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中药铺的独门小药“避瘟散”

一

老北京的中藥铺，通常都有自己的独门小药。这种小药不值钱，也治不了大病，但平常有个头疼脑热，皮肤痛痒，吃了或抹上这类小药，立时能减缓一些痛痒，“避瘟散”就属于这类小药。

说起“避瘟散”，上岁数的北京人一准忘不了这个小药。它属于闻药。谁有个头疼脑热，花两枚铜子，买盒避瘟散闻闻，顿时会觉得神清气爽，“瘟”病跑了一半儿。所以，那会儿的人家里一般都备这种小药。

闻“避瘟散”特别有意思，不是把药对着鼻子直接闻，讲究的主儿，闻“避瘟散”像闻鼻烟那样，打开盒盖儿，张开拇指和食指，做出一个八字形，把盒里的药倒在“虎口”上一小撮，然后在鼻子下边抹个“花蝴蝶”，闭口深吸一口气。哎，就闻这么一鼻子，您会觉得一股凉爽之气沁人肺腑，身上顿时觉得痛快、舒坦。这就是“避瘟散”的“神功”。

老北京装“避瘟散”的盒也有意思，盒有一元硬币大小，形状是锡制的八角形扁盒，小巧玲珑，携带方便。盒里是个小纸袋，“避瘟散”是装在这个纸袋里的，纸袋上印着个慈眉善目抱着八卦图的道士像。

您可能要问“避瘟散”，干吗要印八卦图和老道的像呀？敢情这里有一段中日两国药商斗法的故事。

二

您知道仁丹吧？这也是一味提神醒脑的小药，但仁丹是日本人发明的。您看过反映抗日战争的老电影，就会知道当年在中国的城市乡村，到处贴着日本仁丹和宝丹的广告画，上面有个头戴黑礼帽、翘着两撇八字胡子的东洋人头像。

没错儿，就是这种广告画，不过，这种广告宣传画并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才有的，早在清末民初，许多日本的药品就已经开始倾销中国，当年也贴得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是。很多人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但这些广告画却惹恼了一个老北京人，谁呢？

此人姓孙，名崇善，号三明。孙三明的爷爷叫孙振兰，祖籍山东省招远县，是当地有名的郎中（中医大夫）。清乾隆末年，孙振兰摇着响铃，来北京闯荡，靠着自己的医术和精明，他在前门外大街长巷头条，开了一家门脸不大的药铺。

这个小药铺除了丸散膏丹之外，还卖当时颇为流行的闻药，买卖不大，生意还不错。孙振兰信奉老子的《道德经》，讲仁义，卖的闻药虽然价格不高，但在原材料的炮制上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所以直到老人家去世，药铺也没有发大财。

孙振兰死后，药铺由他的儿子孙学奎接着经营。同治二年（1863年），孙学奎生了个儿子，他就是孙三明。

说起来有些怪，孙学奎本想让儿子学习中医，这样对经营药店会有好处，但孙三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却偏偏痴迷于道教。

他不到20岁结了婚，婚后不久便在房山的一所道观受戒，当了在家修行的火居道士。后来，他在永定门外买了几亩地，修了一个道观，取名“长春观”，后来，他把孙家的药铺也改了字号，叫“长春堂”。

自己也蓄发梳鬏，每日都穿道袍，见人也行道礼，一副仙风道骨的做派，所以人们见了他也叫他孙老道。

三

这位孙老道，虽然每天打坐练功，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他内心却有正义感，也很爱国，看到日本人除了宣传仁丹，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凉闻药宝丹，他心里不由得犯了嘀咕。

孙老道想：药王爷可是中国人，华夏乃中药材的故乡，难道连个仁丹和宝丹都生产不了吗？让日本的这些药耀武扬威？

因为“长春堂”也卖闻药，但日本的仁丹和宝丹在北京大行其道以后，他药铺里的闻药便成了滞销品。为此，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心想无论如何也要研制出一种闻药，跟日本人的仁丹和宝丹叫板。

自打有了这个心眼儿，孙老道睡觉不踏实了，他成天琢磨研制闻药的事。

他在观里打坐，朦朦胧胧觉得有股香气飘过来，吸了几鼻子，感到神清气爽，他揉揉眼睛一看，原来是神像前燃着的两炷香散发的气味。他顿开茅塞，决定在香料上打主意。

最初，孙老道自己动手，试着把香条研碎试闻，但粉末粗糙干燥，闻着不是味儿，也起不到提神的功效，一连试了两个多月，他不得要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在北京日本川田医院工作的药剂师蔡希良。

蔡先生经常到“长春堂”买药，跟孙老道是老朋友。孙老道把自己研制闻药的事跟他说了，没想到，听说孙老道的初衷是跟日本的仁丹和宝丹叫板，他对孙老道心悦诚服，答应帮他这个忙。

蔡先生是药剂师，懂得怎么调药，他给孙老道提供了几味中药，同时选用大栅栏云香阁出产的优质香。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调整，最后他们在香面里加进了薄荷、冰片、朱砂、麝香和甘油等十几味药材，终于在1914年研制出了“避瘟散”。

