文学的复杂性和深厚底蕴得到了挖掘。现代性视域中的近代小说研究是较早引起注意的一个视角。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1998)、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2001)等专著率先将近代新小说的文体实验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及特征结合，描述新小说的现代性呈现，揭示小说话语变革中的民族焦虑。杨联芬、杨晓明、朱国华、谢昭新、赵黎明等学者也立于近代文学领地，著书撰文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成为理论界现代性话语中颇有声色的部分，使文化研究走出理论象牙塔，植入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学现实，文学转型研究因此有了更深的渊源。王一川提出的“后发型现代性”概念为新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维度，张荣翼不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学理阐发，还用趣味移植、视野跟从、根基缺失和问题隐退来概括后发现代性语境中新小说的具体表征，强调了中国在“跟进性”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他者化”倾向和抵抗“他者化”的焦虑。〔3〕(P92)接受美学、叙事学视野中的读者研究值得关注。武润婷、袁进等人的论著涉及读者群体、读者心理和审美需求对近代小说的影响。朱秀梅的博士论文《“新小说”研究》(2006年)思考了“新小说”的读者意识与读者策略、拟想读者与真实读者的错位，以及“新小说”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但未对多重视野中读者意识的复杂内涵展开论证。媒介诗学视野下的近现代小说研究是最接近“文学场”和文学生产分析的成果。周海波、杨庆东的《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2004)深入思考了文学媒介的本体性意义，也就报刊对小说接受群、创作群、小说观念、文本建构和读者意识的影响进行了探索。还有一些博士、硕士论文直接对报刊小说和白话文运动做深入研究，给我的论证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我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意欲寻找一个理论支点，将传播媒介、市场化运作、意识形态诉求、读者意识与新小说转型整合起来研究。

三、整合态势:文学场域与读者意识

新视角的引入和传统视角的深入逐渐将近代新小说研究推向现代学术主流阵地。米列娜、陈平原等人的小说模式转型分析，王一川、王德威等人的现代性探讨，将近代小说提到了新的制高点，彰显了它在中国文化现代性与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也使学界对现代性的理解更贴近民族生存根部。读者研究将接受美学的视野展开，使小说的交流性质得到关注，也能使叙事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因为“隐含读者”这个概念具有结构小说文本的功能，而且近代读者群体、读者意识、读者阅读情境的特殊性，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小说风貌和风潮转变。媒介诗学思考传媒与小说的关联也开辟了学术新视野，媒介已然不是一个传播工具，而是小说构成的本体性要素，报刊的性质会引导一个民族的群体性想像，带动整个阅读效果和作家自我身份确立及读者阅读揣测的变更，也将小说带入了商业运作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境遇中。

学术新视点从不同侧面启开了近代新小说研究新视界，带给学术界新活力，但很少有人愿意做整合性分析，以免陷入全而不深的窠臼。我认为，近代新小说引导的白话小说转型既有迎合社会需求的成份，更与启蒙救亡的历史使命交织，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色彩，其叙事语体由文言转向白话、叙事结构由网状转向“集锦”、叙事语态由含混多义转向讽刺或直陈，以及叙事文本故事意识的加强，人物塑造的浅表化等等，都与小说报刊连载的特殊面世方式，与报刊媒介带来的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以及在政治狂想中激起的大众消费心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对读者群体的设定、对这种语境中读者心理的揣测，对小说文体以及读者在文化交流中的定位、对作者与读者在文化环境中的身份认定等因素密切关联。显然，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整合这些复杂因素，我们的研究有可能得到某种突破。

这个突破口就是“读者意识”。这里的读者意识不是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意识，也不单是叙述学中的“隐含读者”、“理想读者”等概念，而是指创作中的读者意识，是“读者的要求、意识或审美期待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即读者的存在与作用，内化生成于作家心域中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往往很容易导致作家创作动机的生发和相应的一系列艺术构思”〔4〕(P63)。读者定位是读者意识的首要问题。“读者”概念很多，含义和功能不同，可总体分为“真实的读者”和“假设的读者”，二者都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指向和交流姿态。前者作为现实因素，既体现着社会历史境遇和时代风貌对文学接受现实的影响，又通过接受行为直接将文学承载的审美文化精神转化为精神食粮，从而塑造参与阅读的现实读者，更新现实读者的文化审美视野，进而影响社会风尚和民众现实行为。这就是接受美学所谓的“视野融合”，也是文学塑造民众反馈社会的现实途径。没有这类读者，理论论述的读者功能就无从产生。“假设的读者”是一个虚在性对象，是作者根据自己对社会读者需求揣测虚构的文本阅读者，“对外指向社会读者大众，对内指向作者自我，纵向联系文化传统，横向关涉时代精神，同时还涉及到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作为复杂深刻的文化机制，影响着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和具体的叙事策略”〔5〕(P103)。

阅读理论和叙事学的读者研究尚局限于某一个维度，当我们将读者置入“文学场”进行关照，其强大的整合功能和对文学的全方位影响方能充分显示。一切活动都发生于一定的场域，文学存在于文学场中。“场”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文化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认为，批评界的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都是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势必导致作品分析的片面性，而场概念有助于超越内外两种分析的对立，使两种分析融汇起来。他认为，文学场是由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构成且与社会其他场域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许多选择都无法避免双重性，是内部的也是外部的，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场”不是一个静止的场所，而是权力争夺的空间，文学场形成的过程就是文学逐渐走向自主的过程，也是文学被权力控制但勇敢抵抗权力的过程。“场”理论将近代新小说研究带入现代性思考之外的文化研究视域，以“场”沟通文学构成中的诸多内部要素和影响文学生成的外部要素，使艺术生产与社会权力争夺的制衡关系突显出来，从而彰显艺术审美趣味转换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等诸多力量的控制与反控制策略。如果单纯进行文学场的描述和分析很容易陷入历史决定论的窠臼，不能真正突显场粒子在艺术生产中的强大效能。读者意识正好可以整合起参与文学场生产的诸要素，阐释世界、作者、文本、读者、媒介等文化成员对文学生产和风貌的影响效能和机制。此处，读者意识具有复杂的内涵，成为联接文本与世界、作者与读者、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控制与艺术自律追求的核心。

总之，以读者意识整合文学场要素，将文化研究、叙事学、文体学、接受美学、媒介诗学等多种理论武器贯通，既可回返历史现场全面审视近代新小说，还能将理论、创作与文本研究结合，突破纯理论研究的抽象性和个案分析的浅表性、偶然性，能够掘出现象背后深藏的时代文化根源和接受、创作心理根源，以及意识形态与话语交织的运作状况。这种整合式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和风险，但也可能为新小说开辟一块新的研究基地。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张荣翼.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J〕.学术月刊，2007(1).

〔4〕宋生贵.“读者意识”与审美发现——文艺活动审美发现过程〔J〕.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3(4).

〔5〕潘桂林.中国近代小说读者意识浅探〔J〕.广西社会科学，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