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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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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普顿相册》及其争议

并非个展的“汉普顿相册”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1966年举办了展览“汉普顿相册”，《汉普顿相册》的拍摄时间是1899—1900年，是一本关于汉普顿学院（HamptonInstitute）的摄影集，作品全部来自摄影家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但是展览似乎又不是常规的艺术家个展，首先是展览的标题中并没有艺术家的名字，其次，展览的作品只有《汉普顿相册》中的照片，而没有艺术家其他的作品。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是美国最早的女性新闻摄影师之一，她出生于1864年，1952年去世，职业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一直在拍摄新闻事件和建筑，并为政治与社会人物拍摄肖像。1966年，她已经去世14年，也不是她的百年诞辰。可见展览所希望呈现给观众的内容便是《汉普顿相册》本身。

漢普顿学院创建的初衷

汉普顿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塞缪尔·查普曼·阿姆斯特朗（SamuelChapmanArmstrong，1839—1893），出生于夏威夷，1860年来到美国本土学习，随之而来的南北战争，迫使他不得不参与到捍卫联邦统一的战争中。与黑人自由民并肩作战的经历，让他相信奴隶制是错误的。战后升任准将的塞缪尔·查普曼·阿姆斯特朗，响应改善黑人自由民生活的需求。他的父亲曾是夏威夷群岛的公共教育部长，他以父亲为榜样于1868年参与创建了汉普顿学院的雏形，即汉普顿师范和农业学院（HamptonNormalandAgriculturalInstitute），此后几经扩张和改名后，于1984年成为如今的汉普顿大学。南北战争结束后，参军的黑人自由民复员，许多人回到了他们曾经工作的种植园，但更多人并不希望回到曾经的奴隶生活。因此，汉普顿学院创建的初衷是为了传授黑人自力更生所必需的技能。在塞缪尔·查普曼·阿姆斯特朗等人努力下，汉普顿式教育以注重头脑、心灵和双手的教育，将文化提升、道德和手工训练相结合而广为人知。

弗朗西斯·本杰明·約翰斯顿

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是一位美国的摄影师和记者，她的职业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肖像、南方建筑以及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为主题的各种摄影系列。约翰斯顿的第一台相机是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GeorgeEastman）赠送的。她的摄影和暗房技术则是跟随史密森学会摄影总监托马斯·斯米利（ThomasSmillie）学习的。

1894年，约翰斯顿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她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女性新闻摄影师之一，当时的《华盛顿时报》称其为“该市摄影界唯一的女性”。从业50多年来，她一直在拍摄新闻事件和建筑，并为政治与社会人物拍摄肖像。约翰斯顿早期就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摄影先驱的角色，她认为摄影是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并希望通过自己成功的职业生涯在女性中推广摄影。

1899年，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师范和农业学院的校长委托约翰斯顿，为该校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展示拍照。汉普顿学院是一所预科和贸易学校，致力于培养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学生从事专业工作。约翰斯顿为其拍摄了150多张照片，并在旨在展示美国改善的种族关系的美国黑人展览馆展出，该系列作品在当年获得了大奖，受到了公众和媒体的一致好评。但在1966年，现代艺术博物馆重新出版了《汉普顿相册》，将其中的作品数量减至44张。新版本的序言中认为，该相册记录了当时的时代矛盾，即汉普顿学院践行维多利亚时代的白人理想标准，凡是落后的人种，比如照片中的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都要通过学习被同化到欧美主流社会。约翰斯顿的照片既没有完全赞扬也没有谴责学院，而是揭示了学院价值体系的复杂性。

约翰斯顿拍摄的汉普顿学院照片只是她的一部分代表作。她后来拍摄了许多花园和建筑，希望传达保护正在迅速消失的建筑风格的信息。她的照片记录了20世纪初美国不断变化的风景，成为历史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者的研究素材。

关于汉普顿学院的照片

时间来到1899年，在南北战争结束30多年后，时任汉普顿学院校长的霍利斯·伯克·弗里塞尔（HollisBurkeFrissell）邀请摄影家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为学院拍摄照片，这些照片将会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展示美国改善黑人和印第安原住民受教育的现状。此时的约翰斯顿在美国摄影界尤其是在华盛顿特区已经知名度颇高，并且拥有成熟的个人视野和风格。她曾是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Harrison，第23任美国总统）、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StephenGroverCleveland，第22、24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McKinley，第25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第26任美国总统）和威廉·霍华德·塔夫特（WilliamHowardTaft，第27任美国总统）时期的白宫官方摄影师。

