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头沟的七百年窑火与琉璃

“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撰写的词形象地描写了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标志性装饰——琉璃。琉璃制品在中国建筑中占据重要地位。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绪论》里提到，“宋代以后，（宫殿屋顶）又大量采用琉璃瓦，为屋顶加上颜色和光泽，成为中国建筑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据杜昕统计，中国的40余处世界文化遗产中，有1/3的主体建筑屋顶和殿堂使用了琉璃瓦或琉璃制品进行整体装饰，其中就包括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建筑。

琉璃制品在宫廷建筑中的广泛使用离不开琉璃匠人的代代传承。琉璃渠村以七百年不断的窑火传承着“官式琉璃烧造”技艺。琉璃渠村曾名“琉璃局”，位于京西门头沟龙泉镇北部。由于当地盛产烧制琉璃所需的柑子土，因此自元代起，琉璃渠村便与琉璃结下不解之缘。2008年，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面对着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以蒋建国、赵长安为代表的传承人正不断探索着琉璃烧制技艺在当下的发展路径，为琉璃渠窑火的传承注入新的力量。

五色琉璃供宫廷

中国烧制、使用琉璃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建筑图解词典》记载，“中国汉代时已普遍制造琉璃器了，六朝时已将琉璃器应用在建筑上，至宋代时，琉璃的生产技术就非常成熟了。”如今古代建筑上常见的琉璃器具包括琉璃瓦、琉璃瓦当、琉璃勾头、琉璃滴水等。民间也将琉璃称为“流蠡”，认为最早的人造琉璃与大商人范蠡有关。杜昕在《北京琉璃烧制》中记载了相关传说：

范蠡为越王勾践督造“王者之剑”时，在冶炼炉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物质。越王勾践因范蠡劳苦功高，便将此物命名为“蠡”，并赏赐给了范蠡。范蠡则将这块“蠡”打造为一件首饰，赠送给自己爱慕的西施。后来，西施被迫前往吴国，临行前含泪将“蠡”还给范蠡。西施流下的眼泪滴进“蠡”后竟然在其中流动，使这件首饰更为精美。范蠡将这件首饰称为“西施泪流蠡”，这便是琉璃的前身。

琉璃渠村是北京烧制琉璃的重要场所。当地号称有700年未曾断绝的窑火，自元代起便为宫廷烧制琉璃，该村所传承的技艺也因此被称为“官式琉璃烧造”。《元史·百官志》记载，“大都四窑场，秩从六品，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名……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可见，元代皇家建筑所使用的琉璃瓦便有一部分产自琉璃渠。明代《宛署杂记》卷二十记载，“对子槐山，在县西五十里。山产柑子土，堪烧琉璃。本朝设有琉璃厂，内官员一员主之。”这段文字记载的便是琉璃渠村的历史，证明该村在明代仍然为宫廷烧制琉璃。清代朝廷在琉璃渠村设有琉璃窑厂办事公所。如今的琉璃渠村中还保存着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清工部琉璃窑厂办事公所”旧址，向人们诉说着当地琉璃技艺的悠久历史。

鲜艳的色彩是琉璃制品的突出特质，皇宫上的五色琉璃给来华的外国旅人留下了深刻记忆。梁思成提到，“中国古代的匠师可能是最敢于使用颜色、最善于使用颜色的了……一些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如宫殿、坛、庙等，上面再加上黄色、绿色或蓝色的光辉的琉璃瓦，下面再衬托上一层乃至三层的雪白的汉白玉台基和栏杆，尤其是在华北平原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下，它们的色彩效果是无比动人的。”正如梁思成所说，建筑上装饰的琉璃制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被元大都宫殿上的琉璃瓦所震撼。《马克·波罗行纪》中记载，“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在马克·波罗眼中，琉璃艳丽的色彩与水晶般的质感是其突出特质，由琉璃制品装饰的中国古典建筑是美轮美奂、难以逾越的精品。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标志之一，五色琉璃为恢宏大气的皇家建筑增添了灵气。时至今日，当人们看到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琉璃瓦，仍然会为我国古代匠人高超的技艺所折服。琉璃制品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也不仅是手艺的代代相承，更体现了文化的赓续。

绝艺承自“官师傅”

