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思想束缚大胆放手发展

华中地区是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的枢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1938年11月6日闭幕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中央政治局于11月9日决定由刘少奇兼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指导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担负起开创华中抗日局面的伟大战略任务。在他的指导下，华中抗战局面逐步打开。

来华中前的严峻形势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华中地区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没有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与发展敌后游击斗争，没有准备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甚至反对建立根据地。鄂豫皖区党委错误地提出了“协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行动口号，大力帮助国民党的这支桂系军队扩军、建政、训练基层政工人员，而不注意发展自己。国民党五路军依靠共产党人的扶持迅速壮大起来，在他们多年进攻而始终未能得手的大别山区站住了脚。当1939年全国抗战局势逆转时，他们立即背信弃义，向新四军猖狂进攻。我方虽曾据理交涉，坚决自卫，但已无法挽回败局，最后不得不撤出大别山区。

新四军副军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执行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迅速将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和干部向敌后发展。项英在皖南实行所谓“精兵主义”，说：“没有枪，发展那么多人干什么？”江南国民党大溃退时到处都丢有武器，这些武器多为当地地主和土匪所掌握，新四军却不去收缴，也不敢收编。有一股土匪要求新四军二支队收编他们，双方已接洽好，但项英却不批准，让给当地国民党县长去收编。当时皖南敌后有一个地方，县长跑了，新四军不设法就地找人代理，而电请国民党专员另委县长，该县长在新四军的护送下到任后即与共产党搞摩擦。

项英在国民党的压力下一再退让，多方限制皖东新四军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致使部队发展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和客观可能。在津浦铁路路东、路西地区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抗日民主政权没有正式建立，部队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供给十分困难，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又从东西两面步步进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处在很大的危险中。

刘少奇后来回顾说，国民党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他们惊惶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这样国民党就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一些秩序，江北自发的人民武装游击队已全部被国民党收编（但在后来大部又投敌当伪军），而我们在敌后则很孤立。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刘少奇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减弱，同华北和八路军的联系被隔断，陷于敌伪顽夹击的危境下到达华中，贯彻党中央独立自主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战略方针的。

三次中原局会议统一思想定方向

六届六中全会前，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会后改任中原局书记，对党务十分熟悉。到华中后，他先后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贯彻中央意图，统一干部思想。

1939年12月上旬，刘少奇和徐海东到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镇附近山黄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受到江北指挥部指挥员张云逸和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的热烈欢迎。

皖东地处津浦铁路和淮南铁路之间，襟江带淮，同苏北、苏中接壤。1939年以来，张云逸、邓子恢等从皖南渡江北上，指挥新四军第四、五支隊，贯彻中央东进皖东的指示，初步实行战略展开，开辟了以盱眙县半塔集（现属来安县）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和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直接威胁敌巢南京。新四军进入皖东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1万人，五支队集中在路东，四支队集中在路西。在党的建设方面，至1939年底淮南苏皖边区已先后组建起巢县、合肥、全椒、含山、天长、和（县）江（浦）、来（安）六（合）滁（县）、藕塘、盱（眙）嘉（山）、定（远）凤（阳）等十多个县委和中心县委。

徐海东曾回忆道：“第一次中原局会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滁县、定远交界处瓦屋薛村召开的，会上宣布我、张云逸为中原局委员。少奇分析了新四军存在的问题：方向不明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失去原则，没有抗日根据地等。会议批评了右倾错误，布置了华中的工作，解决了组织问题，确定了发展方向。”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他分析了华中的敌我友情况，指出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地区，如果向西发展，将同国民党第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限制，而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北上华北，南渡长江，不能打开新的局面。而东面的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韩德勤暗中勾结日伪，欺压百姓，受到人民痛恨，群众欢迎新四军东进，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苏北又靠近山东，可以同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央书记处，他说：“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但打算从四、五支队各抽调一部北渡淮河，会合豫东、皖东北的第六支队发展苏北的计划因后来皖东地区的敌情改变而改变。

大力发展苏北前，建立并巩固皖东根据地已成为刘少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1940年1月，刘少奇在定远县山黄村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着重讨论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深深感到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在领导思想中有原则的缺点，没有坚定而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建军与精兵主义口号下，放松了发展。在统一战线中对同盟者顾虑太多，常不肯超出同盟者意志去行动和发展，因此放弃了许多发展的机会。最近的部队是缩小了，有枪无人背，每连五六十人至七八十人。创立根据地的思想弱，没有用心去进行地方工作和解决部队的给养，因此，部队每月虽然有数万之津贴，仍是很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在会上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指出：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力量，国民党不会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这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针对项英一再批评所谓“人、枪、款主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说道：有人反对“招兵买马”。打日军要用枪来打嘛！有枪就得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有了根据地就要建立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领款、收税，部队也不用向“人家（指国民党）”讨饭吃了。刘少奇还引用了《孔子家语·贤君》中“徙宅忘妻”的典故，批评了“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错误主张，说“古代有一个人，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忘掉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比这还要严重，不仅把妻子，而且连自己都忘掉了”。

