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总布胡同的流光岁月

我对北京有情，因我生于斯长于斯。我对历史与考古有意，因我用脚步丈量着这座城市。但是要把“城市”与“考古”相融，却从未敢想。如今，不妨带着考古的视角，寻胡同、找名人、观沧桑、感人情。

高申，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 ，北京史研究会会员，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中国文联出版社签约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之声”栏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行京津冀”“文化之门”“运河”节目嘉宾。北京日报客户端“光影记忆”“旧京图说”“胡同冷知识”客座嘉宾。

著有《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建筑》（北京出版社）、《带着课本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图书，于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并接受《人民日报》等媒体访谈。

总布胡同在元代即已形成。明朝称为总铺胡同，因总铺衙署设于此而得名。清乾隆时称总布胡同。清末宣统时期，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分为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这两条胡同，与北总布胡同（城隍庙街更名），构成京城有名的“三总布”。

“三李”聚居神奇小院

西总布胡同9号，或许跟姓李的人家有缘。在上个世纪的40至60年代，先后有三位姓李的军政要员居住于此。这三位分别是李文、李济深和李宗仁。

李文曾经是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和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傅作义打算北平起义。因不赞同起义，李文与傅作义决裂，且离开北平。

解放以后，李济深一家入住9号院。这一住便是将近十年，至1959年李济深去世。到了1965年，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回国后，被安排居住的地方，便是9号院。

待郭德洁去世后，李宗仁又迎娶了胡友松。据说，胡友松是著名电影演员蝴蝶的女儿。她在西总布胡同陪伴了李宗仁两年多的时间，直至1969年1月李宗仁逝世。而今，9号院是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的所在地。

把一生献给医学事业的泰斗

西总布胡同13号是北医大第一任院长胡传揆的家，胡传揆在协和医院皮肤科做住院医生，开始了头癣和梅毒的研究。抗战胜利后，胡传揆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1946年兼任该院院长，1948年又兼任医学院院长。

1976年10月一次意外跌倒促使胡传揆立下遗嘱：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1986年3月17日，胡传揆溘然长逝。他的遗体制成的骨架，而今仍屹立在北京医科大学解剖学教室内。

从警察总监到最早“电车公司”

西总布胡同19号，曾是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宅第。如果您看过《觉醒年代》，一定会对那个对学生运动“软硬兼施”的胡子“警监”印象深刻。在京师警察厅这八年，吴炳湘确实权力很大。1920年，吴炳湘政坛失意，被迫“下海经商”。此时，吴炳湘将整个房子出租给官商合办的电车公司筹备处。

从此，这里便是北京电车公司最早的筹备处。待解放多年之后，电车公司才搬到阜成门。

或许李鸿章就在这里离世

你知道李鸿章的祠堂在哪儿吗？当然，作为祠堂以前，那里曾是李鸿章的寓所。其位置，便是西总布胡同 27号。

按照流传已久的说法，78岁的李鸿章是在贤良寺中离世的。但著名文史学者姜鸣，却在张佩纶家藏信札中，发现了值得商榷的一段内容：李鸿章“殁于总部第中，盖七月病后銷假，亦眠食需人，不能回贤良寺矣。”张佩纶乃何人？他曾是晚清官员，也是李鸿章十分器重的上门女婿。若论真实性，张佩纶的话，比起旁人更多了一分。信札中所提到的“总部第”，即西总布胡同的宅第。

起初，李鸿章以议和全权大臣的身份重返北京，他确实是住在贤良寺。但住了一段时间后，李鸿章开始在贤良寺与西总布胡同寓所之间奔波。

到了李鸿章离世的1901年，张佩纶日记中反复出现 “总布宅”的字样。 张佩纶甚至记录了这样一条信息：端午节那天，李鸿章拉肚子，住在总布胡同宅中。张佩纶和众幕友聚餐后，写信劝阻李鸿章不要前来贤良寺。

按照传统习惯，应当在家中寿终正寝，所以病重之后，他就转回到总布胡同居住了。此推断，李鸿章在自己寓所中离世的可能性很大。

及至1902年，李鸿章寓所改建为祠堂。这座祠堂占地面积八千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大门、仪门、前殿、享堂。另有东西配殿、碑亭等建筑。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

据说，慈禧太后本来想让李鸿章配享太庙，却被军机大臣鹿传霖阻止了。不得享太庙，立祠堂总该可以吧。于是，在上海、天津、保定、南京等地纷纷建成李鸿章祠堂。其中，北京的祠堂是清代唯一一座为汉人官吏所设的专祠。

1949 年以后，李鸿章祠堂被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 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目前挂牌国家大剧院创作中心。1991 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北墙另开大门，门牌为外交部街甲 28 号。整个李鸿章祠堂，目前仅剩余一段红色的院墙。此外，祠堂内的百花亭，于1976年被迁建于天坛公园。

一对特殊身份的洋夫妇

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小洋楼，而今已然见不到了。所能留下来的，只有对往事的不尽追忆。

