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声不绝响京华

卖“硬面饽饽”，图片选自袁一丹《沦陷北平：日常生活与道德焦虑》

市声，老北京人俗称叫卖、吆喝，特指旧时社会底层的行商坐贩，为招揽生意、推销商品和出卖手艺，在市场、街巷自发的、具有韵律感和节奏感的口头创唱。作为北京的背景音，市声外昭商品，内蕴风情，随节气、物候四时轮转，久而久之，形成了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的老北京叫卖。

晚清至民国初年是老北京叫卖的黄金时代，正如谚语“九腔十八调，棕绳撬扁担”所言，彼时的五行八作都有各自的卖调和与之匹配的响器。各行各业的商贩不仅词令各异，使用的“响器”也各不相同——有木梆子、小铜锣、拨浪鼓、冰盏等。商贩一张口，或者响器一出声，听者就能知道他们所做的买卖。有些行当的市声比较简单，连喊带唱，只在尾音处稍加处理，短小精悍且中心明确；也有部分行业的市声讲究一些，不仅曲调婉转悠扬，唱词也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

不同行当的市声形式不一，具有很强的辨识度。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燕京的故事》中称北京为“音乐之都”，并在其行记中写道：“睡懒觉的早晨，枕上便听见卖水的推车的轧轹声，比邻居浪荡公子的小提琴声还悦耳；剃头挑子与磨刀担子互相唱和，比对面时髦女郎的钢琴声还动听；裁缝摇着拨浪鼓，哗朗哗朗恍如《雨打芭蕉》之曲；卖炭的堂鼓，扑通扑通赛过击鼓骂曹；算命的横笛是认错当成按摩；收旧货的小鼓就像唱滑稽小调的。”彼时的北京城内，五行八作各具特色的市声不绝于耳，呈现出一道异彩纷呈的街市风景。

市声四时轮转，以岁时为界，听者可以从中体认出此时的节令和物候。正如叶枫在《北京的市声》（1939）一文所写：“我们可以不用翻日历就能知道现在是春、是夏、是秋、是冬，因为在小贩的吆喝声里会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季节的。”在《一岁货声》《北京话旧》等著述中，也可以发现市声里的节季流转。

春季，万物复苏。每逢农历二月中旬，商贩都会贩卖自家豢养的鸡雏、鸭雏，一声透亮的“賣小油鸡儿来！小鸭子！”打破了冬日残存的凛冽，仿佛告知所有人——生机勃勃的春天就要来了。夏至，草木生长。农历五月时节，商贩会卖新熟的玉米，并唱道：“五月鲜来！活秧儿嫩来啵！老玉米！三大钱两大钱来！”“五月鲜”透露出此时所处的节令。秋日，满地黄花。在东西庙花市，“花来，教九花来！”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所谓“九花”就是“菊花”，意为九月才会开放的花。凛冬，步入腊月。北京素有“二十三祭灶”的旧俗，在这一天，各家各户都会用关东糖、糖瓜祭拜灶王，以求来年生活甜蜜。年前的街巷里，那声“赛白玉的关东糖！”一语道破年关将至的“玄机”。

在体现时节变化之外，市声还有“辨乡味”“纪风土”之效力，于隐微处反映出北京的乡味勤苦。乡土之味，融于风物；而勤苦则源于货郎吟咏时投入的情蕴——既有对个人遭际的心声吐露，也有对社会时事的百感交集。

六月炎热，酷暑难耐，市坊中冰镇的冷饮、小吃层出不穷。市声流动于耳，此起彼伏，映射出北京的物候、风土、民生。

“你要喝，我就盛，解暑代凉的冰镇凌！”“冰镇的凌啊，雪花的酪，城里关外拉主道！”据翁偶虹考证，民国四、五年时，北京开始出现土法冰镇凌。制者以铁筒旋于木筒中，围以冰块，筒中注入白糖玫瑰水，筒外系两绳，拉扯使其旋转。不一会儿，铁筒中的水便结成冰凌，人们称其为冰镇凌或冰搅凌，亦名雪花酪，这体现出百十年前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

“哩来喂咳！冰核儿来咳！”相传昔年无人造冰，总有商人在冬日从什刹海及运河中取出天然冰窖藏，待到来年六月出售时，家境贫寒的小儿，总会群集于冰窖之外，捡拾贩冰者遗落的冰块，并以筐为单位，走街串巷地叫卖。有心人闻此童声叫卖，总会心生恻隐，这也是对当时社会民敝时艰的反映。

“块儿大，瓤就多，错认的蜜蜂去搭窝，亚赛过通州的小凉船来哎！”这句市声反映出市井商贩擅长揣度顾客心理，在广告宣传中将所售的西瓜与花蜜和运河小凉船作比，渲染出西瓜的甘甜和凉爽，不由得令人动心。值得关注的是，此句还提及北京暑夏时节的一种市民消遣方式——“运河小凉船”，同“运河冰”一样，都是大运河对北京城的馈赠。“一条大运河，漂来北京城”，漕运作用之外，大运河也丰富了市民生活，可视作北京风土与大运河的关系。

