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还原科研以自由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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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北生所”）自2004年7月成立至今，已走过11年的发展历程。这11年来，北生所人积极探索证明了在中国的土壤上也可以做出世界顶尖的基础研究成果。

从2009年至今，北生所每年都有科研人员入选北京“海聚工程”，迄今共聚集了20多名“海聚工程”专家，其中有7人入选了国家“千人计划”。在北生所工作期间，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之中，在开放的科研氛围中相互碰撞，通力合作，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创造了多个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于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上百篇高水平文章（包括9篇《科学》、14篇《自然》、8篇《细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平均论文质量已能和先进国家类似研究所媲美。

那么，北生所何以聚集了如此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呢？

一个“类海外”的科研平台

“一群旅居海外的学子胸怀满腔热血，想回国做出一番成绩。但是他们回来后，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北生所正好充当了缓冲区的功能。”“海聚工程”入选者，北生所副所长邵峰强调。

北生所搭建了一个“类海外”的科研平台，在科研上大家有足够的自由。 “具体做什么课题、怎么做，以及实验室聘什么人、在经费预算内花多少钱，都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所长不加干涉。”“海聚工程”青年项目入选者，2011年回国的王涛博士显然对这样的科研管理很适应。

这样的科研管理体制，离不开两位海归创始人打下的好基础。2005年，北生所在北京昌平正式挂牌运行，通过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他们最懂海归需要什么样的科研环境。

邵峰在回国之前是哈佛医学院博士后。2005年，面对国内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他纠结于是否回国。在面试的时候，王晓东对他说了一番话：“来这里你不用为申请经费发愁，不用到处跑关系，只要专注做科研就行。”正是这番话，打动了邵峰。

邵峰回国时没有带任何课题，第一个研究项目从头到尾完全在北生所完成，并于200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成果。这件事给所里领导以很大的鼓舞，让他们坚信北生所可以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起来。2014年他被聘任为北生所副所长。

“北生所有非常优秀的学术带头人，经费充裕，待遇也不错，创新的科研管理体制下，更适合年轻人闯出一片天地。”王涛在国外时，就已听闻北生所在业内的名气。2012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王涛向北生所投了简历，面试通过后，他被委以重任，成立了王涛实验室并担任主任。

除了“类海外”的科研管理体制，北生所“Open”的科研氛围也让从海外归来的学子频频称道。

“北生所有20多个实验室，研究领域各有特色。我们不存在竞争关系，彼此经常会互通有无。如果我需要一个工具，就可以让我的学生发一封邮件，问大家谁有，很快就会有人回复几楼有，直接去用就可以。在这里，如果一个人遇到了困难，大家都会伸出援手帮助他。”王涛说道。而这样氛围，即使在国外先进院所也并不常见。

此外，北生所还建立了数个辅助中心，专门支持各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所里花很多的资源建设了一系列技术平台，这些平台和辅助中心对所有实验室开放。如今，由于学科交叉的缘故，一个实验室不可能独立完成所有的研发环节，公共服务平台正好满足这些研发的需求，这些平台包括蛋白质组学平台、显微呈相平台，动物实验平台等其他平台，大家都可以公平地使用。”邵峰强调。

“海聚工程”专家齐湘兵博士就是其中一个辅助中心——化学中心的主任。化学中心为各个实验室提供专业的化学服务并与生物实验室紧密合作开展前沿交叉课题，通过化学小分子探究与调控重要的生物学机理。

“有了化学中心的支持，我自己的实验室就不必花费大量精力自己去做有机分子的合成和筛选了”邵峰目前的研究项目就正在与齐湘兵合作，通过化学中心建立的包含20万个化合物的高通量筛选平台，筛选并合成出实验需要的化合物。

“做原创研究就要不跟风”

与国际接轨是北生所与生俱来的基因。

北生所从成立之初，就坚持公开、竞争的机制，先后四次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人才。

当记者问道北生所对海归是否有偏爱时，邵峰这样回答：“这并非是歧视本土人才，而是就生物医药领域而言，你需要去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如果你都不知道西方人是怎么做科研的，你就很难去进行对话交流。”