1932 年，美国人约翰·金·费尔班克和未婚妻威尔玛来到北平，他们从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翟孟生手里租得39号院子。不久之后，约翰·金·费尔班克与威尔玛便在这个院子里结婚了。

在西总布胡同的这段时光，这对夫妇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胡适、金岳霖、钱端升、陈岱孙、丁文江、蒋梦麟、傅斯年、翁文灏、费孝通夫妇等一大批中青年的学术精英和社会名流。梁思成还为这对夫妇分别起了中文名字：费正清和费慰梅。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费正清再次来到了北京。依他的想法，此次重返北京就如同参加同窗聚会。然而让他伤心的是，两进的院子早已破败不堪，昔日的挚友梁思成与林徽因亦成为故人。

老号药铺宝善堂

就在费正清夫妇旧居斜对面的位置，在胡同路南的墙壁上，两行斑驳的文字吸引着路人的目光：万灵筋骨膏，张氏追风丸。不消说，此地应该是家中药铺。它的名字，叫作“宝善堂”。

起初，宝善堂的主人老张是生产膏药和药酒的。据说，宝善堂所出产的药，质量好、口碑佳，甚至远销俄罗斯。

单靠口耳相传，似乎还缺了点儿什么。于是，宝善堂想到了利用话匣子（收音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位经常在话匣子里说评书的演员。每回说罢当天的书目，准要接上一句 “万灵筋骨膏，张氏追风丸”。这两服中药的名称自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您看，这不就是最早的新式广告语么。

从民国中央信托局

到美院宿舍

51号院，曾经是民国时期中央信托局的旧址，后来成为三井洋行所在地。三井洋行是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所开设的。三井洋行对北京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建立双桥电台。这座电台始建于1918年2月，是根据民国海军部与日本三井洋行签订的《无线电台借款契约》而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成为宣传新生人民政府的重要喉舌。而今，以“四九一电台”的名称，被列入国保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51号院又成为中央美院的宿舍，著名画家侯一民就曾住在这里。您还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图案吗？1元券上开拖拉机的女农民，2元券上开机床的工人，5元券上手持钢钎的炼钢工，10元券上工农兵代表，都是侯一民创作的；而第四套人民币的图案中，从1角券上的高山族、满族人头像，到100元券上的四个领袖像，也都是由侯一民与夫人邓澍创作的。

留在赵珩记忆中的牙医

在民国时期曾是著名私人牙醫张辅臣的诊所。文史大家赵珩先生曾为张辅臣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这样写道：在西总布胡同西口路北，也是朱漆大门，但永远是紧闭着，门上有铃，进入诊所要先按门铃，等人开门。里面是一个标准的两进四合院，外院的倒座四间南房就是张辅臣的诊室与候诊客厅，倒座的西端有一间西房，与南房相通，是张辅臣做义齿的技工室。外院与里院之间有一垂花门，从候诊客厅的玻璃窗中可以望见里院的正房和东西厢房，一庭花木，三面游廊，显得十分幽静。大概是张辅臣不愿外人进入院中，所以在大门洞里南房东山墙另开了个门，直通几间倒座儿南房。这样一来，不用进外院就能立刻进入诊所，与整个生活区域隔开。

西总布胡同的房子是他在40年代开业时买下的，自此开业行医，前后近二十年。大门西侧有一块牌子，仅书“牙医张辅臣”五字。大凡慕名来此诊所的人，也绝非因门口这块牌子的作用。

1949年后，这个诊所被外交部指定为外交使节牙科专门诊所。

油画《开国大典》的诞生地

74号是一栋小洋楼。也就是在这栋小洋楼里，临近不惑之年的画家董希文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全部创作。

据说，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术学院完成油画《开国大典》，美院随即把任务交给了董希文。接到任务时，董希文还住在大雅宝胡同。因为地方太局促了，没法铺开画，所以他只在大雅宝胡同完成了草稿，而后便来到西总布胡同亲戚家继续创作。由于画作的尺寸过大，画地毯的时候就只能趴在地上完成。就这样，董希文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便完成了这幅巨作。

说来也巧，就在西总布胡同西头路北小区的一号楼墙上，竟然留存着周恩来总理题写的“人美”字样。这“人美”，便是成立于1951年9月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由此看来，西总布胡同还是新中国美术出版事业的发源地。

“克林德碑”的老家

您知道中山公园南门内的“保卫和平”坊，究竟是从哪里搬来的吗？是某些朋友认为是东单路口附近吗？这件事，还得从“庚子国变”说起。

1900 年6月，在西总布胡同西口，发生了恩海击毙德国公使克林德事件。在1901 年签署的《辛丑条约》第一条内容，便是要求向德国政府道歉、为克林德立碑。

1903年1月8日，克林德碑于西总布胡同西口的事发地竣工，醇亲王载沣参加了落成典礼，并代表光绪帝以示哀悼。至 1918年一战结束，德国沦为战败国，克林德碑才被拆除。其部件被移至中央公园（后来的中山公园）内，重装且更名为“公理战胜”坊。1952年又改成“保卫和平”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