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生活在一个没有谅解的时代

蔡方华

上大学的时候，我做过一次大手术。躺在手术台上，被做了全麻，满心都是恐瞑。在即将昏睡之际，却听到医生们在谈论过节时医院会发点什么福利。那时候心里隐隐觉得有点不妥，但也没深想。一个来自农村、举目无亲的大学生，享受着全免费的医疗待遇，还能对医生有什么要求呢？不过，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细节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个弹片。

我对医生没有偏见，相反，我时常对他们怀有莫名的崇敬和同情。前几年，我父亲来北京看眼疾。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挂上了专家号，和父亲在走廊等待了很久，终于见到了专家。但专家只看了大约两分钟，就把我父亲转给了他的学生。那次问诊没有任何收获，但我也没有太怨恨。门口等了那么多的患者，专家的工作节奏想必也是异常紧张，但他还能保持和气和礼貌，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医生和患者关系紧张，其实和“人”的关系不大。医生不是天使，但也并非唯利是图的恶魔。患者同样如此。不过，医生因其专业技能，天然地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紧缺，医生的优势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有的医生变得颐指气使，有的麻醉师明目张胆地索要红包，都是因为没能很好地控制优越感。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相对低廉的体制内收入，也会让医生的内心失衡。一个有着博士学位的妇产科医生，收入却比月嫂低得多，你让她上哪儿说理去？始終不能捋顺的医疗体制所结出的恶果，最终都要由患者来埋单。

在所有医患矛盾的案例中，“手术室自拍”算是最不坏的，但激起的反响却比缝肛门还要强烈。之所以出现这种乖戾的状况，其实与社交网络的发达有关。患者还血糊糊地躺在那里，医生就玩起了剪刀手，这样的照片传到了朋友圈，叫人如何不气愤？但是，一旦了解到原委，尤其是，当患者本人出面澄清事实，很多人的气就都消了。自拍虽然欠妥，但确实情有可原。不仅看客们不用大光其火，医政部门和医院的从重处罚也多少有点小题大做。

人们在社交网络中的行为很难预期，“义愤”这种古老的道德情操也很容易被社交网络所强化。面对丑恶现象，你如果不加以更严厉的谴责，好像在道德层面就落到了下风，好像就无法在朋友圈中立足。所以，谴责那种自发的民间舆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作为媒体，在面对医患矛盾这种敏感题材时，如果没有求证精神、没有专业主义的素养，就会很糟糕。更可怕的是，有的媒体在抓到了“独家新闻”之后，唯恐动静不够大，没有对当事人做任何采访，就匆忙推出报道。这种做法，说好听点是追求时效，说难听点，其实是故意利用医患矛盾抓眼球。和当事医生比起来，这样的记者和编辑更该罚。

医生“抱团”自辩，在“手术室自拍”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你想要医生怎么做呢？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你指望那些被责难、被处罚的人都忍气吞声吗？当然，医生们的自辩确实不大站得住脚，尤其拿那张著名的国家地理杂志照片来做辩护，更反映出医学伦理的缺陷。但他们那种自我捍卫的决心，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医护群体站在了强烈社会舆论的对立面，其后果将是很可怕的。昨天你还露骨地攻击过医生，明天你敢把自己的性命大事交给他吗？

和医生的自辩比起来，我倒觉得某些网络名人的“雄文”祸害更大。比如，和菜头的那篇《医生的倨傲和愚蠢》。和菜头的观点大概都没什么不对，但他在文章中所流露的、对医生群体的智力和道德优越感，是一种相当糟糕的东西。你越是批评对方，越要放下身段，那样对方才能听得进你的意见。你若指着全体医生的鼻子，骂他们倨傲和愚蠢，恐怕只会暴露自己的促狭，也会激化某种已经火花四溅的情绪。

“手术室自拍”事件中最令人担心的现象，是民间的撕裂和对抗。公众对医护群体的激烈抨击，导致了医政部门和医院的仓促自保。医生的“抱团”，反过来又强化了公众的成见。头顶上飞舞着攻防的炮火，惟独没有体谅、宽恕和容忍的丝绒。这样的现象，在很多领域、很多公共事件中都曾出现过。说实话，我不怕被医生拍进镜头里，我更怕生活在一个没有谅解的时代。

前天和大学同学聚会，一不留神就喝大了。

更可怕的是，手机也被另一个喝大的同学装包带走了。

失去了手机之后，我才发现，我比我想象的还要依赖手机。

我已经变成了手机背后的处理器。

它连接着我，操控着我。即使它不在，也依然奴役着我。

我想要反抗，却只能陷入更深。

总有一天，它会牵着我的鼻子，把我变成虚拟世界里的一串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