北平沦陷前夕，城内人心惶惶，此时的市声投射出京城民众心中的不安与忧愁。每当更深夜静，卖硬面饽饽的便挑担握筐，手提油灯，深入小巷，唱出惊梦之声： “硬面唵，饽啊饽饽。”有诗云： “饽饽沿街运巧腔，余音嘹亮透灯窗。居然硬面传清教，惊破鸳鸯梦一双。”吕方邑在《北平的货声》（1936）一文中形容这种声音“又尖又促，卒然一声，能使毛发俱立”；邓云乡在《街头夏景·唱西瓜》（2004）中记录的唱法是：把 “面”字拖长，在韵尾部分加上 “儿”的余音，后面“饽饽”二字再转急促。如袁一丹所言，货声的尖圆缓急，不仅取决于唱者运腔之巧拙，更与听者的心境有关。

2023年京韵胡同文化节的叫卖表演，图片选自《北京日报》2023年5月5日

在沦陷的特殊境遇下，里巷间的叫卖亦可表现出读书人难以明言的心曲。夏仁虎《旧京秋词》注云： “夜闻卖硬面饽饽声，最凄婉。”周作人在《一岁货声》中记载卖硬面饽饽的唱腔时写道：“在寒夜深更，常闻此悲凉之声，令人怃然，有百感交集之慨。”卢沟桥事变后，每晚八点全城戒严，因此硬面饽饽这种“夜贩式”的买卖不得不消歇。从事该业者，一年到头夜卖、晓归、早睡、午后烙制，太平年月尚能养家糊口，一旦发生战乱，或地面上不太安宁，实行宵禁，其生意自然要受影响，时间一长，连温饱也成问题。此时的市声，又折射出北平城内多少人的勤苦。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发生变化，老北京叫卖被标定为旧社会北京劳动人民的生活画卷，开始从商业行为转化为展现历史风貌的文化展演，聚焦于社会阶级色彩和历史鉴定意义。同样地，原来的叫卖艺人也被赋予新身份——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自成为民间文艺的一种表现形式后，市声脱离市井、街巷等“杂吧地儿”，正式走进作家文学，登上电影银幕，成为央视春晚的曲艺节目。

在以周作人小品文为代表的风物志书写后，将市声作为写作对象的文学作品当推“老生代散文”。这类文体指的是上世纪末中国文坛集中出现的一批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作家、资深学者，依托于京派文学的艺术论和独特人生体验、生活智慧、艺术品格所创作的散文作品。在老生代散文中，梁实秋《雅舍谈吃》（1986）抓住了市声对生活的调味，写道：“在白昼给浩浩欲沸的市声平添不少情趣，在夜晚又给寂静的夜带来一些凄凉。”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1993）一文中，则把握住市声的音乐性，称其为“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市声的艺术气息在这些散文作品中被烘托出来。

文学作品之外，曲艺节目则在舞台上还原市声的演述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组在民间采风，为配合话剧《龙须沟》的表演，特地收录不少市声，又为其搭配响器，在作品成型后，又相继编定了《茶馆》《骆驼祥子》幕间的吆喝声。1962年，由三场剧作的叫卖曲调组成的《老北京叫卖组曲》登上北京电视台“笑的晚会”，这是叫卖第一次以独立的艺术形式亮相。其后，《老北京叫卖组曲》于1983年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舞台。文学文本与曲艺表演用艺术的形式为市声延续生命，并赋予其主体性地位，具有崇高价值的生活之美和人性之美。

大众艺术如愿唤起人们对市声的重视。从80年代起，文化部门开始着手挖掘散落民间的口头艺人，并在21世纪初，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来保护市声。在此过程中，臧鸿、张桂兰、马松林、武荣璋、芦志东等民间叫卖艺人逐渐涌现，再次唱起曾经的“九腔十八调”。2003年，汇集近百种市声的唱片《老北京吆喝》发行；2007年，“老北京叫卖”被列入第二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唱片的制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离不开民间艺术家。身处旧时代的他们，把市声的手艺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并在风吹雨打风雨飘摇中将其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归功于他们在寒来暑往的生活中练就的韧性。作为传承者和见证者，他们将个人体悟和技艺传承融化在用生活经验绘就的艺术人生中，把对这座城市的情感与期待融入在每一音节里，并于今日之北京高声吟咏、娓娓道来。叫卖的新生性价值随之而来。

市声在一年四时，不分昼夜地道出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知识，在显隐中囊括了北京的节气物候、风土人情；经年累月后，与城市中的在地者、侨寓者形成默契，并渗透在城市文脉与个体生命的肌理中，成为其生活世界里剪不断理还乱的日常秩序。不论对货郎还是行人，市声都是他们努力生存，认真生活的记录。

叫卖是需要注入情感的事业，情随事迁，神与物游；市声则是包孕京城五方杂处里万千生命喜怒哀乐的生活之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货郎言语之间的市声饱含辛酸，能够唤起听者对北京城的感情；骨化风成，这也是城市底层民众在面对重重难关时，咬紧牙关奏出的生活之籁，表达出他们对这方土地的厚爱。

近些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城市生活的现代性景观逐渐形成。历经光景变迁的市声脱身于商业的束缚，成为记忆与情感的声景，得以活在人们心里的“五方杂处”。更值得庆幸的是，文本的保存与演述的传承，让市声的生命得以延续，并流动于文学和艺术领域，在字里行间和舞台上下打造出一道道新鲜的声景，让这段古老的记忆焕发出崭新的艺术光芒。

百余年来，市声始终附着于城市肌理，承载着经年累月的城市记忆，诠释着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它根系在新旧北京人的记忆中，化作一代代在地者对这座城市的恋地情结，回荡京华大地。

王子尧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 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