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于1899年12月上旬来到汉普顿学院，当时的天气微微阴沉，但对于当时的黑白摄影来说倒不是一件坏事，散射光令照片影调柔和且细节丰富。照片从学校的全景开始，校园处于河畔，天空之下是校园里的建筑，前景则是水域和几艘小船。之后是学校人物的集体照，拍照地点大概是学校的礼堂，当时的感光材料感光度偏低，并且需要在室内拍清楚空间和数百张面孔，这就需要长时间曝光，但可见的是照片并没有太明显的模糊，前后空间层次清晰。再之后的几组照片对比了老一辈居民和汉普顿毕业生的生活环境。在学校就读的学生包括从儿童、少年到青年的全年龄段，学校开设的课程非常全面，历史、地理、文学、农牧业、音乐、体育、建筑、缝纫、修鞋、保姆等知识和实践都有涉及。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照片上的汉普顿学院有点像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综合体，最后还有毕业生的合影。每一张照片都有着精美的构图，约翰斯顿非常擅长场面调度，照片中的空间角度经过仔细挑选，人物站位也经过设计。这些照片并非是纪实的，但却把学校需要展示的教学场景和教育理念都表达得恰到好处。她在汉普顿学院拍摄了150多张照片，后来在美国黑人展览馆展出，该展览馆旨在展示美国改善的种族关系。汉普顿学院系列在当时获得许多赞誉，受到公众和新闻界的一致好评。

重见天日的相册

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林肯·爱德华·克里斯坦在华盛顿的罗德米尔克书店发现了一本匿名并有皮革装帧的相册。这本相册中的照片令其惊讶，在此后二十多年里，相册的作者、起源和目的都是一个谜。几经周转，他通过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查到这正是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当年为汉普顿学院所拍摄的照片。这位曾在摄影界备受赞誉的女摄影家，在20世纪60年代却几乎被人遗忘了。与20世纪初的一片赞扬相比，当这本相册重见天日之时，约翰斯顿拍摄的细腻影像再现了汉普顿学院当年的教学面貌，在6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照片中的事实却格外刺眼。

批评者并不关心汉普顿学院是如何传授黑人和印第安人自力更生所必需的技能，而是批评其教学理念是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白人理想作为所有黑暗部落和国家必须追求的标准”，以使其学生融入英美主流社会作为目标。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在歧视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认为劣等人种和落后的民族必须通过英美的先进文化才能获得进步。由此延伸出的关于美国当时的种族制度、政策和教育批判。一部分艺术家还将这些照片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进一步探讨同化、身份认同以及教育作用的问题本质。

世界上有那么多摄影家，每位摄影家又有那么多作品，可偏偏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拍摄的汉普顿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展览“汉普顿相册”的策划或许并不是随机的。要在这个时期策划这样一场不是艺术家个展的单一作品展，可能不只需要艺术学理论的支撑，也需要在历史学的视角下共同观察。

历史学的研究范式

抛弃传统史学的主张及短板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经历了重要的范式转移，传统史学的许多主张已经不合时宜。在19世纪，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vonRanke）是影响力巨大的史学大师之一，但是其所代表的研究方法却有着巨大的缺陷，并在20世纪为史学界所抛弃。兰克实证主义学派是19世纪史学界的正统主流，主张以客观的视角考证历史事实，拒绝偏见。其治史的重点以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社会史和经济史为主。兰克学派主张收集一手史料，并认为史料即历史，史料学即历史学，盲目地认为完备的史料即可还原历史。但实际上，如果不对史料进行思考、分析、研究和总结，就会缺乏对历史的整体认知，对史料的理解也会流于片面和孤立。

如果按照兰克学派的观点理解《汉普顿相册》，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比如，汉普顿学院在黑人和印第安人中的教育成果，改善了少数族裔自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生存困境；汉普顿学院为少数族裔提供了受教育的权利，并向他们教授社会常识和谋生方式；汉普顿学院的成功表明，美国少数族裔人权相比南北战争之前获得了革命性的进步。这样的结论看似没错，但是忽视掉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汉普顿相册》照片中展现的问题远不止学校教育这么表面，教育领域暴露的问题只是美国人权问题的冰山一角。

