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外贸答客难

编者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时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发表了几篇关于外贸史的论文，引来各路学者和网友的讨论，从史学、经济学和时政等不同的角度对秦晖教授的观点提出质疑，秦晖教授以此文作为回应。

我分析外贸史的几篇文章发表后，在好几个学术思想群中引起了争议，这些问题无论从史实还是从理论逻辑方面，很值得认真回答。

关于“顺差为什么是‘好的”

未名（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您关于古商路上逆差贸易的文章均已拜读，几点看法供您参考。1.用比较成本（所谓技术和低人权优势其实也是成本优势）解释入超，前提是已经形成市场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而且存在建立于可贸易品平价理论基础上的国际支付汇率标准。但在近代以前，囿于交通条件和物流成本，上述前提并不存在；2.如果贵金属的净流入或流出有实证数据支持，当然可以作为判断出入超的依据。但彼时国际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微观的比较成本既无衡量标准，亦非贸易发生的主要动因。窃以为不妨从宏观视角考察，在尚无跨国投资的时代，高顺差必然伴随高储蓄，分析储蓄率的高低及原因，或者更能接近貿易顺逆差产生的真实背景。

秦晖：传统外贸当然与近现代外贸有很大不同，而且古代经济的实证性也不能与现代等量齐观。甚至同为“古代”，明清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可是秦汉除了考古发现外，文献史料基本就是“前三史”，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班袭马说重复叙事。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放弃长时段比较，只是我认为其中有些舛误，也确实需要澄清。我的比较是有所指的。

其次，在古代史中分析顺差与逆差确实比较复杂，除了你所讲的缺少“实证数据”（绝不仅仅是外贸史如此）外，即便知道有“贵金属净流入或流出”，也要分析它们到底是货币还是“器用”，而且这两者当时往往“不对称”。我文中提到汉代作为通货输出的黄金到了大宛据说却“用为器，不用为币”就是一例，明代则相反，中国输入白银作为货币，日本的白银却是作为一般商品输出到中国的，他们当时并不用白银为币。所以按现代的概念，当时中国对日贸易是有顺差的，但日本对华贸易却没有逆差。不过，双方都视为货币的情况当然也很多，这些确实都要仔细分析。

但更重要的，还是你提到的即使存在顺差和逆差，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用来进行“比较成本”分析？我觉得称为“比较效益”更好。现代国际商品，很多是大家都能生产，只是你生产这个更合算，我生产那个更合算，我们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贸易进行国际分工，实现双赢。但是在古代，很多贸易都是“互通有无”，而不是根据“比较效益”进行分工的。惟其如此，简单地根据顺逆差论好坏就更成问题了。坦率地讲，我的文章正是因此而发的。

赵燕菁：其实我们并未真正理解顺差为什么是“好的”。

张凤安：顺差，从货币政策看，给发钞提供了储备支持。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看，提供了正现金流。从微观企业看，外贸和顺差，一般都是预付制，即使使用信用证，也可以从银行提前预支，有助于改善和刺激微观活力。

赵燕菁：张凤安说得对！顺差的本质是货币。货币有助于社会商业化分工。问题来了，美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为什么不追求顺差了？用低人权解释顺差容易误导，比如顺差大国德日都无法解释。

秦晖：感谢各位赐教！顺差为什么是“好的”？这确实没法回答。因为并不是一切顺差都是“好的”。尽管有很多顺差状态令人羡慕，但并非所有的情况下都如此。例如我就认为明清的顺差一点都不比汉宋的逆差更值得我们自豪。其实，顺差就是多卖了，逆差就是多买了。或者换一种说法，顺差相当于贷出，逆差相当于借入，逆差方向顺差方支付货币就相当于还债。抽象地讲贷出就是好、借入就是坏，有点莫名其妙不是？“杨白劳”时代这样说说还可以，今天提倡“融资能力”的时代还能这样说？我批评“顺差崇拜”就是因为这个。

