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德国电影卡斯帕尔 · 豪泽尔之谜

张冲博士，武昌理工学院科研教师，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研究员，ISFVF国际学生短片电影节审片、评委，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责任编辑等。

主讲课程有《电影文化研究》《新时期中国喜剧电影研究》《影视剧作理论与创作》《欧洲电影史（当代北欧与东欧电影）》《中国电影史》《中外喜剧电影比较》《电影批评方法论》《英美电视剧研究》《大师研究》等。

出版专著《电影文化研究》《1977年以来中国喜剧电影研究》，译著《行为表演艺术：从未来主义至当下》等。研究之余，也从事文学创作。

北京电影学院曾举办过德国导演维尔纳·赫尔佐格（1942-）的电影展映活动，并邀请导演前来讲座。展映期间放映了他1974年的《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等多部电影，看《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同看他的代表作《陆上行舟》（1982）一样令人震撼，后者的震撼是来自对其恢宏的形式及力量的震撼，而前者则是来自思想方面的震撼，并且其可以作为理解当代德国文化、哲学与艺术的一把钥匙。

电影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了影片主人公卡斯帕尔从小就被关在一间类似地窖的空间里从未出过门，既不会行走，也没有人同他交谈，他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除了吃喝就是睡觉，唯一的娱乐就是前后推动木制小马驹玩具。直到有一天前来的知识分子教他说话、写字，让他出现在社会人群中，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卡斯帕尔用两年半的时间学会了读写与基本社会知识。文明社会以语言、理性、法律与礼仪等因素构建社会秩序，而卡斯帕尔则以素朴的动物直觉与身体方式来建构其逻辑与判断，他类似于尼采笔下的英雄或超人，代表着酒神精神或古希腊精神。

对文明的反思与社会问题的批判

假如在“善”中也包含着衰落的征兆，包含着某种危险、诱惑和毒药，还包含着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换取现在满?的?醉剂的话，情况会怎样呢？也许会变得更舒适、更安全，但也更卑微、更低级……假如?类永远?法企及那原本可以达到的强?与卓越的顶点的话，那么，是否恰恰就是因为道德的罪过呢？那么，是否恰恰说明道德才是危险中的危险呢？导演赫尔佐格同尼采一样，认同任何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他也喜欢“能喝、能打、非常热心、富有想象力”的人，这些人具有尼采所说的“贵族精神”，敢于直面痛苦，藐视死亡，充满简朴的力量，以“好/坏”而非“善/恶”建构标准，所以赫尔佐格电影中的人物境遇不能用类型电影的框架去框定，他喜欢用疯狂的想法打破常规视角，解放人的思考角度。因为他认为，正常是被压抑着的反常，而反常是丰盛的表象——在最为人称道的例子里，它指示了一种真实的贫乏（甚至从这个角度看，更加准确的说法似乎是疯狂，是一种依赖于贫困，依赖于匮乏的丰富性）。

在电影《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中，在卡斯帕尔被不断地规训过程中，他显得柔和、善良，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与认知。当教士们多次强调让他重复祷告词的时候，他缄口不语，以沉默对抗；当人们把日常的行为规则强加给他的时候，他以动物本能的动作与之抗衡。他的破坏欲是深层次的，他要打破的不是一两件物品或者吐出他不喜欢的食物，而是要对抗这个世界的行政权威、神权与日常规范，进而颠覆其“善/恶”之标准。他的这些行为让世俗世界中所谓的“善”人无法忍受，最后“善”人们将卡斯帕尔这个破坏者、叛逆者诛杀之。赫尔佐格及尼采对于“善/恶”标准及“礼”的问题，老子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做过论断：“大道废，有仁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

赫尔佐格认为，他一直都和“强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影《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中卡斯帕尔说：“我想在血淋淋的战争中，像骑士一样飞行。”这句台词代表了他的超人意志、贵族精神或者不切实际、未被物化的堂吉诃德式骑士精神，却也是人类的希望与未来。卡斯帕尔作为“疯子”、智者与真正的强者在电影的结尾处，他讲述了一个“只有开头”的故事，表达对人类以未来作为代价的担忧：“有一个是关于旅行队和沙漠的故事，但我只知道开头，我看到一个行路者穿过沙漠，横穿沙漠，这群行路者由一位年老的柏柏尔盲人带着。这时他们停了下来，因为有人相信他们迷路了，因为他们看到前面好多群山，他们看指南针，但发现没有用。接着他们的盲人领队抓起一把沙子品尝着，好像那是食物。我的孩子，那个盲人说，你们错了，你们看到的不是山，只是你们的幻觉，我们必须继续向北走。旅行队听从了老人的建议，终于到达了北方的城市，这就是故事的开头，他们到达城市后故事怎么继续，我不知道了。”

这个故事是赫尔佐格对人类发展与文明的一种隐晦比喻，象征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至于到达所谓人类的文明之地“城市”之后的人类前途和命运会怎样，尚不能知。但是盲人领路者是一种暗示，既是摒弃了所有其他知识的一种直觉认知方式，亦是在信与不信之间存在的隐隐担忧，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是赫尔佐格式的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与启示。

