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儿胡同的左邻右舍

高申，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 ，北京史研究会会员，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中国文联出版社签约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之声”栏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行京津冀”“文化之门”“运河”节目嘉宾。北京日报客户端“光影记忆”“旧京图说”“胡同冷知识”客座嘉宾。

著有《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建筑》（北京出版社）、《带着课本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图书，于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并接受《人民日报》等媒体访谈。

行走于南锣鼓巷的寻常巷陌之中，总能让你发现眼前一亮的名人旧居、衙署、庙宇宫观风景。其中，历史信息最为丰富者，莫过于三个“儿”：雨儿胡同、帽儿胡同和菊儿胡同。在这三条胡同当中，又以帽儿胡同为最。

5至13号——文煜故居和“可园”

研究园林的朋友说，如果将国内的私家园林粗略分类，大体可以分成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和岭南园林三种。十分凑巧，这三类园林中，都有叫作“可园”的园林作品。江南园林中，有苏州可园；岭南园林中，有东莞可园。而北方园林中，则有帽儿胡同的可园。

这座宅院的主人，是满洲正蓝旗的文煜。文煜生活的年代，正值“咸丰危局”之时，无论是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活跃在黄淮一带的捻军，都是清廷最为头疼的。文煜在扬州战太平军，于曹州围剿捻军，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咸丰十一年（1861），文煜成为直隶总督，此乃封疆大吏之首。可惜，此时的直隶省并不消停。任职不足两年的文煜，由于“意存讳饰，捏报战功，于地方军务漫不经心，迁延贴误”的罪名，被革职、发放军台效力。当然，文煜未必有如此罪过。只是清廷在对付农民起义中进退失据，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过了一段时间，文煜复出，先后担任正蓝旗汉军都统、福州将军、刑部尚书、总管内务大臣等职，复拜武英殿大学士。光绪十年（1884）文煜去世，被追贈太子少保，谥号“文达”。

文煜生前风光，他的府宅也不会小。帽儿胡同的文煜府横跨五座大院，即现在的帽儿胡同5、7、9、11、13号，其中5号是两座相对较短的院落，7、9号为 “可园”，11号和13号为彼此相连的两座单独院落。整个宅院以可园为中心，各有中轴线，可谓是清末私人造院的代表之作。可园的始建年代，大约是在咸丰十年（1860）。之所以称作“可园”，或许要体现文煜淡泊功名、寄情山水、大隐于市的情怀。

文煜死后未久，这座宅园也被其后人卖出，几易其主。进入民国时期，宅院的新主人是冯国璋。

据《冯氏家谱》所载，冯国璋乃明代开国勋臣冯胜之后。青年时期的冯国璋，求学于保定莲池书院，后进北洋武备学堂学习。甲午战争中得聂士成重用，成为冯国璋发轫之始。此后，出使过日本并精研其军事的冯国璋，又受到袁世凯的重视，被其赞为“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冯国璋主持修订袁世凯新军的兵法操典，从而与段祺瑞、王士珍合称“北洋三杰”。

辛亥革命爆发后，冯国璋受命率北洋军攻占汉口。民国期间，冯国璋先任总统军事处处长兼统禁卫军，后与张勋的“辫子军”共同攻克南京，扑灭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死后，国会选举冯为副总统，仍兼任江苏督军。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抵京就职。在担任代理总统期间，冯国璋从文煜后人手里买下帽儿胡同的宅院，使这里成为总统府邸。待冯国璋因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下野后，仍旧居住于此，直至1919年冬天去世。冯国璋的第三子冯家遇，是天津著名实业家。冯家遇之孙，乃著名相声艺术家冯巩。

冯国璋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宅子的一部分出租给了民国政客、著名收藏家朱文钧。其中，朱文钧之子、亦是文物学家、故宫研究专家的朱家溍先生，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这是朱家在南锣鼓巷地区的第一处寓所。

日本占领北平时，冯家将这所房屋卖给伪军司令张兰峰。新中国成立后，9至11号院曾做过朝鲜驻华大使馆。彼时的朝鲜使馆，还使用过史家胡同55号院及对面的京华邨胡同部分房舍，至50年代中期以后全部搬入日坛公园北侧新馆。

27号——“秘密电台”

在南锣鼓巷的区域内，也曾发生过“潜伏”的故事，亦曾有过余则成这样的人物。这便是设在帽儿胡同2号的“秘密电台”，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所领导的。这样的“秘密电台”还不止一部。其中，负责帽儿胡同2号“秘密电台”的，是地下党员赵振民。他于1946年7月被派往北平，担任“秘密电台”的报务员。

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当局对通讯器材的管制很严。赵振民的公开身份，是西四北大街“龙云电料行”的店伙计。每到深夜，他便与另一名地下党员李雪组装发报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领导的北平守军在东单操场（而今东单体育场和东单公园）修建了临时机场。解放军就从城外用炮火轰击，起初命中率低。待“秘密电台”将着弹点汇报给平津前线指挥部之后，炮兵修正了弹道，终于用炮火封锁了飞机场。时隔未久，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35与37号——婉容故居

