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为什么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徐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也是人民的呼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动员和准备。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当时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哲学教师胡福明。

40年后的2018年8月，《中国报道》记者在胡福明位于南京市马鞍山路的家中，对他进行了专访，听他回顾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出炉的前前后后。满头银发的胡福明已经83岁了，2000年他从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如今虽然腿脚不便、视力不好，但他仍然关注国是要闻，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发出时代和人民的呼声

“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打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更禁锢了人民的思想。“我写文章的初衷，就是想否定‘文革，我们需要改弦更辙、拨乱反正。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也是人民的呼声。”胡福明对《中国报道》记者说。

1976年，当时“文革”刚结束，胡福明认为，中国面临历史的伟大转折，旧的理论和指导思想需要否定，要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知识分子，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可以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一点工作。”

胡福明1935年出生于无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记得小时候每年春天来临时，家里青黄不接，只能靠野菜拌着一点米糠过日子，到了夏天就主要靠吃南瓜充饥。1949年4月，无锡迎来了解放，胡福明也参加了革命，在9月份入了团。1952年，胡福明考取了无锡师范，那时在师范学校读书不要学杂费、书本费、食宿费，“伙食非常好，晚上还有电灯看书。我感到非常高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日子，因此我读书非常用功。”

1955年，师范春季班毕业了，胡福明也入了党，被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工作。在那里，白天工作，晚上几乎都在读书，但他觉得知识还不够。1955年五六月份，国家当时正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要培养人才，鼓励机关里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胡福明报名了，并在8月下旬收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入学后拿到了全额助学金。北大中文系当时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新闻专业，胡福明选择在新闻专业就读，也去旁听哲学系的课，开始认真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1959年夏天，胡福明从北京大学毕业，经学校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3年的研究班。研究班毕业后，胡福明到了南京大学工作，主要任务是教哲学。

“我是党组织一手培养出来的，这是真心话。因此作为知识分子，我要有骨气和担当，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胡福明说。

1976至1977年，胡福明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4篇文章，批判“文革”的错误主张。“中国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不能再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他说。

也是在这个思想主线下，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诞生。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77年8月份，胡福明从南京大学南门的邮局向《光明日报》寄了一篇稿子，就是后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稿。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文章呢？那时候所谓的‘天才论‘顶峰论仍然是理论界的指导思想，在1977年初的时候，‘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曾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胡福明说，他是学新闻出身，马上意识到这代表了当时的主要指导思想，“我觉得要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这种理论。”

1977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胡福明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曾就此向他约稿。“我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就想到了王强华。那时候也不敢寄给《人民日报》，那是中央机关报。”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文章寄出去后，直到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才回信了，寄来了《实践是檢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还有王强华的一封信，信上说“这个文章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做些修改，不要让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修改寄出后，王强华后来又来信对文章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

1978年4月，胡福明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强华就把他接到了光明日报社，见到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还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教授孙长江。杨西光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说：“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光明日报》4月2日哲学版刊出，我看后感觉这篇文章很重要，在哲学版副刊发表太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推出，但是要修改，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

大家纷纷提意见，主要意见是文章要讲究战斗性，要更尖锐，同时还要稳妥，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于是在哲学讨论会期间，胡福明白天参加讨论，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开车把修改后的文章拿到报社去，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样送过来，这样来来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这篇文章，杨西光、马培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等人都花了很大力气，所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胡福明说。

人民出版社《1977—1982 实现转折，打开新路》一书透露，1977年4月27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定稿曾送胡耀邦同志审阅。

临近五一劳动节，杨西光又来看胡福明，跟他商量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胡福明当即就同意了。“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胡福明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特约评论员分量就会不一样了，达到的影响和效果显然会不同。”他说。

“五一节前，我回到南京。有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在做早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题比原来多了‘唯一二字。我很高兴，这个文章经过這么长时间终于发出来了。”胡福明说。

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当天向全国播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许多省级报纸也进行了转载。实际上，为了扩大影响，在《光明日报》刊发前的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文章虽然未点名，但明眼人都看得懂，字字直指“两个凡是”，其带来的震动和影响可想而知。“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政治上的问题很大，它是‘砍旗的，是砍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胡福明对《中国报道》记者说。于是，刚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下子又被压下去了。

“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了，他说本来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纷纷议论，才拿来看了看。他说这篇文章讲得很好，没有错误观点嘛。”胡福明说。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态度鲜明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6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通栏标题，《解放军报》头版用套红标题，报道了邓小平的这次讲话。6月6日，两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讲话。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又重新开始了，这个讨论的规模是全国性的，各省份的主要领导，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等几乎都进行了表态发言，全国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特别是媒体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报道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消息，连工人农民都参加了。”胡福明说，这一次大概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我已经老了，83岁了，已经做不了多少事了，我的眼睛看不清，腿脚不方便，靠老伴儿给我念文章、帮我写字。我现在潜心研究的就是一个题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要求是什么，怎么实现、怎么发展。”胡福明对《中国报道》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