琉璃烧制技艺在不同时代的传承方式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当下的传承匠人大多学艺自“官师傅”。什么是“官师傅”？琉璃烧制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长安解释：“管前辈匠人都叫师傅，没有一对一的师承关系，这就是‘官师傅。”“官师傅”是琉璃厂变为国有企业后出现的现象。

从前，琉璃渠的琉璃烧制技艺有着“父传子、子传孙、琉璃不传外乡人”的规矩。彼时最著名的琉璃匠人是“琉璃赵”，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蒋建国介绍：“‘琉璃赵来自山西，是当时烧制琉璃最有名的家族。他们相当于窑主，是管理者。”当时的琉璃艺人有着明确的师承，且经常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琉璃厂的传承及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官师傅”逐渐成为琉璃烧制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1958年，琉璃渠村的“官窑”琉璃厂更名为“门头沟区建筑材料厂”，1962年改為“故宫琉璃瓦”，属故宫博物馆管理；1970年更名为“北京琉璃瓦厂”，属北京市建材局管理；1977年又改名为“北京市琉璃瓦厂”；2001年更名为“北京明珠琉璃制品有限公司”，成为股份制公司。如今的琉璃厂则化身为“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标志着琉璃烧制技艺进入了新的时代。在琉璃厂归属发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蒋建国、赵长安等向“官师傅”学艺的匠人接过了琉璃烧制技艺传承的重任。蒋建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习琉璃烧制技艺，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学艺经历：

“我那个时候就是刚插队回来，正好这个厂子在招工，我就去报名，结果选上了，然后我就干了一辈子……进厂了以后，先培训。培训一礼拜，然后再进行分配……我被分到了半成品制作这块儿，也就是‘上三作的‘吻作。”

进入分配的班组后，蒋建国就向同组多位师傅学艺。各位师傅向年轻一代倾心教授手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评定时，蒋建国申报材料中的授业师傅是赵恒泉。但是，在蒋建国的记忆中，赵恒泉的哥哥赵恒才是教授他技艺最多的师傅，可惜赵恒才师傅去世较早，没有看到现代中国对非遗的大力保护，没有等到国家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正式认定。如今，以蒋建国为代表的传承人也采取“官师傅”的传承方法，集体向供职于琉璃厂的年轻一代匠人传授琉璃烧制技艺。

从“官师傅”手中接过琉璃烧制技艺传承的重任后，蒋建国、赵长安等代表性传承人深感传承这门“绝艺”的困难。之所以将琉璃烧制称为“绝艺”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琉璃烧制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技艺与文化的传承需要共同推动；另一方面，琉璃烧制是体系化、系统化的技艺，需要多种程序、多位匠人的共同传承。

琉璃烧制技艺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技艺的传承与文化的赓续同步进行。王延娜在《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琉璃烧制技艺 蒋建国》一书中就记录了蒋建国对琉璃文化的阐释：

只有皇家建筑可用琉璃。这里所说的皇家建筑包括皇家宫殿、皇家陵寝、皇家寺院、皇家祭坛、皇家花园等。皇子、皇孙中只有被敕封为亲王、郡王的，他们的府邸、陵墓可以使用琉璃，但也只能用绿琉璃，绝不能用黄琉璃……琉璃的颜色还和五行相关……中央为最尊贵的位置……皇宫用的琉璃瓦也是黄色的……黑色代表北方，属水，有防火的寓意，为了建筑不着火，所以最怕火的皇家书斋、藏书楼都是用的黑色琉璃，比如故宫的文渊阁。

琉璃颜色的调配不仅在理论层面十分复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同样需要耗费匠人大量的精力。蒋建国讲到他在参与故宫太和殿大修时的经历：

“当时我们就仿照太和殿琉璃瓦的颜色进行调配。我们先确定大体的颜色，例如黄色、绿色等，然后开始反复试验，还得做出来看看，对比原本的颜色看是深了还是浅了，再不断调整。等我们觉得合适之后，故宫那边还会派专家来检查。”

琉璃烧制的过程也是学习、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在不断地学习、尝试后，蒋建国等琉璃烧制匠人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手艺，也丰富了自身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推动了琉璃烧制技艺的发展。

