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腐败的共谋与受害者

王啸

要消除的不是权力，而是它的阴影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句话百分百正确。除了来自政府的行政许可权，监管权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团队上级对下属，医生对病人，教师对学生，评委对参选人，淘宝小二（淘宝工作人员）对淘宝商家，还有城管对摊贩，长途司机对乘客，以及游行者对街道，网民对所吐槽的对象……

消灭权力以消除腐败的说法可能就不够准确。上述很多权力是不可消除的，例如：资源的稀缺，如医疗、教育资源；身份天然差异，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甲乙方地位的不对等，如垄断企业对客户和供应商；自由裁量权，如医生判断实施手术还是保守治疗，警察判断嫌犯的动作是掏枪还是就范；信息不对称，如信贷审查员对借款人。

所以要消除的是权力的阴影一权力寻租造成的腐败，而不是正当的合法的权力本身。

冰冷的“法网”与温情脉脉的“天网”

消除权力腐败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让恶人不作恶，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分权、制衡、监督和竞争。但不能天真地认为，有了好的制度设计，一切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公司内部控制可以设计得精美绝伦，运行得不失毫厘，但它防不住管理层合谋的舞弊。国家就像一家大公司。如果各层管理者和广大职工道德低劣，精神颓丧，再苦心孤诣的制度机器，也经不住钻空子、找漏洞、各种规避和架空，最终锈迹斑斑、支离破碎。

制度设计能减少腐败的机会，让人“不能腐”，严刑峻法能增加腐败的成本，让人“不敢腐”，但都没有解决腐败的动机，即“不想腐”的问题。不能只有对法律的惧怕，还要拥有对法律的信仰。如果没有道德和信仰，制度设计就成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法条就只是法庭内外“斗法”的工具。“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没有法律保障，道德正义无从兑现；在道德缺失的环境中，法律的强制力也无法奏效。

查理-芒格，这位沃伦·巴菲特的终生搭档，在一次演讲的末尾告诫法学院的毕业生：“由于在你们将要从事的行业中有大量的程序和繁文缛节，最后一个我想要告诉你们的道理是。复杂的官僚程序不是文明社会的最好制度。更好的制度是一张无缝的、非官僚的信任之网。”如果没有了信任。人和人步步为营、勾心斗角、重重博弈。如果婚姻、教育、养老都像股权投资一样，需要先签订数十页的法律合同。这个人世间还是没来过的好。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强调法的威严和威力。但法网时而会漏掉“吞舟之鱼”。让大明帝国延续近三百年的，终究不是朱元璋剥皮点灯之刑，而是士大夫精神和乡绅宗法。真正疏而不漏，天衣无缝的是“天网”。在西方社会，这张网是由耶稣唤起的人的同情心和爱心来编织的。在中国，是由孔孟先贤们倡导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编织的。

我们羡慕西方的民主和法制，却容易忽略维系西方民主和法制的民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撕下了中世纪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它已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幸运的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水乳交融。给西方社会重新编织了一张情网。亚当斯密一面在《国富论》里冷冰冰地指出：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同时又在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里呼唤：“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了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湮没无聞和名闻遐迩之间的差别。”“在身体自在和心情平静方面，所有不同阶层的人民几乎是同一水平，难分轩轾的。一个在马路边享受日光浴的乞丐。拥有国王们为之奋战不懈的那种安全。”

这种语气和内容与中国传统智慧有多么强烈的共鸣！孔子称赞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另一篇里又赞许曾皙所说的人生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所以人治不如法治，法治还需民治。好的法律胜过好的威权，好的民情维护好的法律。法律是严父，人们惧怕他，对抗他；民情是慈母，人们感化于她。顺从着她。我国对影视内容制播拥有“严父式”审查制度，但还是拦不住各种神剧、狗血剧、奇葩剧。美国几乎没有审查制度，但从动作片、战争片到灾难片、动画片，看看斯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汤姆·汉克斯主演的《拯救大兵瑞恩》等，父爱或友谊、责任和团队意识、荣誉和牺牲精神无不是贯穿情节的主线。

一流的教育资源举世稀缺，哈佛、耶鲁的自主招生制基业长青，并没有爆出招生的腐败。可我们还不得不沿袭标准化的高考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社会风气的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没准架不住权势、人情的泛滥。当贫寒子弟被关掉公平进阶的唯一一扇门，他们当中莫非有人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股市的制度设计为何机关算尽、防不胜防