马克·布洛赫

法国历史学家，专治中世纪法国史，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古斯塔夫·布洛赫（GustaveBloch）是一位上古史教授，执教于索邦大学。1904—1908年，马克·布洛赫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治学，并在此结识同为年鉴学派创始人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PaulVictorFebvre），1909—1912年获得梯也尔基金会的助学奖金，并转赴柏林大学及莱比锡大学。马克·布洛赫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过法国步兵团，以上尉军衔退役，并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一战”后，马克·布洛赫在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随后于1936年承继亨利·奥塞尔（HenriHauser）成为巴黎大学的经济史教授。

1929年，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共同创办了学术期刊《社会经济历史年鉴》（1946年改名《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1994年又改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开启了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一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古封建制度的研究上。在两次大战之间，马克·布洛赫有意地避开政治，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然而，在1933年之后，他逐渐对法国羸弱的议会制度和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掌权而死灰复燃的反犹主义心生警惕。

在德军占领法国后，马克·布洛赫撰写了其死后才得以出版的书《奇怪的战败》，内容是对1940年法军步兵猝败于德国闪电战下的简略评论。另一本未完成的遗著《为历史学辩护》（Apologiepourl'histoireoumétierd'historien，又译作《历史学家的技艺》）在史学方法上对后世留有诸多影响。与此同时，因为马克·布洛赫的犹太人身份，向法国政府的雅利安法律低头的吕西安·费弗尔执意要从刊头中除去他的名字，从而保证他们的刊物不被取缔，使他不得不使用化名为《年鉴》撰稿。

1939年，已经年届53岁、成为6个孩子的父亲的马克·布洛赫作为年龄最大的预备役上尉重归法国军队。1944年3月8日，马克·布洛赫在一次大规模搜捕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并被转交盖世太保。在里昂的蒙吕克监狱（Montluc）里，马克·布洛赫受尽盖世太保的折磨。但除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供出任何情报。他的同伴试图解救他，但是失败了。在1944年6月16日的夜晚，即盟军登陆诺曼底的10天之后，马克·布洛赫遭到盖世太保的枪决。

两位幸存者记述了那血腥的场面。据说，马克·布洛赫在面对死亡时竟还安慰身边的一位年轻战友，他说子弹是不会疼的。马克·布洛赫最后的遗言是“法兰西万岁（VivelaFrance）”。1998年，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为纪念马克·布洛赫的杰出贡献，将校名改为马克·布洛赫大学（UniversitéMarcBloch）。

新史学的研究范式

面对兰克学派的弊端，在20世纪初期，一些史学家开始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新史学思潮的不断影响下，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诞生了一本名为《社会经济历史年鉴》（Annalesd'histoireéconomiqueetsociale）的杂志，以杂志的“年鉴”为名，持有新史学主张的年鉴学派就此誕生。年鉴学派的两位奠基人是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他们倡导进行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各种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都纳入历史研究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布洛赫撰写《为历史学辩护》一书，年鉴学派的许多观点都能从此书中找到源头，堪称年鉴学派的宣言书。从其书名《为历史学辩护》便可得知马克·布洛赫的写作目的。在20世纪之前，科学便已突飞猛进，公式、定律等科学研究的范式，使人类更进一步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但历史学就比较尴尬，不仅没有量化定律，已有的知识体系里也可能存在某一天会被推翻的观点，甚至因为无法成功地解释现象，所以历史学被部分人认为并非真科学。因此马克·布洛赫在战争中写下此书，强调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其存在的理由，历史学的主题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遗憾的是《为历史学辩护》一书还未完稿，马克·布洛赫便被盖世太保枪决，但不妨碍这本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针对兰克学派主张的史料即历史的观点，年鉴学派则修正了许多不合时宜的观点，总结其主张，主要有总体史观、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问题史学思想等。

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马克·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总体史观（UniversalHistory）是年鉴学派非常显著的理论观点，该理论专门针对兰克学派将历史片面理解为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忽略社会总体的弊端。

