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锣鼓巷往事

就像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贾宝玉”“林黛玉”“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与南锣鼓巷有过交往的人，也必定会有自己心目中的“南锣鼓巷”。

从革命圣地走来的艺术沃土

这所位于东棉花胡同39号的中央戏剧学院，其前身乃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等。1950年各校联合组建了中央戏剧学院，随后又改为专门的话剧学院。及至特殊年代，这里曾更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1978年再度恢复中戏之名。该院的首任院长是戏剧大师欧阳予倩（其故居就在张自忠路北侧），副院长乃曹禺。第二任院长是表演艺术家金山。

据说，就在中央戏院建立以前，于同一位置上，曾住过民国时代的国务总理靳云鹏。我对此人的最初印象，是通过在报国寺市场内，淘换到的一枚民国时期的人物邮票。靳爷在其中露了一次脸。

要说起来，这位靳云鹏，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就其求学的经历而言，算是袁世凯的“门下弟子”并不为过。他也确实得到了袁世凯的信赖，进而担任袁世凯时代的山东都督之职。靳云鹏曾两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他是段祺瑞为首的皖系骨干分子，却跟直系掌门人曹锟拜了把子，又与奉系首领张作霖结成了儿女亲家。就在靳大帅于仕途上顺风顺水之时，买下了东棉花胡同西口的这片宅邸。在他的授意下，一部分四合院被拆除，继而建造起几座西式楼房。当然，靳云鹏于此地并未住上多久。待他在民国十年（1921年）辞去要职以后，开始长期居住于天津，直至1951年去世。到了1960年代，靳云鹏所建造的洋楼尚存。再过些年，樓宇便片瓦不剩了。

一方碑石与南锣鼓巷由来

南锣是在至元四年（1267）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间建成，这与元大都的建造时间基本一致。到了明代，南锣鼓巷的巷名为“锣锅巷”。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绘制的《京城全图》上，已经将“锣锅巷”更名为“锣鼓巷”。“文化大革命”时期，南锣鼓巷曾一度改称“辉煌街”。后因使用不便，又恢复了原名。

话说回来，明代的“锣锅巷”之名，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有学者指出，这应该与此处地形特殊有关。南锣鼓巷南北两头低、中间高，路东各胡同西高东低，路西的胡同东高西低。

2006年8月，南锣鼓巷在进行市政道路改造时，在75号和77号院墙外出土了一块“水准点”石碑。

所谓“水准点”，是指一个地区海拔高度的基准点，所有地形图，各种小准包构建筑物以及各等高程控制点，都以此为基准。

北京的水准点始建于1914和1916年之间，是北京地区首次进行的近代水准测量，起算点为正阳门的将军石，当时全市共埋设了81块水准点石碑。根据资料显示，南锣鼓巷的水准点的高度为50.071米，在此埋设水准点石碑表明此地是北京城里地势高点之一。而75号和77号院位于南锣鼓巷中段西侧，恰恰说明该巷中间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点。

以南锣鼓巷为主干，巷内东西两侧如蜈蚣手足般地伸出八条相对平行的胡同。路西由北至南依次为：前鼓楼苑胡同、黑芝麻胡同、沙井胡同、景阳胡同、帽儿胡同、雨儿胡同、蓑衣胡同、福祥胡同;路东自北及南依次为：菊儿胡同、后圆恩寺胡同、前圆恩寺胡同、秦老胡同、北兵马司胡同、东棉花胡同、板厂胡同、炒豆胡同。16条排列有序的胡同，被民众俗称为“蜈蚣街”。据说以前在南锣鼓巷的最北端有两眼古井，恰好就成了这条蜈蚣的两只眼睛。

与南锣鼓巷“有缘”的洪承畴

南锣鼓巷59号，据说是明末清初将领洪承畴家族祠堂的所在地。但从目前的建筑式样来看，大体属于清代中晚期。

洪承畴受到崇祯帝赏识，是从镇压高迎祥等部的农民起义时开始的。大明王朝的内患频仍，崇祯帝却不能一门心思地应对。就在此时，关外的清军已然能够随心所欲地“进出关内”了。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军第三次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高阳等地，负责抵抗清军的朝廷重臣孙承宗、卢象升皆亡。至次年正月，清军又抢掠山东济南诸城。实际上，按照清军将领们当时的想法，占据北京也可以办到，但被皇太极否决。他所采取的方式，是来回扫荡京畿地区，将北京孤立起来，“砍倒大树，先斫两旁”。

清军的第三次南下，总共俘获四十六万人，掠得黄金百余万两。面对皇太极的攻势，崇祯帝不得不从西线将主帅洪承畴调来入卫。时隔未久，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带着屡胜农民军的陕西兵东来。此时，在崇祯帝的眼里，洪承畴不只是“救命稻草”，他简直就是“钢铁长城”。