孙老道有意与那位“八字胡”抗衡，在“避瘟散”的盒上印出自己蓄发梳鬏、身着道袍的头像，并以八卦图作为商标。

“避瘟散”问世后，受到北京人的青睐，人们觉得它比仁丹和宝丹的效果好，经过几年的宣传，“避瘟散”在国内成为知名的小药，改变了日本仁丹和宝丹独占市场的局面。在后来全国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孙老道的“避瘟散”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长春堂”的发展却一波三折，原来孙老道把“避瘟散”研制成功后，过了十多年就病故了（1926年），“长春堂”由他的内侄张子余接手当了经理。

张子余在白云观受戒，也是一位火居道士，但他比孙三明要精明得多，脑瓜灵活，善于交际，经营思路也多。“长春堂”是1914年试销“避瘟散”的，从老铺的账底子上看，从1921年到1923年，平均每年生产销售也就是三四万盒。但是张子余接手“长春堂”后，销量年年提升，到1933年，销量高达250万盒，不但涵盖国内各大城市，而且远销泰国、缅甸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当年孙老道经营“长春堂”时，店里的伙计只有五六个人，到了1930年的时候，店里的员工有一百五十多人，而且还有自己印包装的印刷厂，做锡盒的铸造车间。

此外，以合股或独资的形式，长春棺材铺、庆丰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店、东升木材厂，在地安门开了“仁和堂”药店，加上外地的“长春堂”分号，他开了8个买卖店铺。靠小小的“避瘟散”发迹，张子余后来成为京城商界的“四大巨子”之一。

但是“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后，“长春堂”的“避瘟散”遭到了日本人的打压。日本宪兵队不但限制“长春堂”对外省的邮寄，而且寻找借口，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长春堂”的经理张子余逮捕，強迫“长春堂”用200两黄金赎身。

这波灾难刚躲过去，谁能想到没多久，“长春堂”着了一把大火，把店铺里的东西烧得精光，而且大火还殃及了华乐戏园子（即后来的大众剧场），把富连成科班的衣箱和舞台道具付之一炬。

这场大火让“长春堂”伤了元气，不但老店损失惨重，而且还赔了华乐和富连成几十万。日本投降后，张子余又一次遭到国民党军统的逮捕，关押了九个月，最后张家花了300两黄金，才把这位张老道给赎出来。

看来老道不能发财，发财就要倒霉。不过，从孙老道那儿开始，“长春堂”就办善事，他将“长春观”腾出一个套院，开办义学。以后，又在永定门外和左安门外增办了“二小”和“三小”。

张子余接管“长春堂”后，接着办这三所小学，学校的一切费用都由“长春堂”负责，学生不但免交学费，所用的书本笔等文具，甚至校服都由“长春堂”包了，三个小学加在一起有近二百人，“长春堂”没少积德。

张子余倒霉是因为所处的那个社会黑暗，那年头，“吃大户”是恶势力的一种手段，没辙。几经折腾，到了北平解放之前，“长春堂”衰败。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字号“长春堂”才又获新生。在有关方面的关心下，“长春堂”店址从长巷头条搬到了前门外大街路东，它的门脸比原来大了许多，变成了大药房，经营的范围不光是丸散膏丹中药，也卖水剂片剂等西药。

当然，“长春堂”卖的药品种再多，依然没忘卖自己看家的小药“避瘟散”。这个小药不起眼，却一直是“长春堂”的招牌药。

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到夏天，家里的老人便张罗着买几盒“避瘟散”备用。当然，不光是我们一家，街坊四邻都拿“避瘟散”当备用药。

那会儿，我们家住西单附近，西单周边的中药店和西药店不少，但有时买不到“避瘟散”这味小药。这时，家里的老人会说：“到前门的‘长春堂买去呀！”

于是，我便骑着自行车奔前门，到“长春堂”，在“长春堂”，什么时候去，都能买到这味小药。

“长春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卖中西药为主，自己的药厂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就逐渐没了。到1960年以后，他们卖的“避瘟散”，都是别的药厂生产的。

这味小药虽小，但配料却挺复杂，而且成本大，利润低，又加上跟它疗效差不多的新药很多，所以，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味小药就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连它的发明地“长春堂”也不卖“避瘟散”了。

2003年，北京城暴发了“非典”，因为没有特效药，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这时，有人想起了“避瘟散”这味小药，建议有关方面恢复生产，但是，限于各方面的情况，这件事最后沦为空谈。

“避瘟散”这味小药的处方是：将檀香、零陵香、香排草、片姜黄、甘松、玫瑰花、公丁香、广木香、白芷这九味药碾成细粉。再备以下五味药：人造香、朱砂粉、冰片、薄荷冰、甘油。将人造香研成末，冰片和薄荷冰研成液体，用朱砂粉把前面说的粉和液体调研均匀，兑入甘油，研匀后装缸密封，半年后开封装盒。

您瞧，“避瘟散”的制作是不是并不复杂？殷切希望有识之士，让这味小药有一天能起死回生，重新造福老百姓。

刘一达，老北京人，笔名达城，著名京味儿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能咂摸出味儿来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编辑 宋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