拓展史料范畴也是年鉴学派的重点学术理论。马克·布洛赫区分了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前者是指历史著述、回忆录、公开报道等官方的史料，后者则是政府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以及各种文物等无意留下的证据。有意史料虽然有相当大的价值，但也存在原作者造假的可能，无意史料虽然也不是完全可靠，但原作者并不存在主观上故意欺骗的必要，其作用则是考证有意史料的真伪，或填补历史空白。

兰克学派主张的史料即历史的观点，是过于片面的历史理解。马克·布洛赫认为任何人研究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吕西安·费弗尔也认为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因此年鉴学派强调带着问题研究历史的问题史学思想，以此代替叙事史学，成为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在此之后，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只是收集和考证史料，还需要分析史料的表面现象，透过冰山一角提出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年鉴学派主张总体史观、拓展史料范畴、问题史学等的治史方法，使历史学跟相关学科领域的关系日趋密切，因此年鉴学派认为历史学应该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成为一门交叉学科，链接不同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历史学科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比如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人口史学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年鉴学派成为历史学界的主流，后世诞生的历史研究方法，诸如全球史观、公众史观等也都延续了年鉴学派的许多观点。

作為一个认真地修剪历史枝条的工匠——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比很多人都要清楚，自古希腊以来，历史便承担着叙述即时发生的事件真相的使命，真实（无论它是否存在）是历史的最高价值。马克·布洛赫从幼子无意的疑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呢？”）入手，为历史的高贵价值做了一番慷慨激扬的辩驳，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历史与人类和时间的种种纠葛，并提出了历史的考察、考证等工作的方法论。《为历史学辩护》（也译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一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这本小书被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后来历代年鉴学派史学家所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

《历史学家的技艺》台湾和内地分别在1989年和1992年推出中文版，在中国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1993年，法国出版了由布洛赫的长子根据奇迹般新发现的原稿所重新整理的文本，对吕西安·费弗尔在整理中所做的许多改写、移动、删削和增补等，一一做了订正，使该书面貌有非常大的改观。作为史学大师治史经验的结晶，《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版）》从历史审美的角度提出，为历史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提醒世人警惕让历史学在注重求真的同时，也要悉心保存历史的诗意；在对历史进行体悟的同时，要善于从历史遗迹中找寻历史的脉络，注重培养历史学家的反思能力，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力求通古今之变，提升历史研究的境界。

照片表象与史实考证

冰山之下

回到《汉普顿相册》的问题，阔别半个多世纪之后，在1966年的展览中，这所曾经备受赞誉的学校，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显然汉普顿学院如何传授黑人和印第安人自力更生所必需的技能，这只是系列照片中表象的冰山一角。我们往往能关注到表象中的衣食住行、民俗、节日、视觉特征等，但是表象之下往往隐藏着权利、信仰、价值观、规则、利益、偏见、自我、性别、礼仪、美学、经济关系、环境问题、竞争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00周年，但是100年前，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公布的《解放奴隶宣言》只是解除了黑人奴隶手脚上的枷锁，并没有完全解除精神和人格上的枷锁，在南方各州甚至还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直到1954年，以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并未提供黑人学生公平教育，开始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一场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也正式开始。我们所熟知的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于1955年领导蒙哥马利公车罢乘运动，1963年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并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在田纳西州孟斐斯一家汽车旅馆遭人暗杀。因此在196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关于汉普顿学院教育的摄影展，也就不奇怪了。

倒溯历史的问题

在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最鼎盛的时期，《汉普顿相册》以一种历史证据的方式，揭示了一直以来美国黑人和印第安原住民所受到的种族歧视。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现状，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种族歧视。按照年鉴学派的视角，则是要通过当下的问题倒溯研究，由近及远，从已知推向未知。以问题史学的逻辑探讨，汉普顿式教育的初衷是注重头脑、心灵和双手的教育，将文化提升、道德和手工训练相结合，传授黑人和印第安人自力更生所必需的技能，那么它是如何隐藏种族歧视的呢？

在《汉普顿相册》的照片中可以发现，在汉普顿学院的教学中，传授给学生的是欧美的生活方式，变相认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文化、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低人一等，教学的目标则是向先进的欧美文化看齐，比如，学生穿着和学习缝纫的是欧美的服饰，而非其民族的传统服饰，学习的乐器是欧美的管弦乐，而非其民族的乐器。显然当初参与创建汉普顿学院的塞缪尔·查普曼·阿姆斯特朗等人，受限于时代认知的局限，并未认识到以将学生融入英美主流社会作为目标是一种种族歧视。