股市是无数聪明人聚集和博弈的场所。无数场悲喜剧在这里上演。法治和人性的博弈，在这里诠释得淋漓尽致。

股市不乏权力的影子，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股票发行上市的行政许可权。虽然IP0的直接融资额不到社会融资总额的5%，但一亩三分地分外引人瞩目。财政拨款、项目审批、高铁采购、债券发行，即使问题大，猫腻多，寻常百姓并无亲身之感，切肤之痛。股市则不同，獐子岛核销坏账，万福生科欺诈发行，归真堂活体取熊胆，阿里巴巴海外上市，都会牵涉千万股民的利益，挑动无数网民的神经。而境外成熟市场又像一面高悬的镜子，时时对照着、放大着中国股市的问题。

常年处在火山口和聚光灯之下的股票发行市场，制度设计应该日臻完善了吧？本世纪以来，的确不断尝试了各种^类智慧的结晶：双人审核和会议集体决策，折射出分权和制衡的思想；程序和规则透明。贯彻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且在操作中力求不留死角；过程留痕几乎做到了极致，不亚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底稿制度。

但市场自有解读：

一、对于双人审核、会议集体决策，本意显然是减少公关的机会，也是体制中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但在市场看来，不过是从搞定传统体制下大权独揽的一个人，变成搞定“关键的11个人”。

二、增加透明度是第二种抑制权力租金的方式。有道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除了上面介绍的程序透明，规则透明，可圈可点的还有在审企业招股说明书上网公开制度。尽管发行人因其毛利率等信息在客户和竞争对手面前一览无余而叫苦不迭，但为了提高透明度，也只得作此牺牲了。近年改革更进一步，把上网公开的时点从发审会前提前到初审会前，2014年初以来更是做到了“受理即公开”。与此同时，每家企业的审核流程及进度上网公示，且每周更新。

每一束光线都会投下它的阴影，在审企业信息的公开出乎意料地“方便”了某些趁火打劫，敲诈勒索的行为。21世纪传媒集团爆出的丑闻，说明部分媒体以“有偿沉默”为盈利模式的行业潜规则，已经演化成有组织的犯罪。媒体的权力在商业利益和经营压力面前，也迅速蜕变成一种腐败。

三、让规则、标准更透明是不断努力的方向。详尽的规则和明细的程序，无疑可以抑制权力滥用和寻租。但过犹不及，过度的规则化和程序化和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实世界是一对矛盾。教条立法、僵化行政、机械执法，会使社会职权运行陷入“精确化的模糊”的误区。国际金融和会计监管向来有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之争。以详尽的规则来指导市场，就容易被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合同设计、交易构造、法律形式所规避、绕开和架空。例如安然公司为了让其实际控制的多家“特殊目的实体（SPE）”符合不纳入合并报表的规则，精心构造复杂的股权结构，巧妙安排晦涩的关联交易。

行政管理理论与金融监管实践都表明，面对复杂晦涩、变化莫测的现实情境，自由裁量权赋予规则一定的弹性，给予职权人员判断和应对的灵活性。追求的是一种“模糊的精确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用“规范”而不是“减少”。道理亦在其中。

四、发审委制度，理智的说是毁誉参半，舆情则是几乎众口一词的谩骂攻击。发审委工作的性质是让市场专业人士介入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堪称行政许可领域的创举。初衷是对政府权力施以监督和制衡，借助市场化的力量完成股票发行上市的核准。本世纪初，为防止发审委员被游说公关，曾实行委员名单保密制度。于是有市场掮客以搞到委员名单为招牌牟利。王小石案件之后，采取了委员名单公开的做法。公开名单的做法虽然消灭了黑中介，但没有消除“拜票”行为本身。

五、更彻底的市场化似乎是终极解决方案。毋庸讳言，市场化改革第一仗出师不利。在“让市场的归市场”的旗帜下，引进了老股自主减持、券商自主配售等“国际惯例”。规则甫一落地。大股东圈钱套现、承销商利益输送等问题接踵而至。随着“奥赛康事件”的舆情升级，政策的钟摆暂时调转到发行方式、节奏、价格控制的另一端。

六、退市、做空基金、集团诉讼是市场化的三种制约力量。如果没有正义感和公道心，做空和集团诉讼的监督之剑，就可能降格成黑吃黑、狗咬狗的斗殴，甚至激化为扰乱社会安定的群体事件。退市规则，说它是资本市场最简易的规则也不为过。退市标准条分缕析，一目了然，不需要艰深晦涩的操作指南。但知易行难，历年退市寥寥无几，至今壳资源紧俏难求，市值管理猫腻频出，万福生科转危为安。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的退市制度一向被给予制约造假，防范滥竽充数的殷切期望。在希望和现实之间无形的鸿沟，并不是具体谁之过。我们都是这个市场问题的共同责任人。

