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能承受之“涝”

本刊记者 何流

6月18日下午，武汉大道徐东下桥处严重积水。

日本的治水经验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单纯提高排水管道标准是解决中国城市内涝的唯一且正确的途径吗？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不能只看到“排”。

6月23日，北京暴雨，水淹全城。其中莲花桥等路段淹水和全城大拥堵的情形，与2004年7月10日无异。7年前的那场暴雨中，积水最深处的莲花桥水深达2米，北京市41处道路出现积水。

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委会副主任刘延恺坐不住了，他提笔给北京市政府写了一封解决莲花桥积水问题的建议书。他的方案是借鉴日本经验，在莲花桥下建设地下蓄水池，由竖井与之连接。刘延恺初步估算，该工程需要5000万元。

日本的教训

暴雨又一次暴露了北京排涝系统的脆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规划所所长谢映霞的说法是，1949年，北京很多地方的排水设计标准很低，甚至是0.3年一遇。之后虽有复修，但排水设施依然落后。

网友们开始满天下搜寻巴黎、东京等城市气派的地下排水管道图，两相比较，问题的症结一目了然：城市都这么大了，排水管道还这么小。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副主任程晓陶多年前就呼吁重视“城市水灾”的概念，如今又一次被证实。他告诉记者，网友们说的“地下宫殿”其实是那些城市的骨干排水管网，由于对其背景并不了解，导致了一些误读和盲目追捧。

“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得比较早，城市化的速度也没有我们这么快。他们的地方政府要想卖出一块土地，必须把基础设施建好，否则就卖不出去。因此在新建一个城区时，会先把骨干排水管网建好，周边新建小区和工厂只要把自己的系统和骨干排水管网接上就可以了。”

而中国，急着在数字上、地面上奔向城镇化这个目标，地下的基础性工作往往退居其次。“我们的城市在摊大饼式地扩张，但骨干排水管网的建设往往被忽略了，这个功课没做，现在要补，就变得非常困难。”程晓陶曾在日本留学多年，他告诉记者，日本在城市治水上是有教训的。

“二战后，日本的城市化进程比我们还迅猛，大量人口涌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他们也是先地上，后地下，政府着急的也是怎么解决住房、交通、供水供电、卫生、教育的问题。”

到了70年代，当城市已经建得像模像样时，日本人发现城市内涝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了。起初他们仍延续农业社会的治水思路——不断提高排水标准，增强排涝能力，扩大保护范围。

我们的城市在摊大饼式地扩张，但骨干排水管网的建设往往被忽略了，这个功课没做，现在要补，就变得非常困难。

“我们现在仍然在倡导这种治水思路”，程晓陶说，但日本很快发现，在已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这样做不仅成本很高，而且未必见效。因为原本处于城外的河道已经被盖起来的高楼大厦包围，拓宽河道已经做不到了。

1977年，“综合治水对策特定河川计划”改变了将雨水尽快排入河道的思路，日本开始发展第二代技术——雨水蓄流。每个小区不能一味加大它的排水能力，而是要自己消化雨水。日本政府规定每平方公里的新开发区要修500立方米的地下雨水调节池，在汛期来临时起到缓冲作用，减轻外排压力。

但由于城市不透水面积的增加以及热岛效应，面对有时更大的降雨量，如果修建更大的蓄水池就变得不那么合算了。80年代，日本又研发了第三代雨水渗透技术。原先密封的蓄水池变成了可渗透式的，这样一边蓄水，一边回补地下水，相当于增大了容积。

同时路面改铺透水材料，并设计了一套防止堵塞透水缝隙的除尘技术。为了解决上下游城市之间的排洪矛盾，日本沿河开辟了一些有蓄洪设施的公园，他们称为“游水池”，使得洪峰在向下游传导的过程中被有效削减。

只排不蓄非上策

1982年7月23日，就在长崎市为战后奇迹般重建的成就自豪时，一场超记录的特大暴雨使得交通、通讯、电力等系统完全陷入瘫痪，1193户房屋倒塌或损坏，299人丧生。日本从此建立起“城市型水灾害”的概念。

日本的治水经验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单纯提高排水管道标准是解决中国城市内涝的唯一且正确的途径吗？

曾是北京市水利局副总工程师的刘延恺认为，扩大排水管道并不适用于所有城市。靠近江河的城市加大排水管道是可以的，但像北京等周边没有大江大河的城市，即使提高了现有管线标准，超量的雨水也不一定能排出去。

“北京汛期防洪有这样一个原则：西蓄东排，南北分流。像这次，石景山雨下得很大，但东边的凉水河水量也大，就排不出去。”刘延恺还举例说，北京疏浚扩大通惠河，从三孔桥变成六孔桥，再到九孔桥，城市加大排水管道本身就工程颇大。

广州市规划院前总规划师袁奇峰也曾表示，城市排水系统工程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上游改了下游没改，就等于白改。还需考虑到的是，北京等城市虽然暴雨强度堪比南方，但全年降雨次数并不多，一番伤筋动骨的排水管道改造之后，其成本和效益比几何？