刘少奇分析了华中地区抗战以来有些干部强调“情况特殊”，没有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大胆放手地向敌后发展的指示，丧失了时机。他说，哪一个地区都有它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也就是有它的“特性”，这在分析研究问题时必须注意;但各个地区还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在日军的武装进攻和武装占领下，在那些地区有敌人、汉奸、伪政权，我们就可以打进去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行动和发展的基本根据。任何政党，只有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出自己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只提“特性”而忽视“共性”，只强调情况特殊而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对形势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长江局所执行的“苦力政策”，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国民党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会议研究决定建立根据地，确定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决定对廖磊、韩德勤区别对待。

1940年春，同中共合作较多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在任上病逝，由同属桂系的李品仙继任。李品仙到皖后积极反共，改组动员委员会，解散一切进步团体，召开县长会议讨论镇压共产党，企图消灭第四、五支队，或逼迫他们退往江南。2月下旬，桂军第一三八师一部及游击第八纵队季农部开抵吴山庙、青龙厂四支队驻地夺防，第一三八師另一部及保安六团前往皖东北解决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同第六支队合作的盛子瑾部。为了在党内首先解决敢不敢开展摩擦斗争的问题，2月下旬，刘少奇在定远大桥集（大桥镇）附近的湾杨村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原局会议，讨论确定进行自卫反摩擦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刘少奇指出：“现在时局逆转，国民党准备投降，我们要揭露他的投降阴谋，他就一定要打我们。因此，我们不仅要打日军，还要准备反摩擦。现在是非反摩擦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如果我们不在反摩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也就统不起来了。”

关于中原局的工作，1940年8月14日刘少奇在对华中出席党的七大代表作报告中回顾说：“华中工作由于忽视在敌后广大乡村组织发展武装、组织广大群众和建立根据地，以致于错失良机。结果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敌后恢复了政权，并与我发生摩擦。中原局根据华中敌后的实际情况，灵活地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抵抗顽固派的进攻。经过半年多的反摩擦斗争，建立了三十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确定了党在华中的抗日地位，巩固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这里所说的“半年多”是个大致的时间概念，刘少奇布置自卫反摩擦，严格来说是从中原局第三次会议开始算起。

军队干部会议批判各种错误倾向

除了中原局的三次会议外，刘少奇还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既肯定了华中的同志过去做的不少工作，也指出在大别山区给人家“抬轿子”，不努力扩充自己的力量是不对的，其结果是被人家赶出来了。他意味深长地引用湖南一句谚语说：这是“木匠打枷枷自家”，这一教训要很好地汲取，不能再重复了。……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建立一个“家”，建立抗日政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抓枪杆子。……大家不要小看四、五支队，什么地方有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占优势，哪怕是一个团，住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归我们管，就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如果他们派兵来干涉，我们就实行自卫，把他们打垮。这样，根据地就可以建立和发展。他说：“顽固派如果向我军武装进攻，我们就必须自卫，坚决击退他的进攻！”“统一战线既然包含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摩擦，只有坚决反摩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应该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应该强调哪一面，也就是既要有理有利，又要有节。”

1940年初，刘少奇在定远县太平集对新四军第四支队营以上干部作了重要报告。他批评了不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流寇思想和“精兵主义”。他说，你们是有家不安，有兵不招，有马不备鞍，为什么不在皖东津浦路东、路西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就是家，有了家，就可制定财政、贸易、征粮、征税的法令，就可以开辟财源，积累资金，发展自己的力量，否则，就不能扩充兵源，壮大自己，敌人进攻时我们就没有立足点，连伤病员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治疗，有人批评第四支队“招兵买马”，第四支队领导就把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一部分给解散了，这是错误的。为什么有兵不招，有马不买？我们现在就是要招兵买马，就是要提抓枪杆子，就是要扩充自己势力，我们力量扩大了，才能战胜敌人，抗战才有胜利的保证。又说，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建起一个“家”来。也就是要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要不顾国民党的种种无理限制，放手大胆地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武装、群众、政权是根据地三位一体，只有武装、群众，没有政权，只能叫游击区，不能称抗日民主根据地，你们回去要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县、区、乡都要建，几个县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专署，干部都由我们派，专员、县长、区长、乡长都是我们自己派的人。这样就有了家，就有了立足之地。