“人类考古学”及“系统操控论”

赫尔佐格相信人在直觉上、完全身体上的认知，所以在电影《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中，他将这种认知与语言、逻辑及理性上的认知进行比较与判断。

电影《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中卡斯帕尔最初的生活之地——地窖类似于地下室人生活过的地方，而其生存境遇也类似于2023年中国郗望导演、李腾飞主演的独角戏《一只猿的报告》中的猿红彼得。《一只猿的报告》的故事是基于卡夫卡1917年的短篇小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1917）而来的，这部剧通过对猿/人的类属考察，反思了“人类目前的文明是不是以未来的发展为代价”这一问题。被人类捕获的猿类红彼得在醉酒的迷狂之后产生了奇迹，“他”以“你好”“太初有道”的语言方式，从“动物世界”进入到人类的“世俗世界”与理念的“象征界”。红彼得穷尽所有时间学会了人类世界驯顺的“规矩”“规训”与“知识即美德”的逻辑，但偶尔也会在某个孤独与思考之际，对自身的最高存在、自由与自然必然性进行沉思。非洲大自然的森林里它矫健地上下跳跃，是具有速度、力量、创造意志与毁灭意志的猿。现在半躺半坐在沙发上的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即使他有“吐口水”与“不吐口水”的自由，这让他觉得惬意与自由，但他知道在杂耍剧院这个大笼子里，是这个杂耍系统让他觉得他是自由的。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也许他将成为尼采重歸荒野的金发野兽。赫尔佐格认为，卡斯帕尔是这个无名小镇上最完好无损的人，他完全具备了最基本、最纯洁的人性尊严。他有一种你有时会在文盲身上发现的那种智慧。

在电影中，当卡斯帕尔被问及他所生活过的地窖情形如何时，卡斯帕尔清楚地回答说“比外面要好”“外面”是指被世俗化、系统化与物化了的充满了奴役色彩的规训世界。在地窖里，卡斯帕尔可以安静地、无限重复地推动他的小马驹玩具作为娱乐或者作为存在的意义，那个时候，他是处于自为的存在境界。而当他回答道墨说他的新传记并不想给其他人看时，他逐渐摆脱系统的操控与奴役，走向自在的自由境界。如他后续的很多动作，如与逻辑学教授的不同问题、对教堂圣歌的批判以及基督教化的自我否定——“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个可怕的堕落”，以及他“远离万事万物”独自存在的状态，这些动作、选择与描述亦是佐证了卡斯帕尔独立思考、判断的动力、勇气与力量。

对真相、神学与存在的探讨

电影中有一个段落是关于真相的讨论，而卡斯帕尔以简单的方式回答与解决了逻辑学教授的抽象难题：“我会问这人他是不是一只树蛙，从真理村来的人会说：不，我不是一只树蛙，因为他说的是真话。从谎言村来的人会说：是的，我是一只树蛙，因为他会说谎，所以我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但逻辑学教授不能接受卡斯帕尔的问题，因为在理性中“明白是次要的，推理才是事物，在逻辑学和数学中，我们不理解事物，我们思考和推论”，逻辑学教授从更高的理性与文明角度否定了卡斯帕尔的问题与方法。电影中的另外一段叙述，亦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当道墨告诉卡斯帕尔他曾居住在塔里的某个房间时，卡斯帕尔则认为他的房间不可能在这个塔里，因为他的“房子只有几步大，在房子里无论从哪儿看，从右边左边，或者从前面和后面都只有房子。但是当他站在塔上看时，他一转身，“塔就不见了”，所以他认为从空间上来说，他的房间要比巨人修建的塔大。这是关于空间真相的一种讨论，从视错觉或者感觉空间的角度，对理性建构的秩序进行一种重构、重组或者是再认知。

从赫尔佐格对“真相”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他与尼采相似的地方——尼采对理性主义做了概括：哲学家们对表面、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都抱有成见。他们相信绝对的认识；以认识为目的的知识；美德和幸福联姻；人的行为是可以认识的。电影中卡斯帕尔之所以被指责、被刺杀恰恰是因为他的野蛮”与“高贵”，他不肯违拗于动物般纯粹的直觉与本能。卡斯帕尔跟教会的神职人员相遇不止三次，最后他逃离教堂，因为教堂的圣歌“听起来就像鬼叫，圣歌結束了，牧师又开始号叫”。他作为动物性的、本能的人，无法忍受教堂中这些过多矫饰的情感、文字与强制性声音。但在他弥留之际，这些牧师又出现，卡斯帕尔还是没有逃过被宗教临终祷告的命运。

赫尔佐格的多部电影风格在某些程度上与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安塞姆·基弗尔（1945-）沉郁的绘画风格相似：恢宏、未经精致加工、粗犷，带有强烈的历史感、沉重感，充满反思性、否定性与破坏性等，他们是当代德国最有表现力的艺术家，其对历史、宗教与思想的关注，紧随他们的哲学家尼采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