尤其是在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受到更多的认可，比如布鲁斯、爵士、嘻哈、R&B等黑人音乐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使得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文化并不像科技那样有着先进与落后之分。以此倒溯，可见汉普顿学院希望学生摆脱自身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生活方式，融入欧美体系，本身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种族歧视。

林肯·爱德华·克里斯坦

美国作家、艺术家、艺术鉴赏家、慈善家和纽约市的文化名人，特别是作为纽约市芭蕾舞团的联合创始人而闻名。林肯·爱德华·克里斯坦出生于纽约罗切斯特，父母是犹太人。他曾就读于私立伯克希尔学校和哈佛大学。

当他看到俄罗斯芭蕾舞团表演乔治·巴兰钦的《阿波罗》时，他开始对芭蕾舞和巴兰钦产生兴趣并决心将乔治·巴兰钦带到美国。1933年10月，他与哈佛同学爱德华·沃伯格和巴兰钦的经纪人弗拉基米尔·迪米特里夫一起，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创办了美国芭蕾舞学校。

林肯·爱德华·克里斯坦的戏剧生涯因美国加入“二战”而中断。他于1943年入伍，在出国之前，他开始从事收集和记录士兵艺术的项目，最终将其发展为展览和书籍《火下的艺术家》。1944年春天，他前往伦敦加入美国艺术和古迹委员会，一个月后，他被调到法国的一个单位，该单位即后来的古迹、美术和档案计划（MFAA），致力于拯救和保护欧洲艺术。1946年，林肯·爱德华·克里斯坦和乔治·巴兰钦创立了芭蕾舞协会，1948年更名为纽约市芭蕾舞团。林肯·爱德华·克里斯坦从1946年到1989年担任公司总经理。两人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83年后者去世。

在60多年的时间里，林肯·爱德华·克里斯坦写下了大量著作。他的书目里最终有将近600部作品，出版了关于他推崇的艺术家的书籍，还写了其他感兴趣的主题，包括好莱坞明星、童话故事中的猫、踢踏舞者和佛教寺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于2019年3月17日至6月15日举办了“林肯·克里斯坦的现代”（LincolnKirstein'sModern）展览。

无意史料的考证

虽然美国的历史中记载着不断改善的种族关系，比如曾展出过汉普顿学院系列照片的美国黑人展览，便承担这样一种职能。汉普顿学院系列照片的拍摄目的，也是为了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展示美国改善黑人和印第安原住民受教育的状况，意想不到的是，这份被用于学校官方宣传的资料却成为佐证种族歧视的证据。

当时汉普顿学院为了宣传自身教育理念的成功，不惜请来担任过白宫官方摄影师的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在那个广告或商业宣传摄影还未成为主流的时代，《汉普顿相册》体现了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成熟的场面调度能力，虽然这不是纪实摄影作品，但是通过人为摆布，将那个时代的美国少数族裔可以享有的教育权利展示出来，同时也是在这份史料中，考证出照片记录了当时歧视美国少数族裔文化、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的一面。

在1966年的时代背景下，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1899—1900年拍摄的《汉普顿相册》，用当年学校官方的视角承认了存在于历史中的种族歧视，美国那些为改善种族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远没有达到消除种族歧视的目的，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不断高涨的原因。

由古知今與由今知古

尽管汉普顿学院当年的教育受到批评，但《汉普顿相册》无疑是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斯顿的重要作品，她拍摄的照片不仅达到了汉普顿学院展示其教学理念的目的，而且这些照片也揭示了学校价值体系的复杂性。照片作为一种史料，包含的信息量可能不是其拍摄目的所能概括，历史的真相存在于每一处真实的细节中。如果单看照片发表时或1966年展览时的评价，并不能全面理解这部作品所涉及的深层次问题，同样，如果不结合百年跨度的社会背景、社会运动与社会文化，也不能认知这部作品的复杂之处。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就是为了不因片面的理解，导致对社会整体的误解。要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事件，也不可囿于一隅之见。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历史无知则会产生对当下的误解、对当下的漠视，也难以理解历史。时间的远近不是衡量历史价值的标准，古今参照的总体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