同时，北生所还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让专业人士来为研究员的研究成果打分。

与其他行业不同，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究很难在短时间内出成果，往往是“十年磨一剑”。因此与国内一些院所一年一考核不同。北生所对研究所实验室主任一律实行5年合同制，合同期内没有任何领导意志和考核评比的干扰，最后接受科学指导委员会的评估。

邵峰说，他在北生所最初的两年没有任何科研成果，第三年他开始转变研究方向。“如果说在传统体制内，我的项目要年年被评估，资金跟着评估结果走，一旦我的科研没有进展，第二年的经费就会出现问题。而在这里，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直到第四年，我才有重大的科研发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细胞炎性坏死就是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热门课题，全球多个顶尖实验室的科学家都在破译细胞炎性坏死的密码，邵峰带着他的团队也加入到这场科研竞赛中。2014年9月，邵峰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和解析细胞炎性坏死关键分子机制，破解了一个重要的科学难题，为治疗痛风、败血症和家族性地中海热等免疫疾病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细胞炎性坏死研究领域。

如今，邵峰团队已经开始着手研发药物。“第一步是研制针对GSDMD蛋白质的抑制剂，然后再细化分类，针对不同疾病研发不同的药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约五到十年后该类药物上市。”

与传统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不同，北生所比较淡化论文发表杂志等级与数量，而重视成果在本领域的影响力，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实际贡献来评价研究成果。

邵峰认为，以职称和出身作为科研评价标准，是一种官僚制的体现，最终结果是会扼杀创新的。本质上说，创新最大的动力来自多元化，每个人是否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是否给予足够的空间。

“不是说前面有一个旗帜，大家都必须围着这个旗子搞科研。只有前边没有旗子，才会出原创研究。”

所以，北生所的研究员不跟风，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研究什么，哪怕这一领域在别人看来是边缘化领域。

“另外，这里允许失败。”王涛回想回国五年以来，他的很多设想是不可行的，在不断地转换研究方向后，他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实验科学就是这样，或许刚开始的几年一直处于迷茫地摸索过程中，直到跨过这一阶段，才开始柳暗花明，步入正轨。”

王涛瞄准分子生物学领域，重点研究细胞生长、衰老及神经退行性疾病原理。短短的3年时间里，王涛用果蝇模型研究神经退化疾病，并建立了帕金森氏综合症等几种神经退化疾病的果蝇模型，通过遗传学的手段筛选帕金森氏综合症的修饰基因，研究线粒体自噬的分子机理，以及致病基因Pink1、Parkin、 DJ-1 and LRRK的相互作用，并且在这些神经退化疾病模型中测试药物的效果。目前，实验室多项研究成果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北生所在成立之初，骨干科研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0来岁，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独立领导实验室的经历。正是藉由北生所充分自由的科研环境，让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内成果频出，发表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的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均居国内前列。

引才政策免除后顾之忧

北生所的行政服务也真正做到了以科研为中心，行政机构不参与科研事务，但服务效率很高，“需要的时候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出现，不需要的时候又仿佛不存在。”北生所的行政服务人员与北京海外学人中心等北京市引才机构密切沟通合作，免除了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实现了“拎包”入驻。

“有事只要一个电话拨过去，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对方就会帮你解决。而在国外，类似服务机构是很少见的。”

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在采访北生所的过程中，几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感谢北京市这方面的引才政策和服务。

齐湘兵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当时回国的情景。2012年8月下旬，他带着家人回到北京。此时，距离北京市中小学开学已不足半个月。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否按时入学，他心里很担心。最终，在北生所行政人员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的帮助下，8月31日，开学的前一天，他的孩子收到了就读学校的入学通知。

赴北生所采访当天，北京的天气很冷，但在北生所中，记者感受到的是科研人员火热的研究热情。得益于北生所扎实的基础研究积累，未来十年间，癌症免疫类新药、乙肝病毒治疗类新药、防治细菌感染等的一系列新药或治疗措施都将从这里“走”出来，为国民健康贡献出一份力 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