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落地 中国经济探底反弹

刘元春 闫衍 刘晓光

随着探底反弹开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再定位，要从全球不平衡逆转和全球危机传递的角度来认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明确供给侧改革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中的主导作用。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看，2015年中国经济已经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攻坚期。展望2016年，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依旧艰巨，中国宏观经济将全面开启探底反弹进程。

2015：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2015年，国内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在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各类风险大幅度上扬。同时，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低迷中存在繁荣，转型中孕育新的生机和动力，回落中开始出现局部稳定的迹象。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出口下滑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超预期下滑，各类指标创近20年来的新低。在输入性通缩、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产能过剩等因素的作用下，GDP平减指数步入“负增长区间”。同时，由出口小幅负增长、进口大幅负增长带来的“衰退式顺差”快速增长，表明结构性再平衡成为治理总量失衡的核心任务之一。

在金融流动性向实体经济渗透力大幅度下滑的同时，“衰退式泡沫”持续出现，并成为宏观经济异变的触发点。在利用股权融资及地方债置换等手段实施去杠杆、降债务方面阻力重重，结构性调整需要精确制导。同时，在稳增长政策的情况下步入效果递减阶段，在动力激励体系转换等因素的作用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失灵的风险。

在各类宏观指标恶化的同时，企业微观指标出现变异，生产主体从“借新还旧”开始全面进入“借新还息”的阶段，部分企业步入“盈亏”与“倒闭”的临界点，使得中国经济处于微观行为模式整体性变异的边缘。

而持续的稳增长政策在四季度开始有所收效，多项宏观经济指标有趋稳的迹象，但由于外部环境的持续低迷、内部增长动力的弱化以及各类周期性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探底，本轮经济运行的底部还没有出现。本轮经济探底与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萧条期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新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2016：全面开启探底反弹

随着各类风险“靴子”落地，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全面开启探底反弹进程。

一方面，中国经济将延续新常态攻坚期的基本逻辑，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在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出现进一步的回落，很多微观指标也可能会出现全面的变异，使经济探底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内部结构调整的深化和新的增长动力机制的形成，2016年中国经济将在持续探底中出现底部趋稳的迹象，预计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将在三四季度开始出现。

必须明确的是，本轮中国经济的底部是多种力量综合的产物，探底的逻辑在于，世界经济是否将在2016年出现二次探底、房地产投资能否在明年二季度成功反转、中国的债务重组能否缓解企业的债务压力、中国存量调整能否大规模启动、增量扩张是否足以弥补不平衡逆转和传统存量调整带来的缺口、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能否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悲观预期以及新一轮大改革和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能否得到有效的构建，这些因素将一起决定本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

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不仅要面对探底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面临两大类风险，即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带来的宏观经济内生性加速下滑的风险及各种“衰退式泡沫”带来的冲击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必须对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定位进行高度关注。

2017：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再定位

经过2015年至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7年中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稳步增长的轨道之中。

随着探底反弹进程的全面开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进行再定位。要从全球不平衡逆转和全球危机传递的角度来认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明确供给侧改革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中的主导作用。2016年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增量调整的基础上全面强化存量调整的力度，盘活存量、清除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毒瘤”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复苏的关键。需求政策一方面需要配合供给侧调整采取积极的取向，另一方面也要在下行压力突破底线之前采取更宽松的定位，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定位要打破惯常思维，探底进程中的货币政策应当有适度宽松的导向。

2016年触底的时机必须牢牢把握，寻找大改革的突破口，重新梳理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操作模式，并构建新的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机制。

金融改革方面，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针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持续推进。

房地产方面则应调整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同时将房地产库存调整政策与农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结合起来。

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并通过构建低度的大福利体系放松就业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