琉璃烧制并非一人之功，其技艺的传承需要多名匠人、多种工序的默契配合。琉璃烧制技艺分为“上三作”与“下三作”。“上三作”包括吻作、窑作与釉作，技术要求较高；“下三作”则是琉璃烧制技艺的辅助小组，包括出装窑等。“上三作”中的“吻作”主要负责设计、制模，“窑作”负责烧窑、看火候，“釉作”则负责制作釉料、上釉。如今，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按时间顺序依次展示了1912—1954、1955—1981、1981—2022年三个阶段琉璃渠村的主要传承工匠名单，其中都将吻作、窑作与釉作分别列出，从侧面展示了琉璃烧制技艺传承的复杂性。蒋建国、赵长安两位琉璃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都以“吻作”见长，对其他工种也颇有了解。在谈到技艺传承时，两位师傅不约而同地提到，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有其特殊性，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需要培养多位匠人，形成生产线，才能真正完成手艺的传承。

琉璃烧制技艺是历史悠久、难度高的传统技艺，蒋建国、赵长安等代表性传承人也深感自己身上责任重大。在谈及传承路径时，他们都强调时代因素，认为琉璃烧制技艺在当下有机遇也有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序推进、环境保护的要求、民众对琉璃制品的需求转变等多种因素，都促使传承人不断探索这门古老技艺再度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应时而变思传承

如何使琉璃烧制技艺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这是蒋建国、赵长安等传承人不断思考的问题。琉璃烧制技艺始终与时代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蒋建国、赵长安等传承人都因琉璃厂变为国有企业而获得了向“官师傅”学艺的机会，并在时代的需求中经历了实践的考验。

回顾自己的经历，蒋建国提到，时代需求给了他大量的实践、锻炼机会。1977年，刚入行不久的蒋建国便有机会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参与制作庄严肃穆的素黄色挂檐板。不久之后又参与制作了用于出口的九龙壁，并实地考察、测量了北海九龙壁的样式，进一步体悟了中国古代琉璃制品的精美。2006年，北京故宫太和殿大修时，蒋建国又承担了复原太和殿吻兽等琉璃制品的任务，这项工作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琉璃烧制技艺所承载的文化底蕴。蒋建国回忆，当初修复太和殿建筑时，故宫的要求十分严格，就连吻兽身上的鳞片都一片不能差，需要仔细的研究比例、观察样式，再慢慢制作、修改。骑凤仙人与行什的制作是最复杂的，故宫也多次派人来指导、验收。

修复文物古迹的机会并非年年都有，琉璃烧制技艺却一刻不能断绝。当下琉璃烧制技艺传承最大的困难就是需求少、订单少，新的传承人缺少锻炼的机会，收入也相对有限。为此，以蒋建国、赵长安为代表的传承人进行了多种探索，如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复原太和殿上的吻兽以帮助新匠人了解中国古典建筑文化、前往其他琉璃厂教授烧制技艺以扩大匠人群体规模、制作文创产品以顺应时代需求等。

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样深刻影响着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2013年，琉璃渠的“官窑”琉璃厂因市场需求的下降与环保工作的要求无奈关停，传承七百载的窑火险些熄灭。此时，以单霁翔为代表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作出了诸多努力，为当地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作出了贡献。单霁翔说：“窑火熄灭，有一种历史传承中断的感觉……只有门头沟琉璃渠的瓦匠知道故宫琉璃瓦的品质是什么。”为此，他们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通过技术改造等方式重燃琉璃渠村的窑火。2019年，随着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的推进，金隅集团开启了琉璃文创园改造项目，在保留烧制琉璃功能的同时，致力于将窑场打造为多功能的琉璃文创园。2023年，金隅琉璃文化創意产业园正式营业，园区采取了更为环保的方式烧制琉璃，并用系列琉璃制品对外展示当地的厚重历史，为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琉璃烧制技艺在当下也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自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在国家层面得到了认可与支持，传承人也受到重视。正如赵恒泉师傅所言：“我们赶上了好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不仅肯定了传承者的高超技艺，也增强了他们传承技艺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更为积极地思考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方式。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重要文化标志的琉璃烧制技艺，在七百年的传承过程中，从微观层面诠释了中华文明旺盛的生命力和不断自我发展、开创新局的特性。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正不断探索着这门“绝艺”的传承路径，并尝试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杨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