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大幕开启

张春侠

在人口红利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刻不容缓。

在有“引领中国经济风向标”之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供给侧改革”成为讨论的焦点。

事实上，从2015年11月起，“供给侧改革”——这一略显生僻的经济术语便成为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口中经常出现的高频词。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G20峰会、APEC会议上，***则将“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作为世界经济的“药方”；同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要“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

不难看出，这个颇显“高大上”的词汇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词汇。而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也被视为“拉开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大幕”。

红薯没人吃了

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坊间流传着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比方说这里有一亩地，以前我们发展经济时，主要是在地里种红薯。为了让红薯长得更大，我们需要不断地施肥。红薯丰收了，一方面家里人吃，吃不完就卖给别人吃。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发觉，红薯难卖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吃。于是我们开始考虑种植其他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农作物，并投入更多的技术力量，运用更多的技术手段，结果种出来的是特别高端、美味的现代农作物。种红薯的阶段就是“需求侧”，而现在改种其他高端农作物就属于“供给侧改革”。

那么，到底什么是“供给侧”呢？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带动。“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高连奎认为，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改革具体而言，一方面将发展方向锁定为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要求改革现在的一些抑制供给的体制或政策，比如缩紧的货币政策和繁琐的审批制度等。

作为“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的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早在2013年就提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应从“供给侧”入手。贾康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贾康认为，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是产能过剩，还是供给不足？

2015年的“双十一”，天猫创下912亿元的天量成交额。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超过3000万中国人在当天进行“海淘”，日本纸尿裤、韩国化妆品、澳大利亚婴儿奶粉都成为最畅销的“海淘”商品。与此同时，到日本抢购电饭煲、吹风机甚至马桶盖，到西班牙、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购买刀具、锅铲、厨房清洁纸巾……中国游客海外扫货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

数据显示，我国出境游人数和购买力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达1.09亿人次，海外支出同比增长28%，达到1648亿美元；预计2015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达1.2亿人次，消费支出将高达1940亿美元，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

与内地游客在境外惊人的购买力相反，堪称全球第一的中国制造业却陷入了产能过剩的烦恼，就连曾经红火一时的楼市也经历着一场调整。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3年的“黄金时期”，中国房地产投资年增长率为24%；而2015年前十个月，房地产投资增速降至2%，且不排除进一步降低的可能。

这两组数据，折射出中国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

“当前一些传统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它们大都跟政府扶持的行业有关，如2008年以来基建投资很多，带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但也造成跟建筑、建材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如钢铁、铝、水泥、玻璃等行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说，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就要创造有利条件让其他产业发展起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

“分析长期趋势的框架，应该是从‘供给侧’出发。之所以经济下行，原因是‘供给侧’发生了问题，包括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也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2015年11月18日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表示，“要使得2016年的经济情况获得改善，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特别是通过创新提高我们经济活动的效率。”

贾康也表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制度创新，是有效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要用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只有通过新的制度供给龙头把创新因素激发出来，才能成功应对经济下行，看到中国经济巨大的发展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

中国经济的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在人口红利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已经刻不容缓。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改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多释放改革红利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经济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