至于赵先生批评说：“用低人权解释顺差容易误导，比如顺差大国德日都无法解释”。我只是把“低人权”列为可能带来顺差的七种情况之一，从来没有说低人权一定会有顺差，顺差一定来自低人权。我列举了一些顺差的案例与低人权有关，但这些案例当然不含当代德、日。我确实也论及了德日的顺差另有原因，并把它归为值得羡慕的一类，那当然不是“低人权”，这有什么“无法解释”呢？美国内战前，南方的顺差与低人权有关，1877年后全美的“百年顺差”来自效率，前者是“坏的”而后者是“好的”，这有矛盾吗？

而且还要指出，我文中提到艾弗西·多马和罗伯特·福格尔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奴隶制比自由劳动更有“效率”，这或许有争议，但是效率的计算要比“商品率”或顺差的统计复杂得多，如果说这些条件下奴役制比自由劳动更容易提高出口率产生顺差，那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争议。俄国17世纪农奴化以后，外贸顺差就是比此前自由农时代高多了，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由过去领主自营地演变的、公认为“农奴制残余”较多的“工役制”庄园也是制造顺差的重要力量，其商品出口率甚至高于所谓“资本主义富农经济”，更不用说高于一般小农。

而这也表明“一切顺差就是好”的荒谬。从农奴口中挖出活命粮来出口的“顺差”，能比农民温饱无忧的“自然经济”好吗？一些论者津津乐道于给外国人提供了多少消费品，并嘲笑人家拿不出什么东西出售。其实就算人家什么也不卖，只要能让自己的国民丰衣足食，在我看来，这就比那些饿死农民挣“顺差”的国家强到天上去了。

为什么“只有”鸦片能够打开中国市场？

修木（香港中文大学）：拜读您的那一篇，讲的是晚清经济的落后不是因为鸦片战争造成的，而是因为西方的工业化。这是很常见的解释，相信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但按您最近一篇所说，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是因为明清没有消费能力，那是很新奇的解释。为什么不是消费需求的问题，而是消费能力的问题？而且这与您前面几篇讲的汉唐的丝绸之路、俄罗斯的顺差、“世界经济中心”在哪里等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秦晖：我不相信改革前的流行解释：那时强调清代是“自然经济”，国人的消费虽然不丰富，但他们是“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对舶来品没有兴趣……说那时是自然经济，但汉唐宋元难道不是吗？如果汉唐宋元的国人对进口货有相对旺盛的需求，如果旧大陆在相对处于草莽状态的新大陆还能找到强劲的需求，而且很多需求（如咖啡、烟草等）还是新出现的，如果在旧大陆不仅西方也包括中国人，都对新大陆的新东西有旺盛的需求，凭什么说明清时代国人对无法引种的东西就不会有新需求了呢？比如，明清人不喝咖啡是因为他们没喝过不习惯吗？他们过去也没用过鸦片，为什么对鸦片就会有需求？

显然，不是明清人不求新奇，而是“购买力屏障”的作用。购买力不足影响人们消费咖啡——但不影响消费玉米，因为玉米引种自产实现了“进口替代”。也不影响消费鸦片，因为鸦片的可恶，就在于它一旦成瘾就是“买不起也得买”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有购买力，理性的需求其实是可以创造的（而成瘾的鸦片这类“非理性需求”则没有购买力也可以创造）。所以，与其说明清时代“西方的工业品没有竞争方”，而汉唐宋元时代国人面对的安息大宛女真南洋等地就有什么更具“竞争力”的先进产品，毋宁说明清时国人对舶来品的购买力已经远不及汉唐宋元。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代所谓丝路其实基本不出口丝，只出口加工好的、附加值更高的绸（帛、缯等），却仍然会出现显著的贸易逆差。而清代生丝是第一大输出品——西方当时已有原料靠进口的丝织工业，从中国进口的低附加值原料丝已经远多于制成品绸——却还会产生高额顺差。这当然不是因为清代的丝可以卖得比汉代的绸还贵，而很可能是因为清人自己已经不像汉时那样穿得起那么多绸了。这一方面使中国有更多生丝可售，另一方面却买不起“昂贵的”进口纺织品。您认为这段话是否可以算对您质疑的回答？