2月8日（旧历正月初一）刘少奇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的各团连以上主要干部会议上作反顽斗争动员讲话。他说：“军队嘛，就要打仗，人家来打你，你也要去打人家。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等人家打上门来了，就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这是被动挨打观点。能够搞几个根据地，不比打游击好吗？一旦国民党投降，摩擦仗打起来，我们没有根据地，力量又比他们小，不能克服投降派，也就谈不上抗日了，那还有什么游击可打呢？”

在实践与理论上论证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

1940年3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军事委员会游击队党务主任委员李春初率领1000多武装，借口要路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司令部门前，图谋袭击，另有两路人马也同时进逼。刘少奇送四支队十四团出征反顽时，又特别叮嘱：“你们去打仗，我们去讲理，你们打赢了，我们好说话;打输了，我们就是有理也讲不通了。”接着又说，“把他们进攻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掉，使他们感到痛、认输了，就可以了，还要给他们留一条抗日的道路。”

3月13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各部，指出：“皖东顽固势力已向我作大規模之武装进攻，我若不肃清皖东顽固武装，即不能在皖东存在。现在我已占领定远城并向皖北行署武装进攻，斗争已入紧急关头。我应不顾一切地坚决彻底地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坚决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坚决向顽固分子进攻;同时，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尽可能中立他们。在这一紧急关头，如果对顽固派进攻不坚决，如果动摇，就要造成绝大的罪恶。”

定远城是第四支队十四团3月11日攻入的，顽固派县长吴子常被打跑了。谭希林问刘少奇：“把吴子常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刘少奇回答说：“自己派嘛！”“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个县，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这时有人问：“人家承认吗？”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他强调：“这革命高潮的时刻里，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当晚，刘少奇找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谈话，讲了三点意见：“一、革命要夺取政权，现在我们夺取了政权。二、要全面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救国，要团结群众，武装群众。三、要抓税收，同时取消苛捐杂税（指国民党的捐税）;要征粮，保证军政人员的给养。”3月17日，皖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

此前，刘少奇在3月13日指示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各部：“坚决消灭顽固政权，并派进步人员任区乡长，扩大部队，发展游击队。我中心区各游击队，应即积极活动，肃清定远及中心区一切顽固武装与顽固区乡长，扩大自己，武装自己。路东五支队应即委派来安、嘉山、天长三县长，并立即改革区乡保甲政权，肃清该三县之顽固武装。发动群众建立自卫军，筹措资财，迅速巩固该地区。”

3月21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趁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在津浦路西作战、路东地区空虚之机，调集万余人的兵力向以盱眙半塔集为中心的新四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半塔集位于江苏省的盱眙、六合，安徽省的来安、嘉山、天长这5个县的交界处。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部队根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示，以2000人的兵力，在这个深藏在皖东丘陵山区的小集镇上顽强坚守了7昼夜，直到两路增援部队赶到，内外夹击，打退韩德勤的进攻，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

路西定远县自卫反击战和路东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为新四军进军苏北、沟通淮北和华北创造了条件，也为创建横跨津浦路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扫清了道路。4月10日刘少奇在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写道：“淮南运河以西、津浦路东之顽固武装已不多，再加肃清，即冲开了建立民主根据地之大道。”“从摩擦以来，我已增加枪支约4000支，机关枪约60挺，……现在又有枪无人背。”毛泽东5月4日致电刘少奇等人：“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

刘少奇号召大家抓紧开展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反摩擦战斗胜利后，淮南地区国民党跑了，日军也只占领少数城市和交通要道，大片地区出现了权力的‘真空，使我们可以自由组织群众，组织武装，是发展革命力量千载难逢的时机”。他说：“马克思讲过，历史的发展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时候，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现在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时机，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来安、嘉山、天长、盱眙、六合、高邮和仪征等地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皖东津浦路东人民抗敌联防委员会在4月18日成立;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也在8月间宣告成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初步改变了新四军原来在华中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地位，是华中工作的重要转折点，创造了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态势。

为了解除一些同志的疑虑，刘少奇在多种场合反复宣传抗日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我们壮大人民武装打日军是实现民族主义嘛！民主选举建立地方政权，是实现民权主义嘛！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是实现民生主义嘛！我们做的符合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原则，你们为什么要反对，难道你们国民党就不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了么？”

1940年12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办的刊物《江淮》创刊号上发表《论抗日民主政权》，强调“我们在敌后所要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合法的。而不实行的，是不合法的。违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是违法的。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数人民不承认的，反对的，自己把持霸占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权由人民选举，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就是非法的。”

在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了新四军、八路军与抗日民众的共同努力，华中工作跟上了历史行进的速度，一个有武装、有群众、有政权三位一体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并发展起来，对于持续开展敌后乡村游击战争，夺取抗战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