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交恶言沈从文：被他写成“土娼”

陈素娟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时几乎无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不久，忽然听到丁玲遇害的传闻，正在为老友奔走呼号的沈从文感到无比愤怒和悲伤。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有了《记丁玲女士》（后改名为《记丁玲》）一书。当该书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给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危险性。

近50年后，这份记忆在80年代初被唤起。身为传主的丁玲一反常态，对过去20年给予她政治迫害的人默不作声，却对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痛骂有加、嗤之以鼻。1980年春，丁玲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了《也频与革命》，文中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胡言乱语”、“连篇累牍”，并斥作者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两人过世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此而引起了一段“丁沈文坛公案”，研究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多数是站在同情沈从文的角度，批评丁玲的“有失偏颇”。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大多都从强调丁玲的政治性出发。这不免引人深思：难道就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曾经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深厚友谊就这样破裂了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存在呢？

丁玲本人曾对一个研究者这样解释：“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隋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83页，第91页）里，也有过类似的记载：

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

撇开这两件事的真伪不谈，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即使沈从文因胆小没敢去做那两样事，也不该成为四十多年后遭骂的理由，更何况丁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就知道上述情形了。丁玲在当时并没有痛斥沈从文，建国后，还曾两度探望过他。直到70年代末，当丁玲首次接触到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后，两人的关系才发生了逆转，个中答案似乎只能在这本书里去寻找。本文试图从女性的视角来探究丁玲何以对这部《记丁玲》产生如此强烈的反感。

关于丁玲初次看到这部传记的情形，她的丈夫陈明后来曾这样描述道：“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6页）既然丁玲自己都说“不必辟谣了”，《诗刊》的编辑来约稿时却忍不住违背了初衷，由此看来，沈从文所写的《记丁玲》确实在某些方面招致了传主很强的负面情绪。

作家写传记时，都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和感情，但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写又有所区别。前者考虑到传主阅读时的感受往往会有所避讳；后者则少了一些顾忌，更容易信笔写去。沈从文《记丁玲》的写作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他是在获知丁玲遇害且信以为真的情形下开始撰写的，《丁玲女士失踪》及《记丁玲跋》两篇文章都曾提及此事。因此，世人所看到的《记丁玲》是作者的率性之作。所谓率性之作，真实之余，难免不会因无拘束而流于草率，而这种草率又常常易于引发读者的误解。

1979年暮秋，来华访问的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赠送给丁玲香港版的《记丁玲》，并说明此书是她研究传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中岛碧还提出对书中的几处疑问，这些疑问不禁驱使丁玲开始阅读这部关于自己的传记。通过阅读，丁玲在这本书的好多空白处都注上了红批。据陈漱渝先生统计，所写的眉批、旁注多达127条，且多为反驳之辞，足见她当时是何等的不满！

在丁玲的诸多批阅意见中，最为突出的是两条：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二是她认为沈从文在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级趣味来描绘丑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后者其实才是让她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丁玲曾对其夫陈明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这句话表明了她的心声。（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56页）李辉在《沈从文与丁玲》-书中作过这样的分析：

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69頁）

尽管丁玲本人也曾与友人说过：“我至今不愿驳斥他，是因为我总觉得个人私生活没有什么重要，值不得去澄清。”（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若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也频与革命》，更不会有后来的“丁沈之争”了。

那么，丁玲究竟是如何评价此书的呢？结合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的《记丁玲》来看丁玲的批语：

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子的。（第53页）

丁批：“又是胡说！”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第65页）

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第83页）

丁批：“混蛋！”

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像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第124页）

丁批：“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正如陈漱渝先生所归纳的“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陈漱渝《千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其实任何一位女性在看到自己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不堪入目的形象时，都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何况丁玲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女性。

其实，原书中多处不惜笔墨称赞丁玲，如：

“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小说，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决不含糊。”（第77页）

“她的谈话同写信一样，要说什么话时，就说出来，所说的多些时，不使人觉得烦琐，所说的极少時，也使人领会得出那个意思。”（第78页）

“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第235页）

类似这样的夸奖虽也不少，却不足以抵消那几句看似简简单单的“生活掠影”。丁玲出生于旧式家族，尽管受到过“五四”时期“自由”与“民主”的洗礼，但传统的女性定位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沈从文给她的“生活上的黑锅”，是她不愿被人所知道的，最起码是不愿从沈从文的口中传出。丁玲曾对周良沛说过：“认我是老乡和朋友的人，在我受罪的时候，还拿我来迎合小市民编造这样的故事，就是朋友？”（周良沛《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虽然沈从文写的也许是真实，却不是丁玲想看到的真实，这种真实粉碎了丁玲的心理堤防。从过去的行为表现就可知沈从文并无恶意，只是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老友，凭着固有的天真，认为“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而忘了她事实上是一个女子，矜持在她的血液和骨子里流淌。况且沈从文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在长久以来的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里，自然带着男性话语表达方式，对丁玲的描写不无先人为主的看法。而从另外的女性视角来看，是会对这种男性叙述方式产生反感的。类似的叙述方式对女性的解读常常显得过于简单，忽视了复杂的女性心理，而表象化的描写又容易使读者对其笔下的女性人物产生误解。

追求自由，不代表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在丁玲的感情生活中，无论她扮演怎样一位出格的新女性角色，其情感生活都是不愿被暴露在世人面前的。与冯雪峰“感情的散步”（沈从文语）也好，与汉奸冯达的同居也好，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沈从文偏偏用写实和略带调侃的笔法道出了事情的表面经过，意在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丁玲。丁玲对此很不以为然，她明确表示不喜欢沈从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也用‘有趣的眼光看朋友”。（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应该说，沈从文本无意诋毁丁玲，他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旧时代的男性作家共同的通病，即全然站在男性的立场、以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女性，而无法真正以“换位”的方式去体验和同情女性的真实情感。这种“错误”是沈从文本人所没觉察到的，因此实际产生的阅读效果最终往往有悖于作家的初衷。

对此丁玲一直都无法释怀，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内，她稍有机会就会对沈从文及其著作《记丁玲》攻击一番。1981年初，丁玲在《文汇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散文《胡也频》。在此文中，她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他（指胡也频）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扁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

1983年4月18日，丁玲等访问巴黎。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

丁玲怎么也不肯承认此书的真实性。在她看来，褒也罢贬也罢，都是作者“编造”的，不符合实情，不该成为后人认识她研究她的“入门书”。当有人因编著《丁玲集外文选》的需要而找到丁玲时，她断然表示：“你要研究我，一定不要受沈从文的影响。他那两本书，是他任意编造的小说，毫无参考价值。他以为我死了，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小说，我一定要在他生前写一篇文章，说明真相。”（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由此可见丁玲“辟谣”的急切性，那本书的伤害让这个久经风雨的女人不得不一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时至今日，“丁沈之争”已成为历史，个中的是非曲直，外人很难给出准确的判断。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彷徨、脆弱、敏感、忧郁的时代病，一句有意无意的话都可能使他们的神经绷紧，露出警惕的眼光。但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和视角恐怕才是造成“丁沈之争”的内在原因，而两人彼此间的误解，直到他们去世也未能消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