修木（香港中文大学）：BBC的节目“In Our Time”，其中有一集讲的是茶的贸易。到18世纪，欧洲从中国最大宗的进口已经不是丝绸，而是茶叶，茶成为英国的“国饮”。主持人提问：为什么茶在英国有如此大的市场，但是在欧陆却没有？为什么是茶，而不是咖啡？几位学者给不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毕竟，市场的需求取决于口味、销售、时尚等许多因素，但是肯定不是“消费能力”的差异。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其实可以简化一下。不用讲竞争力、购买力、自然经济、玉米烟草，或是上瘾不上瘾（烟草、咖啡、茶都是可以上瘾的），因为我们接受您的解释：明清“消费能力不足”导致中国享有贸易顺差。问题是进入19世纪，英国人以鸦片打开中国市场，赚走大量白银。这可以算是中国消费能力大幅提高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对此时的中国不适用？如果是，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有这样的提高？从秦老师的文字之中，我无法读出一个答案。

1498年，航海家达·伽马到达印度，开通欧亚直接贸易的渠道，其后直到19世纪，亚洲在欧亚贸易之中一直享受巨额顺差。明清所享受的顺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关的情形，在西方历史书中经常谈到，或许对理解明清顺差的起源有所助益。

欧洲处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其最南端的西西里岛与我们的河北省南部差不多。因此，欧洲的农作物与植物种类不能与亚热带、热带地区相比。亚洲的大路货，比如胡椒、棉布、蔗糖甚至生姜，到了欧洲都是高价物品。那时候的欧洲不单是经济落后，而且在全球贸易之中也处在边缘的位置，得通过中东穆斯林的中介。

打通与亚洲的通道之后，那时候的欧亚贸易是典型的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贸易，欧洲没有什么特产，而亚洲有许多他们想要的产品，双方贸易的结果是美洲白银的三分之二流入亚洲。欧洲人在美洲发现的新物种，从土豆、玉米、红薯到辣椒，传人亚洲之后马上到处都可以种，但是胡椒、咖啡、茶叶等等，欧洲人得费老大精力才搞清怎么种，之后却还不能带回老家去种植。（所以，他们才要在海外发展殖民地种植业，欧洲一般百姓不愿去，就只好从非洲绑奴隶运过去。）

秦晖：非常感谢您写了那么长的信来与我商榷。您的看法在近20年来的西方学界已成时髦或主流一一现在批判“西方中心论”在那里已经成为“政治正确”，并不仅仅是“加州学派”和那位宣称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超过当代世界中美国的麦迪孙教授而已。但坦率地讲，我觉得这些说法有点匪夷所思——主要倒不在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在于这些西方人（以及您）的推理逻辑。

您非得说中国进口少不是“消费能力的问题”，而是“消费需求的问题”——这两个概念我以为更好的表述是“购买力”和“消费偏好”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国百姓不是买不起洋货，而是看不上洋货。但奇怪的是，您居然用鸦片这个例子来反驳我，说国人大买鸦片算是购买力提高吗？您应该知道是我先用了鸦片这个例子反驳您所赞同的主张。

道理很简单：你要让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喝杯咖啡，他很可能不会喝，因为他买不起——这就叫购买力限制。但你要让他吸毒，他很可能会去抢银行——这叫打破了购买力限制，而不叫提高购买力。显然，“买不起也要买”的鸦片不能证明国人的购买力高——这就是为什么您_的质疑无效。但是，鸦片之例却可以非常有力地反驳您关于国人“不求新奇”、西人才“愿意尝新”之说。鸦片和咖啡（以及其他种种舶来品）在进入中国时不都是新奇之物吗？为什么中国人“接受了”鸦片，却不接受咖啡等等，而西方人却相反？