有位文史界的前辈告诉我，只有某位名人出生的宅院，才应被视作“故居”。而他（或她）生活过的院落，应说成“旧居”。

光绪三十二年（1906），而今帽儿胡同35号、37号的宅院中，降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根据《洛神赋》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诗句，为此女起名婉容，字慕鸿。

帽儿胡同的这处宅院，至少住过郭布罗家族的四代人。此宅最初是由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所建。

在历史长河中，“长顺”的名字很少被人记起。但这座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担任过咸丰帝蓝翎侍卫， 20多岁便因征战之功而受封号“恩特赫恩巴图鲁”，同治朝又擢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达斡尔族将领，还是值得后人缅怀的。

尤为重要一点，是光绪二年（1876），长顺随左宗棠平定西北之际，赶上沙俄妄图吞掉南疆边界一些地区。为了找到证据，配合谈判桌上的较量，长顺担当了堪界大臣一职，率领手下深入南疆荒山野岭，不仅实地勘察边界，而且找到了乾隆帝御笔题写的界碑。一大片落入沙俄侵略者手里的领土，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光绪十四年（1888）长顺出任吉林将军。在他治下，吉林百姓安居乐业。由长顺主持编撰的《吉林通志》，亦是该省第一部官修通志。光绪三十年（1904）长顺去世，清廷特赠其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并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长顺居住在帽儿胡同的时候，宅邸并不豪华显赫，只是一座坐北朝南、东西两路的普通住宅。然就在长顺去世两年之后，他的曾孙女婉容便出生了。婉容的父亲，叫作郭布罗·荣源。

荣源于晚清时候，职位不算太高。进入民国，作为“遗老遗少”的他，闲居于天津与北京两地多年。至待民国十一年（1922）婉容成为皇后，跟着沾光的荣源也授封“三等承恩公”，还当过两年紫禁城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此时的老宅被升格为“承恩公府”，亦开始进行大规模改建。

要将一所普通的官僚住宅，打扮成“皇后府邸”，还须将府门及前院扩大，以方便迎奉皇后凤辇的进出。为了给“皇后娘家”修房子，内务府着实花了很多钱。总办大婚典礼的载涛，议定大婚所需经费为100万两。而溥仪的小朝廷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只得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将41箱金银器皿，两大木桶瓷器、玉器，用11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这些清宫珍藏，皆失散出去。

拿着借款来改造的“皇后府邸”，由东、西两路组成，其中西路为居住区，由四进院落组成；东路为一小型私家园林，有三进院落。婉容娘家人居住的时间不算太长，宅院便被租卖出去。新的住客，是朱文钧一家。这是朱家在南锣鼓巷地区的第二处寓所。不久之后，朱家又搬到了炒豆胡同，也就是昔日僧格林沁王府的中院，并一直居住下来。

45号——从锦衣卫到国话

而今的帽儿胡同45号，或许是整条胡同中最有话料的地方。

明朝的时候，这里是“灵明显佑宫”的所在地，它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分别在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清雍正九年（1731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显佑宫规模庞大，主要供奉真武大帝，被誉为“京城小武当”。

乾隆十五年（1750）后，显佑宫部分建筑曾作为礼部接待藩属贡使的“会同馆”使用。“会同馆”负责的是俄罗斯、朝鲜、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缅甸等地的藩贡事务。

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负责步军统领衙门事务的傅恒奏请乾隆帝，要求把宣武门内的步军统领衙门迁至帽儿胡同“会同馆”调换，会同馆则迁到了东江米巷（即“南馆”）。

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營统领”，简称“步军营”，有时也俗称“九门提督”，相当于京师地区的卫戍、警备部队和治安保卫机关。

及至清朝灭亡后，步军统领衙门居然还保留下来，且与警察厅各自担负着北京城内外管理地面治安的责任。民国十三年（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步军统领衙门才被裁撤。

清朝第一任九门提督叫麻勒吉，他中了状元之后，世人称其“麻状元”或“马状元”。 麻勒吉是顺治皇帝遗诏的起草人之一，他曾在护国寺街南侧的麻状元胡同（而今群力胡同）居住。其府邸，数百年后成为彭德怀寓所、空军蓝天宇峰幼儿园、人民剧院的所在地。

清朝最后一任九门提督为江朝宗，因排行第四，世称“四先生”。他于北洋时期担任国务院代总理，日伪时期还担任伪北平市市长，成为地地道道的汉奸。而此时的九门提督府旧址，被日本人当作宪兵队所在地。抗战胜利后，这里成立了北平保安警察总队。1948年前后，这里又是北平宪兵司令部的所在地。北平解放后，成为北京警察总队的驻地。

此后，这里又被中央实验话剧院所使用。这所话剧院的名角颇多。其中有一位担任过导演、副院长的表演艺术家，曾于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饰演“傅明老人”。他的名字，叫文兴宇。

多年过去，中央实验话剧院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组成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它的院址，也迁到了广安门外达官营。跟着一块儿迁过去的，还有锦衣卫的守门石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