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外：士人的自由与雅

后商，诗人，评论人。读书千余册。渴望着，行动着，清醒着。

最早的“在路上”故事是塞万提斯的骑士故事和约翰·班扬的讽喻故事，这些真的只是故事的故事，大概是为真理做出的滑稽又辛酸的尝试，而这就是我们重新出发，面对世界的最大的缘由。

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联展

2023年1月17日 - 2023年4月2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

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

2022年8月30日 - 2023年10月23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

士人之进与书房之制

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与科举制几乎绑定在了一起。587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以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二十世纪初才被废除。从某种意义上，进士文化是唐以后古典文化最重要的风景。我们熟悉的杜牧、韩愈、范仲淹、朱熹、解缙、王守仁、王世贞、纪昀、赵翼、阮元、俞樾等都是进士中的留名者，他们或在文学，或在学术，或在文化工程上创造了文化这台机器的结构，同时也为这台机器修好了航道。纪昀是清乾隆十九年进士，他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纂定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坊间对科举文化最深的印记是，新科状元在众进士的簇拥下，赶赴曲池文会（琼林宴雅集），入阁为宦，登上人生高台。徐显卿晚年邀请太仓余壬、歙县吴钺为其绘画，并一图一文配上亲笔手书的文字，记录其十二岁至五十一岁的形貌。“琼林登第”绘的是隆庆二年，三十二岁的徐显卿考取进士，赴琼林宴的场景。同时，科举制也是士人最重要的交际舞台，同年进士就像今日的校友一般在交谊中扮演着重要的功能。

进士文化时间上的丰富自不多提，空间上的呢？《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联展》多呈现进士的起居之用，以及养性修文之作，对观众来说，它们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是什么呢？《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给了我们答案，书房。对于现代观众，进士文化的空间概念更为凸显，其结社朋党、风流风骨、想象品味都依赖于空间，无论是实在的空间，还是想象的空间。从空间的角度讲，我们也会发现，进士文化和进士前的文化虽存在断裂，但都共享了很多相似的境遇和实践。

隋唐以前，中国没有进士文化，但有书房。在尹吉男看来，早期书房的主要功能是教书、读书、写书，比如纸时代以前，书房多用来盛放竹简、帛书。不妨将书房和宗庙做下类比，两者都是收容图像的场所，书房的图像存在于书简中，宗庙的图像存在于雕塑中。由此可以联想到，为书简和雕塑开辟空间很可能是象征着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寻求庇护，就像人类建造用来居住和生活的房子一样。

到了东晋，为人们所熟知的书房书斋有了基本的雏形。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记载，“汉宣帝斋居决事，此斋名之起也。晋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于此池北立小舍读书，百姓呼为读书斋，则斋之始，疑自此。”东晋陈郡人殷仲堪在其父所建的池塘边，设立了读书斋。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创立，以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演变，以书为载体的名目逐渐多了起来，书房的建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

书房的建制启示我们，从人类逃出自然的怀抱、安家筑户以来，包括书房在内的建筑家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一张凳、一枚章的背后就是人类的思想与记忆。

宋代是书房文化的大成期。士人利用隔断开辟出书房，多为“小室”“小阁”“丈室”“容膝斋”。古琴是士人书房中的常备之器，用以养性修身，《礼记》上便有“士无故不彻琴瑟”。同时，宋人还将书房发展为一种艺术主题，书房作为一种精神空间开始大规模流行。其中特别以书房为题的有黄庭坚《读书绿阴帖》、米芾《元日帖》、赵孟頫《归去来辞》、跋鲜于枢《御史箴》、楼钥《题徐骑省篆 项王亭赋跋》。

到了明代，关于书房的陈规开始成為主流，书房机构化了，比如琮式瓶作插花、丝方鼎与玉琮作陈列、插屏作隔断、黑釉盏作斗茶……不一而足。嘉靖、万历时期，高濂撰 《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其中就规定书房“宜明净，不可太敞……”并规定书房内要有古董、书画等，书房外要有薜萝、松桧、洗砚池，而种种规定的目的是营造一个供主人和客人瀹茗焚香、弹琴选石、评书品画的空间。李渔称，“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若使古董生根，终年匏系一处，则因物多腐象，遂使人少生机，非善用古玩者也。”明以来，书斋场景成了士人的标志，很多士人起数个、数十个室名、别号，这影响至今可见。