在逻辑上这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消费偏好”说：中国人就是天生不喜欢咖啡，唯独喜欢毒品；而西方人则相反，他们天生不喜欢毒品，只喜欢无毒的各种中国货。换言之，中国人天生有“错误的”消费偏好，而西方人的消费偏好天然正确！苟如此，我们还怎么谴责西方人贩毒？修木先生，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如果您不同意，那您怎么来拒绝我的解释：中国人可能当初对很多舶来品都“愿意尝新”，但是咖啡等等受到购买力限制而无法推广，鸦片却因其邪恶的“消费刚性”突破了购买力限制，“买不起也要买”导致很多中国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我们因此当然有理由谴责西方毒贩！换言之，为什么“只有”鸦片能够打开中国市场？不是因为中国人只喜欢鸦片，而是因为只有鸦片能够突破中国人的购买力限制。请问，这是购买力问题，还是消费偏好问题？“消费偏好”“购买力”

与“先进or落后”

秦晖：有关“欧洲人没有像样的商品能够引起亚洲人的兴趣”以及“消费偏好”“购买力”与“先进or落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当然，您或许可以回避“二选一”，比如说承认鸦片泛滥是因为它的高成瘾性突破了购买力屏障，但中国人不喝咖啡却不是因为喝不起，相反，中国人即使有钱他们也不爱喝那玩意。换言之，购买力与消费偏好这两种因素都起作用。

的确，对某些人和某种商品来说，买不买其实就是消费偏好，不同的消费偏好也不能分出什么先进和落后。您举出BBC电视节目中关于英国人嗜茶而欧陆人嗜咖啡的讨论。

说得好！但不知为何您却没有因此强调英国人嗜茶就证明其“落后”，而欧陆人不嗜茶就说明其比英国人先进，就像不喝咖啡的中国人比爱喝茶的英国人先进一样？显然您知道，消费偏好是无所谓先进与落后的。但您同样断言中国人与英国人对进口货的爱好不同只是基于消费偏好，为什么却引申出当时中国比英国先进？您甚至还断言，英国人不但喜欢中国货，而且在整个亚洲都有他们想买的东西（其实何止亚洲，非洲、拉美不也如此？）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似乎都不喜欢欧洲货，尤其英国货几乎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卖不掉。所以“那时候的欧亚贸易是典型的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贸易”。

好家伙，那就不光是中英之比了：英国的贸易逆差在西欧当时也是最大，而英国当时不光在中国，在亚洲、东欧、俄罗斯乃至美国南方都有贸易逆差，按您的逻辑，那就是说在欧洲这个“典型的落后地区”中，英国也是最落后的，而不光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东非、东南亚、农奴制的俄罗斯、奴隶制的美国南方都比英国先进。我的天，那就不仅是批判“西方中心论”而已了，而是要论证“欧洲黑洞论”或“英国黑洞论”了——全球都先进（“明清并不特别”），只有欧洲尤其英国这个地方暗无天日，是个“典型黑暗”中最黑之地，連一丝光都逃逸不出来！

我们能相信这样的逻辑吗？按这样的逻辑，明清中国固然很先进，明清以前的中国却要变成落后的黑洞了。正如我的文章已经提到的，中国在汉唐宋元的千年间外贸基本都是买多卖少的，黄金与铜钱都曾因支付逆差而流出，尤其是唐宋时期，中国的铜钱在亚洲周边地区都有规模性的流通，有点像今天长期逆差的美国使美元流行于全世界。但是今天，我们是否要改而承认：汉唐宋元的中国在世界上是千年黑洞，只有伟大的朱重八与爱新觉罗才给我们带来了短暂辉煌？

更何况，假如您还能接受英国曾经先进过而中国曾经落后过这个常识，那您该如何解释这个“曾经”呢？假如顺差就是先进，逆差就是落后，那您应该知道“鸦片逆差”并未延续，中英贸易的顺逆差易位实际上直到1885年才发生，如果排除鸦片的作用，英国靠工业品取得顺差还要更晚。按您的逻辑，英国直到那时才对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