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日·祭》：比电影《金陵十三钗》更接近历史

肖复兴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历史上抹不去的痛和耻辱。尽管早有徐志耕的纪实作品《南京大屠杀》，但客观讲，如果不是近二十年前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出版，并拔出萝卜带出泥地让《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问世。南京大屠杀还只是一段历史，起码没有走进世界乃至中国艺术家的视野，并有作品呈现。因此，《四十九日·祭》，来得确实晚了些，却是无法绕开的，也便是值得珍重的一部电视剧。残酷性是屠杀和胆怯双向组成的

对比电影《金陵十三钗》，电视剧更接近小说，也更接近历史。由于没有了电影三一律的集中，便也没有了人物命运的紧张感。悬念的消失，电视剧让屠城的四十九日散漫如散板，无形中拉长了时间和空间，便可以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水蔓延，将历史的厚重惨烈的一面如油画一般展开。

由于是将南京被屠杀的30万人中。删繁就简的集中在妓女和女学生与日本人的对峙之中，让一群柔弱的女人在战争中的挣扎和蜕变。一下子浓缩并集中于教堂内外。无疑，如此的叙事策略，不是全景式的历史研究或报告文学的书写，而是艺术化的选择和再现。

对比导演张黎以往导演的作品尤其是《走向共和》《四十九日·祭》尽管由于散漫而缺少了一些内在的张力，但对于历史的钟情与敬畏，同时大开大合又不乏细腻的处理手法，却是一以贯之的。

在这部电视剧中，尤其不回避历史的残酷性，这种残酷性，是由日本侵略者反人道的疯狂屠杀和中国民众的胆怯和苟且双向组成。如此膨胀和萎缩的两端，其实是中日各自的民族劣根性在战争中的凸显。张黎试图将镜头伸入其中，而不希望只是战争中悲欢离合的离乱弦歌。电视剧触及到历史中最为血腥的屠杀和最为惨痛的人性一面，提示我们今天对于那场战争的思考背景和路径。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常常会涌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会怎么办？我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事过境迁之后，战争的硝烟化为节日的纪念，流血成河的地方变成红花一片。历史的记忆很容易被抛却在遗忘的风中。如果没有对于那场战争的愤怒和对自身怯懦的羞惭和自省，反思便是轻飘飘的，是不会痛及我们的骨髓的，而只会沦为一种庄严的仪式。特别是如今处理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更多是将战争搞笑式的儿戏化或卡通式的漫画化。这样敢于面对历史残酷并让我们自身警醒有着强烈在场感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玉墨加戲是有意为历史涂抹暖色？

对比小说，《四十九日·祭》让书娟的父亲孟先生走向前台，并与妓女玉墨有了感情瓜葛，并增加了屠城的前戏和后续。但更重要的改变是玉墨的底色，从玉墨一出场，便与其他妓女不一样，而是赋予她身上一些书卷雅气和善良的气息，甚至点染传统妓女李香君一类的影子乃至些许光晕。

这一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她所勾连的和孟先生、和戴涛、和书娟、和法比这四组主要人物关系构成的戏剧冲突，都相应的发生变改。由于将她往上提，便将整体人物的基调、整部戏的走向，也往上提了。当然，这样做可以看出中国不同人的不屈服和反抗的一面，却也让那场残酷战争中人性的复杂和民族劣根性卑劣的一面受损。更重要的是，与历史不尽相符，或者说是为历史有意地涂抹了一点善良的暖色。

从戏剧性而言，这样的改变，让玉墨以及玉墨所代表的妓女一层。弱化了由灯红酒绿到铤而走险的觉醒的性格逻辑；而书娟和玉墨的纠葛，也因弱化了玉墨后庭之花前因后景的变化，只剩下了玉墨和书娟爸爸曾经相恋的前戏，让人物双方最后相互走近，减弱了其内在的戏剧性，并只剩下了道德的冲突；同时，玉墨和孟先生这样一对新设置的最富有戏剧冲突的人物关系，也因玉墨的改变，将其妓女和汉奸各自内心矛盾纠结的戏剧张力减弱；而玉墨和戴涛的戏，更像是英雄与红颜知己的惺惺相惜，而缺乏战争中一个硬汉和一个弱女子更为复杂而丰富的内在性格与命运的展示。

因此，即便增添了冒险救人、进国际安全区、掘坟等情节，好像看来玉墨的戏份不少，但是，由于这样的改变，她一出场便与众不同端着架子，扭动着背影。真正变化跌宕而令人惊心动魄的戏并未充分展开。

无论导演张黎还是编剧严歌苓，都是久经沙场的经验之人。相信这样至关重要改变的利弊，他们肯定是权衡过的。如果不仅仅为了增加演员小宋佳的戏份，那么就是为了增加戏的亮色，而不致使戏过于沉重而压抑。无论什么样的原因，都是从意念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出发。

可以看出，在面对历史的再现和艺术的演绎，导演和编剧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欲言又止、欲说还休和欲罢不能的一点犹豫、小心以及善意的改编。尽管如此。《四十九日·祭》依然是一部好戏，它起码以强烈的在场感让我们正视那场残酷的战争和战争中的我们自己。它起码让艺术面对历史的时候，不仅面对的是我们对于带血历史的触摸和认知，也是面对我们自己磨粗磨钝的良知。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