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文 方逸梅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灿烂辉煌,在天文学、医学、农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我国古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处处体现着中国人一直主张的“和合”思想。
“和合”中,“和”代表着和谐、调和、协调等含义,“合”则有融合、相合、合力等含义。把“和”与“合”放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意义相加,而是寓意着互通相补,和谐共进。这在古代的宇宙自然观、农学和医学等成果中都有所体现。讲求和合,崇尚“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
在古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古人只能依靠肉眼的观察再加以想象来猜想宇宙天体,与西方强调原子、粒子,主张“原子论”不同,中国古代的“元气说”是以整体的视角看待宇宙世界,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宇宙是各事物各部分相互关联协调构成的,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古代中国前后出现过“盖天说”“浑天说”等观念。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张衡提出的“浑天说”,认为“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古代“浑”字含有圆球的意义,古人认为天是一个圆球,形状像蛋壳,而地球就像一个蛋黄,即将宇宙比喻为鸡蛋,地球如同鸡蛋黄在鸡蛋内部一样浮在宇宙中。
对于世界的“本原”,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有“太极生两仪”之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太初、太一也。” 其意为太极是宇宙的本源,宇宙统一于太极。《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很显然,老子认为“道”就是万物、世界的本原,而把“和谐”看作是阴阳二气结合的结果。体现了自然万物和谐有序的规律。
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老子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告诉我们天、地、人之间是平等的,自然伟大,人也伟大,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人源于自然界,是构成自然系统的要素之一,天、地、人三者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都统一于“道”中。《庄子·达生》中主张的“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则是认为人的自我价值与自然相统一,自然之真也就是人性之真。汉代董仲舒把天、地、人三者看成有机的整体,认为万物的生成、变化,离不开三者的作用。“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他认为天地人,是万物的根本。天生长了人,地哺育了人,人成就了自己。天赋予了人孝悌的品质,地提供给人衣食,人用礼乐成就了自己,这三者相互依存,合成一体,缺一不可。也就是天与人是合一的:天通过孝与悌这一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创造万物,人通过礼乐等活动来成就万物。
最深刻体现了我国古代自然观天、地、人关系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宋代张载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有这样的表述:“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里的“诚”,指的是天道,也指圣人的境界,而不管是天道还是圣人的行为都是合乎原则的,才可以称“明”。肯定了天道和人性的统一,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与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人的精神境界和天道相协调是最高的理想。这种宇宙观反映在对自然、对世界的认识上,就是坚持主张人与人包括人与自然都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我国古代有着辉煌的农耕科学技术。两汉时期的《汜胜之书》与《四民月令》,明清时期徐光启《农政全书》等书籍叙述了关于作物栽培、农事活动及我国传统农学成就。而我国现存较完整的农书是魏晋南北朝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其中引用前人著作有一百五十多种,记载的农谚有三十多条。如:“以时及泽,为上策之”“天雨新晴,北风寒切,是夜必霜。此时放火作煴,少得烟气,则免于霜矣。”指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依据天气判断降霜的经验和防霜的方法。这些农谚都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
“我国古代的农学理论把天地人三者看成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提出农业耕种要顺天时、量地利、致人和,做到了这些就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齐民要术》中也提出“顺应时令,估量土地情况,那么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凭主观违反客观规律,则很可能劳而无获”这一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使得人们的农作生活与自然相协调。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里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遵守农业的生产规律。人的活动只有适应四时的转换,才能建立起基本的社会秩序。
在古代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所以古代人民对天文历法特别重视。阴阳合历是我国古历的一大特色,它不仅考虑了太阳变化同气候变化的内在联系,又考虑了月相变化同人们的夜间生产活动、潮汐之间的关系,创立了大月小月及闰月,使两种周期巧妙地结合起来。为了表达季节气候的变化,又创立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活动,这在世界上也是独有的。我国古人研究的二十四节气便是古人顺应自然的体现,以农业为生的古人对四时尤为重视,因为四时的更替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二十四节气包含了季节、温度、降水、农事等方面的内容,最能反映农耕文化的时间经验性特征,比如其中的谷雨便有“雨生百谷”的意思,小满、芒种就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在当时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两条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即“无夺农时”与“以时禁发”。在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离不开野生生物的利用。为了更好地生存,有了最初的约定俗成。“以时禁发”,就是用于保护野生生物资源,“无夺农时”就是要求人们种植农作物要符合时宜,因为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合适的温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与天时密切相关,所以农业生产活动需要准确地把握农时,与节气时令的变化相一致。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重视实用性而轻视理论。墨子提出:“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意思是车与船创造出来是为了方便沟通四方之利的,如果是能够增加轻快便利的,我们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把它去掉。这句话体现了我国古代科技重功利,以人为本的思想。
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著作就是《九章算术》,它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确立。”《九章算术》是集秦汉以前丈量、测度、运筹、方程等思想和算法之大成。而九章中的方田是用于土地测量;粟米主要计算粟、米、饭的比例等;而衰分则是各比例的计算,如劳役、租税、产品如何按比例分配;少广是指面积计算;商体则是体积算法;均输是指如何公平征税;方程则是生活中方程算法。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时所需要的。
不仅是算术,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是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来的。在造纸术发明之前,用作书写的材料有甲骨、竹简、丝绸等。但这些材料中有的偏笨重,有的价格昂贵,还有些来源较少,并不能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直到蔡伦用树皮原料制成了纸,便是现代纸的渊源。纸的发明及应用,对于社会历史的文字记载与保存,对于文化思想的交流与传播,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的科学家关心的更多是与人们生活和实践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科学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等特点。科学技术的发明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科学技术的发明将人的需求放在首位,正体现了科技与人之间的和谐。
中国传统科技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它受到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及价值追求的影响,也体现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它强调了人与其他各因素之间的和谐,包括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和谐,正是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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