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

陈安 刘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建党后短短十年，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首创精神，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一苏大会”），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成为共和国的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中国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

最精干的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樟桂飘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一苏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从此真正开始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

“一苏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栗、王稼祥、邓广仁等人分别作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察问题报告；通过了相关法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向中国和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在江西瑞金成立了。”

11月27日，在叶坪村外一片浓密的树林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九部一局的主要负责人，即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教育、司法、内务、工农检察等9个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主持会议的任弼时提议：“大家鼓掌，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挥笔写道：“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任弼时成为第一个称毛泽东为“毛主席”的人。从此，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而且响遍了整个中国。

之后，瑞金被改称为“瑞京”。从那时起，一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瑞金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当时，苏区群众自豪地称瑞金为“红色华盛顿”、中国的“莫斯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除直接辖有中央苏区外，还辖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琼崖、广西左右江、闽东等苏区。

此外，还有一些小块的红色区域。据不完全统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所辖苏区的总面积为40余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00万人。

然而，这个红色的中央政府，却坐落在乡野间。中央政府设在瑞金城外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里。这个祠堂只有50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中央政府的九部一局，除教育部、政治保卫局外都设在这个祠堂里。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内摆一部手摇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只有部长和几个工作人员。就连毛主席的住处陈设也极其简单，只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子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个部委，都可以从这些小房间溯源，大多数部长也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毛泽东动情地对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正如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所规定的，“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这个小小的祠堂，“装”下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成为红色政权的象征，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立并存。精干的中央政府机构，在如此简陋的办公室里进行着党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这是世界上所罕见的。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瑞金许多古朴的客家民居，都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庄严场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张爱萍将军后来深情回忆说：“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步奠基、初步基础、初步尝试。没有江西瑞金那一段，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出来？”

第二，进一步提升社区家长教育的水平。经过笔者调查，当前社区教育主要管理者中大部分不是教育类专业毕业，这就容易导致社区教育政策和内容出现偏差行为。专业的社区家长教育的管理者和执行者不仅要能够深刻理解有关的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理论和行为，更需要把握成人教育的立足点和切入点，能够懂得如何设计系统的社区家长教育课程，能够组合课程开发团队，能够指导形成科学规范的课程体系以及配备专业的教育师资。怎样加强社区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要对如何加强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兼职教师和志愿者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进行进一步详细研究［5］。

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也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活跃和发展经济——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开创性地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提出保护私人经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等举措，努力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瑞金成为当时人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周恩来曾盛赞：“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京。”

苏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群众率先自发创办耕牛队。苏维埃政府及时总结经验，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了劳动力的使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保障了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也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二苏大会”）上所指出的，“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工业。苏区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此外，苏区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煤、铁、硫磺等采矿场，办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和卫生材料厂、长汀斗笠厂等。毛泽东在视察长汀斗笠厂时，手里拿着斗笠，边看边夸赞：“这种斗笠好，宽边平顶，大家一律平等么!”苏区工业的初步兴起，为打破敌人“围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赣县江口镇距离赣州仅20多公里，水陆交通便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便决定以江口为突破口，设立江口分局，打破敌人从南线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江口分局紧紧依靠苏区群众，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央苏区输入大批紧缺物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苏区内军用民需困难的局面。苏区急需的物资，有70%以上都通过江口以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尔后运往苏区。以江口分局为代表的出色的对外贸易工作，为苏区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此外，苏区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比如，1930年11月，为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闽西工农银行，拟筹集资金2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元。这是中国最早的工农金融机构，也是最早发行的股票。

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比如，“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等等。

“自由光明的新天地”——社会文化教育引领赤色中华新风尚

中央对外贸易局江口贸易分局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儿童义务教育，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可能的范围内，必须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免费与小学教育的优待，至少须做到由政府供给小学学生的书籍与文具费用，和小学教员的伙食。”经过不懈努力，列宁小学基本满足了苏区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需要。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左右相比，苏区的儿童普及教育成绩是巨大而显著的。

