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权“右转” 中日经贸趋冷

张玉来

张玉来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通过发展经济来赢得国民支持，在此基础上，再实现其政治目的——这是第二次安倍内阁“迂回战略”的显著特征。中日政治层面对峙的长期化特征使双方经济层面战略互惠面临着严重挑战。

日本时事通讯社最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已从上任之初的76%回落到44.6%，更引人注目的是，内阁不支持率已攀升至35%。事实上，通过实施所谓“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措施，日本经济已取得明显恢复，年经济增长率达2.6%。日本经济长期通缩局势也大为改观，GDP价格平减指数已从3%下降到接近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其支持率大举下挫呢？

以修改战后和平宪法为政治目标、大幅向“右转”——这是其最关键原因。针对7月1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赞成者仅为33.4%，而反对者则高达51.6%。

以经济发展为掩护迂回“右转”

2012年12月底，安倍率领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败民主党。“梅开二度”的安倍政权在上任之初，并未急于表露其修宪等政治夙愿，而是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执政首日，安倍就颁布了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基本方针》，宣布要突破四大危机——复苏经济、振兴外交、改革教育以及重建国民生活。

通过发展经济来赢得国民支持，在此基础上，再实现其政治目的——这是第二次安倍内阁“迂回战略”的显著特征。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布置，2013年2月安倍在183届国会发表了施政演说，提出了世界瞩目的“安倍经济学”，即由“三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激进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所构成的经济增长战略。

安倍的经济手段很快凑效，2013年4—6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连续3个季度的正增长，换算成年增长率达到2.6%。经济增长使安倍在政治层面得分。在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它获得65个议席，大大超过选前的34个议席，自民党与公明党的执政党联盟在参议院也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

经济发展、政治得分促使安倍内阁“向右急转”。在参院选举获胜三个月之后的第185次临时国会上，安倍政权的保守色彩越加浓重。日本政府先后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版NSC）设置法》以及《特定秘密保护法》等安全保障相关法律，在这些法案磋商过程中，安倍极力拉拢右倾色彩的在野的日本维新会与大家党等政党，最终通过了这两部国内舆论强烈反对的法律。

之后，安倍“右转”的速度开始加快，他似乎又回到第一次政权时期的做法，为实现其政治抱负安倍就力排在野党反对，连续强行通过了加强爱国精神教育的《改正教育基本法》与规定宪法修正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等重要法案。

安倍内阁“右转”遭遇到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但安倍选择了继续“迂回”，他采取绕开复杂的法律程序而以内阁会议的方式，2014年4月1日通过了“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取代了历届内阁坚持执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武器出口三原则”。7月1日，安倍故伎重演，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变更宪法解释，宣布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至此，二战以来长期坚持和平主义路线的日本再次拥有了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力，日本《和平宪法》也彻底被架空。

“包围中国”

在外交层面，安倍继续高擎其所谓“价值观外交”大旗，强调要重视与日本同样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国家加强合作。与2006年第一次内阁相比，安倍更强调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其外交动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在接受美国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里森来访时，安倍阐述了其外交理念，“第一是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确保亚太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第二是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等经济一体化；第三是推广自由和民主主义、法治等普世价值观”。显然，安保、经济、价值观等三位一体形成了“安倍主义三大支柱”。

在对华关系上，尽管安倍一直声称“对话的大门敞开着”，但却丝毫看不出任何让步的迹象。无论摩擦程度多大，始终坚定地把对中国牵制作为出发点，这是安倍外交的核心。

借助“中国威胁论”，安倍不仅增加了军费，还在冲绳以及本州等军事基地部署了鱼鹰战机、全球鹰等先进装备，而这些都曾是当地居民强烈反对的。此外，日本还宣布将以总价达100亿美元购买42架F35战机，以加强西南诸岛以及东海的防卫力量。迄今为止，安倍在一年七个月里已经访问了42个国家。他所到之处除了宣扬所谓“中国威胁”之外，还企图彰显日本的国际贡献，力争通过安全保障和经济“两条腿”，扩大与各国的合作领域。

中日经济关系趋冷

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形成了显著的战略互惠特征。对于中国而言，日本不仅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最大进口国，还是发达国家对华投资长期第一的最大投资国。相反，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不仅是其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日本海外投资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

从东亚经济圈乃至全球产业链视角来看，中日经济与韩国、东盟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产业关联，中国作为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加工制造中心，日本则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为其提供中间产品甚至以直接投资方式而参与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全球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从日本的进口就增长1.2个百分点。

然而，中日政治层面对峙的长期化特征使双方经济层面战略互惠面临着严重挑战。自2012年9月日本民主党政府悍然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中日关系跌入所谓“建交以来历史谷底”以来的两年间，中日不仅没有举行一次首脑会谈，甚至正部级高官之间的会谈也很罕见。政治对峙已经开始影响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日本虽仍然维持着中国第二大贸易国的地位，但其中国最大进口国的地位却在2013年被韩国夺走。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努力调整其供应结构，日本的供给中心地位正在被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所取代，这将带来东亚生产网络的结构性变化。

同时，日本对华投资开始下降，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成为投资热点。2013年日本对华投资已经跌至新加坡之后，位居第三位。2014年上半年，这种趋势更加显著，与上年同期相比骤降了48.8%，下滑至第五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对东盟国家投资从2012年106.8亿美元骤增至2013年的236.2亿美元，增幅达121.3%。

中日双边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也停滞不前，区域一体化受到严重影响。由政府推动的合作项目以及多边谈判等却受影响严重，如中日金融合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等。这些将对中长期的中日双边经济合作以及中日韩、东亚经济合作的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