七、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证券发行的实质条件有望取消，尤其是持续盈利能力的门槛。市场期待此举一劳永逸地消灭行政酌量权。为了弥补投资者保护的真空。须加强事后的监管和执法。可事后的介入也是一种权力。监管检查、立案稽查、行政处罚都有判断空间，选择执法、工作泄密、贻误时机都有寻租的可能。权力重心后移，腐败的菌群也相应后移。

作腐败的同谋与共犯，还是公序良俗的使者和拥趸

之所以改革，是因为旧的制度不合理。可是旧的制度曾经是过去改革的成果。过去改革的对象。又是过去的过去革命的成果。我们一面不断否定过去，一面又重复过去的教训。善变的是制度。不变的是人性。“改革无止境”既是激励人心的话，也发人深省。

至此，我们太注重改革立竿见影，忽略价值观的熏陶教化。着眼于权宜之计和当务之急。难顾上百年之后和千秋大业。在法律的高楼上叠层架屋，道德的庭院却杂乱荒芜。不乏精心设计的制度，缺少潜移默化的民情。高估人为的力量，忽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计算各种博弈的可能性，却把信仰和关怀置之度外。

一旦改革不尽人意，效果低于预期，中途遭遇颠簸，我们第一反应是把廉价的谴责泼出去，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过错。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升级演变为吐槽灌水，冷嘲热讽的网民。少有真正的内省，更没有良心的忏悔。谴责他人时，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地。却不知在良知的审判席上，我们都是同犯与共谋。企业家创造就业也剥削工人，贡献GDP也污染空气、消耗资源。公务员、外科医生、优秀教师、外企医药代表、淘宝管理员，谁不是勤恳辛劳，谁又不是红包迎来送往中的一个中转站？

耶稣曾对着人群质问，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指一个被控为行淫的妇女）。众人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个的走散了。如今我们新时代的老老少少，能逃得了法律上的罪，谁能千千净净地没有良心上的罪呢？

如今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当我们看不惯某个社会现象，把谴责泼向当事人的时候，谁敢说，“我比这个人好！”？当然，也许都敢这样说。每个落马官员往年会议上的讲话，哪个不是振振有词呢？官员和百姓，谁都可以信誓旦旦。因为谁都不信仰宗教，誰都不敬畏鬼神，谁也不记得祖宗牌位。不怕来世的轮回，不怕愧对列祖列宗，不去想名垂青史，只剩下现世的法制来对抗现世的贪欲。我们有法律责任而无良心责任，惧怕法律而不信仰法律，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各阶层的普遍状态。

股市作为无数聪明人聚集的场所，多少用心良苦的制度敌不过一个小小的漏洞，多少殚精竭虑的政策抗不过歪曲的解读，多少高举高打的执法抵不住柔滑的人情。制度的法力小于人性的魔力。我们在苦心经营法治之网的同时。别忘了去耐心修补道德和信仰之网。在熙熙攘攘的名利场，如果没有道德的润化、文化的熏陶、精神的契约、信仰的维系，拿什么来照亮一个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有原罪和忏悔的情怀。如果人性是善的，那么有礼乐教化。总不能让13亿人的精神家园流离失所，让一个民族的灵魂无处安身。

我们的市场和社会的秩序还大体存在，一切还在向前发展，并不归功于制度多么精妙，政策多么睿智，法官多么公正，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还是维系着基本的信任关系。

让信任、宽容和仁义洒遍法治所不曾照料到的角落，是市场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终极希望。哈姆雷特发出微弱地呼喊：这个时代脱了臼，我却注定要为它正骨！（或者说：这个时代是非颠倒，却要我来扭转乾坤。）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王子。有人问。解决方案在哪里？道德的良知和精神的信仰不需要一个计划经济式的解决方案。让“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从每个人的内心复活。每个人懂得内省，就是为社会正骨和疗伤的最好的方式。“法网”正在编织，“天网”正在修补，道德和信仰以不低于GDP的速度生长，时间的复利就会展示最伟大的力量。有朝一日，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就不再是腐败的同谋与共犯，而是公序良俗的使者和拥趸。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摘自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