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使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办的墙报、宣传栏和城乡随处可闻的琅琅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连国民党一名军官在谈到苏区教育时，也惊叹道：“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其教育一般儿童之成绩“已至是惊人”。

“一苏大会”后，李伯钊、钱壮飞等率先成立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戏剧团体——八一剧团。随后红军各军团相继成立业余剧团。剧团的演出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称赞。李伯钊为该剧社写了社歌：“我们是工农兵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各级各地的苏维埃剧团，经常带着背包和干粮，深入前线和农村，热情地为红军部队和苏区群众演出。苏区戏剧运动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深受苏区军民喜爱的戏剧明星。他们中有李伯钊、钱壮飞、胡底、李克农、沙可夫、赵品三、石联星、危拱之、韩进、施家“四姐妹”（施月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和小童星丘兰、郭滴海等。他们的作品和演出，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张和政策，颂扬了苏区的光明世界，鞭挞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与丑恶，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口号，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拥护。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从此，苏区妇女在婚姻制度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对此赞扬说：“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法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瑞金列宁小学旧址

妇女成为苏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由于青壮年大都参加了红军和赤卫军，耕田种地的担子便落在妇女的肩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广泛宣传和帮助下，广大妇女冲破“妇娘学犁，要遭雷劈”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发扬吃苦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各种技术，如犁耙、莳田等，许多人还成为生产能手。兴国县长冈乡共产党员、妇女主任李玉英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不仅成为中央苏区著名的劳动模范，还受到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嘉奖。长冈乡的经验推广到江西全省。

此外，苏维埃政府深入开展了一个群众性封烟馆、惩烟贩、烧鸦片的禁烟运动，不遗余力地清除迷信毒瘤。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推倒阎罗，烧掉菩萨，没收寺庙房屋，将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学校。如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室，就是以瑞金叶坪的谢氏祠堂改造而成的。从前逢年过节时张贴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之类的对联，如今也改成“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卫苏区”等内容。

通过社会治理，苏区工农群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城乡处处欢声笑语。诚如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所言：“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血与火的淬炼——锻造治国安民的栋梁人才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模范带动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在斗争中“建设与改造苏维埃政府”，孕育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伟大的苏区精神。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相关制度并发动群众监督，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二苏大会”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于都事件”等大案要案，深得人心。《红色中华》以大量篇幅，披露“于都事件”有关材料，为苏区党政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鲜活、深刻的教材。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毛泽东第一次到兴国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他在叶坪为谢大娘开“天窗”、在沙洲坝帮助群众挖“红井”，带领广大干部及时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苦，提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苏区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有一次，警卫员瞒着周恩来，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知道后严正拒绝，以至于因食淡而晕倒。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历经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继续干革命，始终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被赞誉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在中央苏区的客家山歌，充分表达了苏区群众对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

党在苏区时期为人民打天下、为人民治国家的革命实践，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比如，苏维埃政府重视司法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通过司法建设，中央苏区培养、造就了一支2000余名司法干部的队伍，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区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仅在中央苏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叶剑英、杨尚昆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战斗过。共和国开国将帅中，十大元帅中的9位，十大将中的7位，上将中的34位，中将中的114位，少将中的440位，也都曾驰骋在中央苏区。此外，中央苏区还造就了一大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主要领导职务的各级领导干部。当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不愧为中国共产党藏龙卧虎、精英荟萃的锻造熔炉，不愧为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杰出英才的聚集地。

正如1935年8月周和生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所说：“中国苏维埃运动之所以获得伟大的胜利，特别是因为有共产党的中坚，智勇双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群众所最爱戴的领袖，毛泽东、张国涛（焘）、博古、张闻天、项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嘉（稼）祥、黄公略、方志敏、徐向前、陈昌浩、曾山、张鼎臣（丞）、贺龙等同志的领导。这些苏维埃与红军的首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善于把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路线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这是能引导中国广大民众走上解放道路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