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时代

“粗鄙”一词，并非是冯骥才首创，明代谢榛所著《四溟诗话》卷二中就有：“武元康曰：‘文有声律皆似诗，诗不粗鄙皆是文。”吴趼人所著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六回，也有：“看（灯谜）是看得不少，好的却极难得，内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现代曹禺在话剧剧本《北京人》第三幕中写有：“[曾思懿][粗鄙地大笑起来]我们谁也不委屈谁！”然后，说中华文化走向粗鄙化的，冯骥才或许是吃螃蟹的第一人。其实，粗鄙化的何止只有文化，我们所处的社会一样在经历粗鄙化的过程中。

粗鄙化，是没有文化、没有涵养、没有分寸的直接表达。这些年来，中国人正在慢慢习惯于这种穷凶极恶的文化环境和坦胸露骨的生活语境。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更是把粗鄙化与物欲化沆瀣一气，把中华这个礼仪之邦仅剩的一点遮羞布都彻底拉下，将全部的丑陋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看我们的影视作品，颂扬人性之美的作品乏善可陈，张牙舞爪、争来闹去的片子却充斥于荧屏，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涌现几个阳刚之气横溢的男星形象与贤淑之气洋溢的女星，倒是丑星红得发紫，片约不断。这样的现象偶然出现，倒也罢了，至多只是一个阶段的文化现象而已。问题是，当丑星、怪星、俗星成为影视主流时，粗鄙化就已经十分明显了。本来，韩国人形象与中国人相差不多，但他们的影视片子中散发出来的正能量与善知识却十分有“浓度”，关键是他们的影视明星几乎个个是俊男靓女，在世界上走到哪里都不失面子，毕竟世人喜欢美的东西是一种共性。这些年，“韩潮”席卷全球，“汉风”却原地抽风，正是粗鄙化的文化被人遺弃的表现。同样，美术变成“丑术”，当那些疯癫形象和低俗行为被冠以“当代艺术”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从开始就步入了粗鄙化歧途。

看我们的图书出版，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而我们的大多数文化人，以及被人唾弃的“砖家”们，却不断地在译注自己老祖宗的文化，或者翻译别国的文字，面对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与人性问题，却少有直面应对。专家学者写的文字，离普通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写作从为读者服务，变成了为出名服务，或者只是为了发表而用，根本不把读者的需求放在眼里。新的、受人关注的作品太少太少，“主旋律”作品却没有读者，只能等待“评奖”自慰。许多文化人和出版人整天在小屋里忙着“策划”炒冷饭。这些年，我国的年出版物数量堪称世界第一，但其中的低水平重复与粗制滥造却比比皆是。这是文化领域的粗鄙化现象，用一种不吵不闹，浪费资源的方式悄悄地自我膨胀中。中国人本来就读书少，当没有太多好书可选择阅读时，不读书成为中国人的常态，这样的群体能不粗鄙化吗？

看我们的教育培养，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教育，从进入学校那一刻起，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好，统一教材、统一方法、统一考试，把老祖宗的“因材施教”“个性发展”的理念彻底抛开，直奔那条“独木桥”而去，过得去的人要奔，过不去的人也要奔。这种统一的“填鸭式”教育，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个性与创造力，所学的内容都是被“用心”选择过的，“思想性”是第一位，“艺术性”是没有多少位置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写八股文时轻车熟路，奉承拍马的语句倒背如流。这种儿童青年化，青年老年化的文风，是极其粗鄙化的和粗暴化灌输的结果，把好端端的中华文字之美，早早地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看我们的媒体报道，领导真的很忙，中央的、省市的、县区的，开个小会也能上头条，人命关天的百姓大事，死伤几十人上百人的大事件，宣传部统发稿中的一句“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就搪塞掉全部的关注。如此粗鄙化，一定会上行下效，所以在中国发生的天灾人祸，在太多地方，首先想到的不是救人，而是封锁消息，以及对付记者和家属。只有当事实难以掩盖时，才会找几个“替罪羊”出来。民众关注的不报道，报道的是民众无关的，这样的媒体如何“转型”，如何“接地气”，如何让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人都来关注订阅一下呢？如果没有了领导的出场内容，再来看看我们的媒体，偷鸡摸狗、诈骗拐卖的消息连篇累牍，整天面对社会丑恶一面，如何让人净心与放心，回到优雅的生活中去呢？

看我们的政策发布，从制定到出台，习惯于粗暴进行。粗鄙化的文化，养成了粗鄙化的政策出台方式，一方面政策多变、政出多门，另一方面出台政策前不论证，没有听证过程，而且十分偏好于“半夜鸡叫”，以让人措手不及为乐，试图要一再表达自己高效与英明的决策。从房产到汽车，从居住证到出生证，限制措施和放开政策，都可以在小部分人中流转同意即可，这样的粗鄙化的运作就会经常出现过犹不及的现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一刀切与放任自流已经让人只能得过且过，有好处就赶紧抢夺，有坏处就赶快撤离，如此粗鄙行为给社会治理和国家稳定引到了难以收拾的境地。官员对百姓呼声的麻木与忽视，也是一种傲慢加粗鄙的表现。

中华历史上有过最先进最出色的文官选拔制度，西方国家从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学到了许多。尽管后期的科举制度扭曲过人性，但其先进性和公正性却被农民出身的政治家一统废弃。历史上，中华的文官几乎个个才气过人，文采服人，不是出口成章，也是下笔如有神，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想粗鄙化也难逃文化人的眼睛。如今，贪官被抓判刑时，几乎个个自称是“农民的儿子”，哭泣着说辜负了人民的期望。这种标准化的表白，本想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却又不想再次玷污了农民的形象。因为农民虽然有些“粗”，却不会那么“鄙”，在贪官曾经的粗鄙化管辖下，怎么可能出现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在政府部门的执法过程中，打骂百姓、打死平民的现象时有发生，那些既粗又鄙的人员能够长期在执法队伍中混迹，可见社会的粗鄙化程度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中国科举制度，如果能以当代人的智慧，剔除糟粕，官员从基层开始选拔，以国学水准为准绳，层层筛选，替代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或许可以较快扭转官员没有文化素养的局面。在有文化素养人的管理之下，粗鄙化的现象想必会减少许多，慢慢重新回到以素养选拔人的正确轨道上来。科举制度给世界文官选拔模式的启示，也应该在自己的国度重新得到放光的一刻。缺乏信仰的中国人，还需要补上心灵健康的一课，用宗教的戒律约束自己，比起用外在的禁令限制自己要有效得多。当大家不再攀比官有多大，钱有多少时，就会比谁读书更多、谁品味更好，慈悲之心才会重新回来，高雅生活才会再次光临。冯骥才说：“我想，在我们谈论如何制止文化粗鄙化的办法之前，有个先提我们是否承认今天的中华文化已经陷入粗鄙化，而这种粗鄙的文化正在消解和损害我们民族的精神？”其实，承认与不承认，粗鄙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