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双彦

李娟娟

他来自天津一个旧式大家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三哥……她出生在天津西北城角严翰林胡同的一个大宅院里，祖父就是当年与张伯苓共同创建南开学校的严修。他们是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也是贡献卓越，被誉为“杏林双彦”的情深伉俪……

抗战医生

1940年，双双取得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的王光超与严仁英分别成为协和医院内科和妇产科的住院医师。正当他们一心为振兴中国医学拼搏之时，一年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却让协和医院被迫关门了。面临新的挑战，两个优秀的年轻人很快做出新的选择。王光超在西单旧刑部街的家中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严仁英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一年后与王光超结婚，并和丈夫一起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里行医看病的医生。

王光超开办的私人诊所实际上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他也一直在担当着秘密为解放区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因此无论是经常外出采购药品和医疗器具，还是很快悄悄将它们运走，王光超的行动不仅“神秘”，而且充满了危险。严仁英却十分理解和支持。因为在协和工作时，她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神秘”。那时虽然日本人已占领北京，但由于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办的，所以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就有机会不时为地下工作者和抗日爱国人士送一些药品和医疗物资。严仁英也由此更加理解为何当初在协和医院关闭后，王光超就积极筹办私人诊所了。

而王光超能够心甘情愿冒险秘密为解放区运送药品和物资，主要是受弟弟王光杰的影响。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的王光杰，曾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光杰一边积极投入抗日组织发起的活动中，一边自己在家组装收音机和电台，为筹备建立中共北方局秘密电台立下不朽功勋。

一直积极支持弟弟抗日爱国行动的王光超也由此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崔月犁。紧接着，妹妹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也都参加了革命。他们的母亲董洁如更是多次冒险营救地下党同志。

王光杰和妻子一同去了解放区后，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从协和毕业不久的王光超就在家中挂牌开起了“王光超大夫诊所”。为了便于往解放区运送药品，他们同时还在当时的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平日里诊所只有王光超一个人，有人来看病时，妹妹王光美也经常当临时护士帮忙。

严仁英与王光超结婚后，即和丈夫一起，一边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一边冒着危险一次次为平西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根据地来人联系，他们就会把一箱箱的药品包装好，然后秘密运走。两年多的时间，在王光超和严仁英的双手传递下，一箱箱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从他们的私人诊所运到了北京西郊什坊院，接着就从那里直接“奔”向解放区……

在当年日本兵森严把守的北平城，他们以满腔热血和坚强无畏，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传送医疗物资。整个行动秘密危险而紧张，但是他们从不畏惧。就如后来严仁英回忆的那样：“……我们在旧刑部街的家中腾出了几间空房，建了王光超私人诊所，这期间不断地有地下党人来诊断治病、拿药……我印象最深的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他是我先生的好朋友，当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是常事，崔月犁经常会来诊所取各种急需药品，然后偷偷送往根据地，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没怕过。”

响应祖国召唤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光超和严仁英又同时被聘为北大医院的讲师，并于1948年与北大医院的另外6名医务人员受当时美国医学援华会（AMAC）资助一起赴美留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进修的王光超和严仁英也即将结束学业。为了早日报效祖国，他们早早就打好行囊做好了回国的准备，只等着去美国南部几个医学院参观的活动结束后，就立即启程回国。

但这时候，美国方面有人说话了，內容和目的都很明确，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留在美国。还告诉他们，只要留在美国，不仅得到优厚的薪水，先进的研究环境，还可以把国内的家人接来……如果不愿意留在美国，去台湾也可以。但如果你们执意要回到北京，那么原来曾答应赠送给你们的书籍和仪器设备就全都取消了……

两个归心似箭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人的挽留。不禁让那个美国人愕然，他想不明白，这样两个优秀的青年，为何不留在优越的环境中继续发展。其实他哪里知道，两个年轻人赴美留学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效力，更何况，随着北京城的解放，早就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的王家兄妹王光杰、王光美、王光和也都回到了北京，这无疑对他们又是一个鼓舞……9月，他们终于与梁思懿、梁思礼姐弟俩等爱国青年一起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归国的行程。

王光超：著名皮肤性病科专家、新中国皮肤科医学主要奠基者之一。

桃李满天下

美国归来，王光超即成为北大医院皮肤科的带头人，并于1949年11月与严仁英一道加入北京市为妓女治病的医疗队。不久王光超又为边远地区患者治疗性病参加“驱梅队”奔赴内蒙古，为建国初期我国消灭性病作出卓越贡献。

“驱梅队”工作结束后，回到北医皮肤科的王光超看到许多病人都是辗转数千里来到北京治病。他知道，这是因为大部分地、市、县都没有皮肤科。于是他下决心，一定要为改变我国皮肤科人才匮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此，王光超在行医的同时，积极投身新中国的皮肤科学教育事业。一直到80岁高龄，他的身影仍然活跃在各大学的皮肤科学讲坛上。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王光超为我国皮肤科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他的学生不仅遍及中华大地，更有许多弟子成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可说是“桃李满天下”。1994年，王光超获得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

