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创新与世界传播

蒋利民

编者按：“文革”中期的1970年，王岳川上初一，第一次读到《红楼梦》，即被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深深吸引，后来又读了《青春之歌》，被书中人物的精神气质所折服。这两本书从此开始影响着他的生死观、价值观和爱恋观，也把这个四川县城走出来的孩子和上北京大学这样宏伟的人文理想联系起来，他的精神世界也从此开始游走于古典与现代、西学与国学之间，对国家的文化兴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如今，已是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的王岳川，在做学问时，依然固守着16字真经：“国学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

中国报道：在当前形势下，您认为，中国的文化有哪些特点?与过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王岳川：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思想文化。中西文化有很大不同，西方文化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建立起自己的本质观。中国人则相反，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把握自己的本真精神，获得自己的本质特征。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强调“和谐之境”，道家强调“妙道之境”，佛家强调“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是三家的最高境界。

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首先是“五四”以前的主要文化形态——“大陆文明时代”，然后是“五四”之后充满着浓郁西化色彩、内含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海洋文明时代”，后者又可称为西方对东方文化颠覆性的殖民文化。

现今，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崛起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与以往阶段迥异的“大文化”形态。但由于长期的文化失调，当代中国文化缺乏坚固的本土文化认同内核，缺乏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经典应有的虔敬与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全盘西化的全球化中不断飘散，其核心概念——道、理、神思、意境，已让位于终极关怀、逻各斯、想象、话语、权力(这些都是西方的术语)。中国知识分子在因袭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哈贝马斯和赛义德等这些西方思想家之后，将如何面对自我文化本源的孔孟老庄?

因而，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悖论是：文化需要空前崛起、大胆创新，却又极度失落，空前茫然。因此，需要认真清理文化地基，扫清大国文化创新的认识迷雾和思想误区。

中国报道：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文化的现状与走向?金融危机对世界文化有何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王岳川：通俗地讲，当今世界文化呈现的是“三节棍”形态：第一节是3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它被500年的近代欧洲现代文化消解了形成了第二节，而第三节当代美国文化仅仅不到一个世纪又把欧洲现代文化消解了。所以，全球文化主流是跟着美国流行文化走，这是由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但是，美国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让人类重新思考美国梦与美国价值。从表面上看，是美国金融和经济出现了根基性问题，实际上却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生命观念、价值观念和全球战略出了问题：崇尚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霸权主义，使其占用全世界的资源满足一国之享乐；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强调的量入而出、集体主义等中国价值观和生活状态，却被西方认为是落伍的。现在来看，正是东方民族特有的节俭、自律、低调的做法，有可能使其抵御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有长久的生命力，“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应该把中国文化中对人类仍有精神生态意义的有益成分和元素进行总结，让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相整合，产生出对新世纪人类走向的重要启示性话语。

中国报道：您认为，中国的文化创新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解决?该从何处着手做好对外宣传?

王岳川：中国的文化创新应该从三个方面人手：一是词语创新。从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我得到启发，足球观众常说四川话“雄起”，这句略显粗俗的地域方言，后来变成各地都能听懂的通用语；奥运期间，中国喊出“加油”，竟然变成世界语言。所以，只要中华民族尊重自己的语言，不断言说，就会为世界更多人所接受。词语如果没有创新，还是老八股，是不能奠定“大文化”地基的。

二是观念创新或思想创新。比如邓小平的“实践主义”理论——“白猫黑猫”、“发展是硬道理”、“资本主义市场有计划，社会主义计划里也有市场”等这些简单易记的话，其中就有很深刻的创新内涵。1985年以来，日本政府有计划地用英文向世界宣传输出300个文化大师。我们应该借鉴日本的这些做法，帮助更多名师和大家走向世界。

第三，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考虑，体系创新非常重要。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用东方话语形成了自己的奥运文化体系，奥运筹备及举办过程中，诸多环节体现着中国文化元素，这些信息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有文化底蕴、积极向上、健康崛起的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由此大大提升。

所以，还要加强对外宣传力度，而且要有相当智慧的文化策略，让中国精神生态文化不再被消解和被边缘化，而是刚健清新地在世界亮相，让人们感到世界的美好未来应该是由东西方文化的良性整合、互动互用而构成的。

文化对外传播宣传还应该“以人为本”。很多时候，名师和大家更容易让人们辨认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宣传的重点仅仅停留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这些要素之上还远远不够，应该建立国家文化传播输出的战略计划，推出有国学和西学双重背景的文化精英，使其逐渐为世界关注和接受。

中国报道：中国的经济实力近年来不断高速增长，而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却远远比不上经济增长。您认为原因何在?应该如何协调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王岳川：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只能先发展经济。有人说中国什么都缺，似乎唯独不缺文化，大家都认为中国文化不会断根。直到韩国把孔子、老子、姜太公、中秋节都打算据为己有，不断申请世界遗产，中国才意识到“文化强国的重要性”。国际文化战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实际上，“文化软实力”在中国有点变味，人们经常将其与文化产业混为一谈。文化软实力其实应表现为民族的向心力、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还有文化创新的整合。至于输出多少文艺片，生产了多少光盘，创造多少产值，目前来说仍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文化软实力最终表现为大国综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代表一个民族整体上的精神支柱，应该成为21世纪前半叶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如果没有全民的文化认同，没有文化的向心力。多种社会矛盾共振，那是很危险的。当今，人们的文化身份越来越复杂，而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能够让国人产生清晰的身份认同，从而生产出爱国心和对国家文化尊重的情结。

中国报道：您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书法研究所，专门从事书法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您做此项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希望研究所向何方向继续发展?

王岳川：2000年，我从国外回国任教，那时已做了16年的西学研究。看到国外很多专家学者为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播而不遗余力，感慨良多，就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精神价值可以向外输出。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建筑、舞蹈、音乐、影视、书法等艺术种类中，“书法”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也最具向外传播的文化优势。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是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等这些中国历史上高智商、高情怀的知识分子所遗留的文化瑰宝，我们完全可以向外展示这一中国文化形象。所以，2003年，我发起成立了北大书法研究所，并提出十六字箴言：“文化书法，走近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

书法被法国著名书法理论家熊秉明先生称为“中国哲学上的桂冠”，它融汇了哲学、美学和极深的中国文化生命体验。虽然只有黑白两色，精简到极限，却与文字、诗文、绘画、印章、音乐、舞蹈、建筑等等因素关系深密，书家书写时，八面出锋，提按之间阴阳向背，大气盘旋，一气呵成。这是人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最后一张徒手书写的“文化心电图”，弥足珍贵。要把历代书法中最好的经典拿出来欣赏、研究、学习、感悟，从而不断提升创作的境界，并在创作中坚持有“正大气象”的中国美学境界。

随着国外懂得汉语的人逐渐增加，了解、喜欢上书法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种抽象的中国艺术，会在可持续的文化输出中，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