程晓陶和刘延恺都持这样的观点，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不能只看到“排”。2005年，北京莲花桥雨水泵站更新换代，由原来的两台44千瓦抽水泵提升为两台170千瓦大功率抽水泵。对莲花河也进行了疏通，莲花桥防洪标准提高到三年一遇。

但面对6月23日的超标准降雨，积水仍然无法避免。“发展雨水蓄流、雨水渗透来减少排涝压力是很有效的办法。”程晓陶告诉记者。2010年，全国多个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住建部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省市展开了城市排水系统排涝能力的全面调研。

“我们的治水思路要改变，解决城市内涝不是简单地加大排水管道的问题，要从‘渗’、‘蓄’、‘滞’三个方面综合治理，”刘延恺把他的治水理念归结为这样三个字，他认为这一理念应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思想，放入前期规划中。

他告诉记者，现在有些城市已经有了储水方面的动作。2000年中德合作的“北京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示范工程”，以北京双紫小区为试点，开始引入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2002年小区内修建了可贮存850立方米的地下雨水储蓄池、1350平方米的屋顶与道路雨水收集管道和边沟、4028平方米的绿地灌溉系统和水量监测系统，铺设透水性路面880平方米。小区还采用下凹式绿地，使流入绿地内的水不外流。

据负责人介绍，每到下雨时，屋顶的雨水通过雨漏管，再通过雨水收集管线汇流到贮存系统。地面的雨水则沿着边沟形成径流通过地下管道进入贮存系统。隐藏在停车场下面的沉淀池和蓄水池构成了贮存系统的主体。2004年7月的那场暴雨中，双紫小区内没有任何积水，也没有向城市管网排放雨水。

“这些措施还都是从节水的角度，而不是针对积水问题，所以工程都不大。我提出城市规划要给雨水留出空间，给存滞雨水留出足够地盘。”刘延恺认为，政府出手迟缓有历史因素。在过去农业社会的治水思路下，水利都是城市外的防洪排涝，大学里没有城市排水的专业，政府也没有这方面的投资。

政府的职责

真正的原因或许还是政府“重地上，轻地下”的心态。在目前的领导政绩考评标准下，埋在地下看不见、平时也显不出用处的地下管道建设，重要性怎么看都无法跟盖楼修桥通路相提并论。

程晓陶还发现，地方上，一个书记一张图的现象仍然普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是新任领导的政绩。”对于治水这样需要长期有计划推进的工程，这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记者走访的专家一致认为，解决城市内涝就是政府的职责。“供水系统修好了可以收水费，供电系统修好了可以收电费，但是排水系统修好了排的是雨水，找谁收钱呢？”程晓陶还是以日本为例，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能收费的项目都先后私有化了，唯独防洪排涝系统的建设至今还抓在政府手里。

因此，城市水灾的治理，既不缺理念，也不缺对策，缺的是肯负责办实事的人。只要政府下决心做，事情并非不能推进。

2004年的暴雨给即将举行奥运会的北京敲响了警钟。之后北京在奥林匹克公园90万m2的建筑面积上，园内草坪全部建成下凹式绿地，广场、道路等硬化地面50%采用透水铺装，园区中部的下沉花园下面设置容积7000m3的雨洪调节池，奥运湖和龙形水系调蓄雨洪能力达150万m3。“武装到牙齿”的奥林匹克公园可以保证20年一遇的暴雨径流在园内全部消纳。

解决城市内涝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政出多门，就难免出现扯皮、推诿的状况。程晓陶告诉记者，过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城建部门管理，但是水要排出去又进入了水利系统的管理范围。北京排水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北京等城市已经改为水务一体化管理，即便如此，市水务局（行业主管单位）与排水公司（隶属于国资委）在职能上仍有交叉。

2009年，广州市拿出9亿元对城区200多处易浸地点进行改造，但第二年的“5·7”特大暴雨又让羊城变成了“洋城”。于是有了网友们的这句调侃，“威尼斯自称水城，广州不好意思地笑了。”

水利专家刘树坤提出，面对稀遇降雨，政府要做到灾情告知、行动告知和决策告知。程晓陶也强调，政府要将前期规划、建设进度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时公开，增强全社会应对水患的能力和对政府的信心。

说起被网络热捧的赣州福寿沟，程晓陶觉得人们对其认识有片面之嫌，“靠福寿沟一个孤立的排水系统也不能保障了城市的安全，现在城市面积增大了，他们也在想其他的办法，也遇到了困难。”

采访最后，程晓陶回到日本的例子：“90年代，等到他们把所有的办法都使完了，东京、大阪仍有一些地方的内涝解决不了。于是他们开始补骨干排水管网的课，这时候代价就非常大了。大阪排水干管要打入地下27米建，东京则要五六十米。”

今天，看着光彩照人、气派轩昂的城市，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不重走这条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