作为一名皮肤病学专家，一代中国名医，新中国皮肤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王光超在北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他不断探索、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北医特色的皮肤科医、教、研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为北大医院皮肤科的发展壮大献出了他毕生的心血。对此，北医人也曾给予很高评价：“王老学识渊博、艺术精湛，在皮肤病诊治、皮肤病理、真菌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尤其是在银屑病诊治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经他诊治并获妙手回春之效的皮肤科疑难危重病人不计其数。每当遇到罕见的难以诊治的病例，他总是广泛查阅国内外资料，组织大家认真讨论，一直到诊断、治疗全都搞得清清楚楚为止。”

2002年，王光超主编的第一版《皮肤病与性病学》出版了。这是他呕心沥血几十载，精心主编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皮肤病学》之后，在90寿辰之时，又“送给皮肤科医生和广大患者的珍贵礼物。”

在国内国际皮肤科领域都享有盛誉的王光超，还是中华医学会皮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卫生部性传播疾病咨询委员会顾问、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并担任亚洲皮肤科学会副主席、美国皮肤科委员会名誉会员、美国皮肤病理杂志编委等职。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中华医学会表彰为对医学科学发展及学会发展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早在协和毕业时，严仁英就因为成绩优秀而被她的老师，中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寄予厚望并被选定为接班人。归国回到北医妇产科后，严仁英曾参加赴朝调查细菌战、出国访问等多项社会活动，也曾为改变边远地区医疗落后的面貌率医疗队奔赴艰苦的农村，并先后担任了北京医学院教授、医疗系主任、北京医学院妇产科主任、院长、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研究培训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中心主任等职。

从事妇产科医学数十载，严仁英以精湛的医术为无数母亲迎来新生命，也亲历过难产母子生命濒危又爱莫能助的痛苦。这些医疗实践中难忘的亲身经历，不仅让她体会到妇产科工作内含的苦涩和艰辛，更讓她看到在广大妊娠妇女的面前，妇产科只能做治疗工作的局限。

因此，在1979年以全票当选北大医院院长后，严仁英上任后第一个决定就是从临床医学改行作“围产保健”。对于这一被她称为“我革了临床医学的命”的行动，很多医界同人都不太理解，严仁英却充满信心。她说，临床医生固然可以给危险的重病人治好，可是如果做预防工作能让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比那个更好吗？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片。

投身“围产保健”的严仁英首先创建了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一改以往孕妇妊娠7个月才开始的产前出诊，从妊娠初期即开始定期检查。这就是40余年前严仁英倡导成立的全国第一家早孕门诊。从此把20世纪70年代国外刚刚兴起的“围产保健”医学引进中国。

紧接着，严仁英又带领她的“优生保健组”深入到偏远农村，借鉴国外围产保健高危管理方法，开展了以降低围产儿、孕产妇死亡率及防治神经管畸形儿的工作。在他们的努力和大力推广下，这一围产保健技术终于在全国大面积开花。据1988年至1997年间数据统计，我国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而他们仅用3年时间就让河南3个试点孕妇死亡率下降一半的成果，更是获得河南省Ⅲ级科研成果奖。

1996年，卫生部开始采纳严仁英“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量的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的科研成果。在全国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了叶酸增补剂后，以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出生的数字，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率下降了50％。严仁英也因此获得了首届“中国人口奖”和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樟树奖”，并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此外，严仁英也和丈夫王光超一样，不仅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医学教育家，更有《妇女保健顾问》《围产医学基础》《实用优生学》等多部著作，并获得“樟树奖”“桃李奖”“蔡元培奖”等多项大奖。

“杏坛双彦” 伉俪情深

王光超和严仁英成绩卓越，是受人尊敬的医学家，生活中，他们更是相濡以沫、美满幸福的夫妻。当别人问起时，严仁英总是露出淡淡的微笑说：“我们60年没有吵过架，没红过脸。我觉得主要是他好，我没他好……”言语中满含着对王光超的爱与感激之情。他们的儿媳曾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公公、婆婆在60多岁的时候，总是公公照顾婆婆，无论是上车、进门还是走路，一定是婆婆在先，公公顾后。到了80多岁的高龄以后，婆婆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优于公公，这时看到的是婆婆精心照顾公公。公公的视力不太好，吃饭时，婆婆总是帮着公公盛饭、夹菜、择鱼刺；走路时，两人总是手拉着手，互相搀扶……”

2003年7月，新中国皮肤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皮肤病学专家王光超病逝。2017年4月，中国妇产科、妇幼保健专家，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的严仁英去世。人们景仰的“杏林双彦”传奇虽已落下帷幕，但无论是他们的精湛医术和卓越贡献，还是他们的伉俪情深和美满幸福，都永远为人们赞颂。

【注】：“围产保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当时国外称为“母胎医学”。这门科学将母亲和胎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服务，是融合了生理学、病理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体讲就是从妇女怀孕开始（也相关到婚前、孕前）就对母亲、胎儿及新生儿进行的一系列保健措施。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妇产科专家严仁英教授率先在中国扛起“围产保健”大旗，有效地降低了新生儿、孕产妇死亡率，为保护母子平安、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等作出了卓越贡献，由此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母”。

编辑 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