“钢铁长城”是否坚不可摧，松山一战见分晓。崇祯十四年（1641），清军第四次南下。皇太极重兵围困锦州，打算攻破明军于关外的最后防线。蓟辽总督洪承畴亲率十三万军队支援，结果与清军“邂逅”松山。皇太极调集兵马围攻，洪承畴寡不敌众，兵败被俘。至此，皇太极认定“明军精锐已尽”。

崇祯帝得到消息，说是洪承畴战死疆场、为国捐躯。于是，悲痛之中的崇祯帝决定，在正阳门下最热闹的关帝庙边，再建一座用来祭祀洪承畴“亡灵”的庙宇。而当庙宇建成，遵照皇帝旨意进行的一系列丧仪全部举行之时，崇祯帝却得到消息：洪承畴不仅未死，而且还投降了满洲人，做了个“贰臣”。这还得了，甚为尴尬的崇祯帝，下旨拆除小庙不是，留着亦不是。最终，在大臣们的提议下，改祭祀庙为观音大士庙。

从此，民谚中“九门九庙”之说，便被改成了“九门十庙”。这多出来的一座庙，便是一座带有尴尬色彩的观音大士庙。其实，观音菩萨本身并不会“尴尬”，应感到尴尬者，实乃崇祯帝是也。

洪承畴是怎么降清的？他在被俘之后，曾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命大学士、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也不提招降之事，只是跟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范文程等人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最终打动了洪承畴，成为带领清军南下的急先锋。

后世对于洪承畴的评价，是由乾隆帝一锤定音的，那就是“贰臣”。其实，这个“贰”字既有贬损之意，也带有一丝尴尬与无奈。毕竟，在历史长河中，总会有相当多的官员经历过改朝换代之痛。他们的人生选择与悲剧命运，是所处时代造就的。

一座小院，不凡主人与“北京猿人”

作为洪承畴家族寓所一部分的南锣鼓巷59号，在数百年之后，又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的寓所。

作为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教授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或多或少是与“北京猿人”相关的。在特殊年代里，裴文中教授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他的南锣房舍低矮、窄小、拥挤。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外孙女，甚至没有安放床的地方，只好睡在废弃的卫生间中的澡盆里。

居住条件的好坏，似乎并不是裴文中教授最为关切的。于他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事情的分量能超过“北京猿人”。在那段特殊年代里，裴文中对审问他的人讲：你们说我是“叛徒”，我可以承认；你们说我是臭老九，我也承认；你们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还是承认；但你们说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不是我发现的，我不承认，打死也不承认！

特殊年代過去，裴文中搬到中关村，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然直至1982年去世前，裴文中心心念念的，仍是寻找“北京猿人”的下落。裴文中教授在弥留之际的最后话语，是“死不瞑目”啊。

“万庆当铺”和它的主顾

位于南锣鼓巷中段路东的“万庆当铺”，是家旗人开设的买卖。东家曾在内务府当差，掌管着皇家金库，居住在南锣鼓巷的蓑衣胡同。由于家中有钱，附近居民称其“金王家”。

按照清廷对旗人的要求，除了为官、当兵之外，从事工商业、农业是一律禁止的。清雍正年间，俗称“内府官当”的皇室内府典当业创办，用以解决八旗兵丁“人口日繁”而造成的日用困缺、生计艰难等问题。到了清末，许多内务府官员和太监间接经商，与汉民合营并由其出面，开设钱庄、票号、当铺等。到1900年前后，北京当铺多达200多家。

当时，南锣鼓巷东西两侧的达官显贵，是万庆当铺的基本客户。晚清之际，这些人家因钱粮俸禄日减，不得不将祖辈遗留下来的值钱物品送进当铺，以维持日常生活。进入民国，“铁杆庄稼”无存，遗老遗少们进出当铺更加频繁。此等业务，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2006年7月，南锣鼓巷胡同整修过程中，工程队拆出了老当铺的门脸，“万庆”字样的两块砖雕也露了出来。

高申，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 ，北京史研究会会员，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中国文联出版社签约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之声”栏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行京津冀”“文化之门”“运河”节目嘉宾。北京日报客户端“光影记忆”“旧京图说”“胡同冷知识”客座嘉宾。

著有《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建筑》（北京出版社）、《带着课本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图书，于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并接受《人民日报》等媒体访谈。

我对北京有情，因我生于斯长于斯。我对历史与考古有意，因我用脚步丈量着这座城市。但是要把“城市”与“考古”相融，却从未敢想。如今，不妨带着考古的视角，寻胡同、找名人、观沧桑、感人情。

编辑 郎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