雅集中的自由与孤独

历代文人都有题陋室——通常是书房——的传统，比如文征明八十四岁时行书《陋室铭》。这个主题可以上溯到颜渊居陋巷箪食瓢饮的事迹。然后刘禹锡前和刘禹锡后，陋室是不一样的，颜渊的陋室代指一种品德，而文征明的陋室则代指一种寄托，前者肯定，后者否定，前者不为时代所摇撼，后者则在风雨中飘摇。这与中国文化从山水到园林的异变有关，也与士人精神的改变有关。

公元815年，白居易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触怒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次年，白居易游庐山，再次年便在香炉峰、遗爱寺间修筑了一间草堂。这间草堂极为朴素，材料都是石块、木材、泥巴、麻木、竹子等山中立等可取之物，连油漆彩绘都没有。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 佛书各两三卷。东边是一座三尺高的瀑布，早晚都能听到音乐清泠之声。“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箦，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矜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白居易的草堂就是他中隐态度，“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的直观体现，而这揭示了白以后士人的一大心绪。

陋室将我们指向了雅集，而陋室和雅集又同为书房，在陋室，士人读书、著述；在雅集，士人交谈、把玩、会议、叙旧。概言之，书房不止是归置文房的地方，还是一个联通内与外、身与心、我与世界的空间，一个交瘁的、互文的所在。就像故宫研究者所言，对于古人来说，书房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观想，我们把观想分为三种，即思考自己、社会和自然。

历史上最著名的雅集或许是西园雅集，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雅集。北宋元丰年间，苏轼、黄庭坚、秦观、画家李公麟、米芾、藏书家王钦至、苏轼幕僚李之仪、陈碧虚、圆通等学士高朋相会在王诜的私家宅第西园，或提笔挥毫，遣兴翰墨，或品茗怡神，聚坐谈禅，或欣然拨阮，以酬知音。会后，李公麟绘图、米芾书写记文，成《西园雅集图》。后世的雅集图几乎都难走出《西园雅集图》的荫庇，元明清对西园雅集的摹画、题诗层出不穷。梁庄爱伦考证，历代著录的《西园雅集图》有47幅，衣若芬认为其数量远不止这些。

雅集之所以成为士人眷念的主题和场所，正在于它立竿见影地再现了士人“开门而出仕，闭门而归隐”的宿命。西园起于魏晋的“西园高会”，当时还没有那么宿命，也没有托于理想的喟叹，曹植说“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对照之下，丁云鹏的《松泉清音图轴》则格外寥落、寂寞。高士在松泉间静坐冥思，身后陈列一张古琴，古琴之声和松泉之声同为清音。《松泉清音图轴》抽离了隋唐以前雅集的内在图像，它既希望于现实，又全数落在心灵，徒为精神的开合鸣响。

士人因文学结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的白莲社，因结社于庐山东林寺白莲池而得名。但直到中唐，结社才在士人群里扎下根。白居易“中隐”，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居东都洛阳，在香山寺结“九老会”，静思谈禅，酌酒赋诗，度过了最后十八年时光。到了宋代，结社活动加倍牢固、紧密，社群有时还会派生出流派，比如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或江西诗社。明末，结社发展到了顶峰，很多文社结成了盟。根据何宗美统计，全国共社群300多家，其中南直以107家、浙江以97家分别占居一二。当时心学（理学一支流）与复古运动的博弈达到高潮，在士人群里，纵情交游者愈多，八股文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书房，从内心出发的空间

王沂孙以纸制的被褥为题，写起卧的空间。诗人向来以馥郁华丽着称，这首《高阳台·纸被》更是其中佳品。“霜楮刳皮，冰花擘茧，满腔絮湿湘帘。抱瓮工夫，何须待吐吴蚕。……揉来细软烘烘暖。尽何妨、挟纩装绵。酒魂醒、半榻梨云，起坐诗禅。”诗人虽写陈列器物、格局空间、坐臥走动，但着笔也将审美感受和个体经验交杂在了一起。对于像王沂孙这样的士人尤其是文人来说，空间不仅是实实在在体验到的，还是从内心中生发出来的。

漂在北京的四年间，我至今仍独居在一个十多平的房间，四年来空间并未增加，只多了一个沿街的阳台。2022年年底，我一股脑下单了一组家具，两屏两米高的实木书架、一张高脚桌、一块可移动的双面黑板、一张或许有些小的双人沙发、一台打印机、几盆蕨。收货拆包组装后，将其放在床与衣柜、阳台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六到八平米的空间，这就是我的书房。和古代文人相比，我所有的不再是文房，而是笔记本、程序坞、线与网络，按下打印键立等就能取得资料，以及这篇文章的纸本。在这之前，我只有一张款式呆板的书桌。

在我的小书房写作一段时间我才明白，书房之于我的意义。书房最类似游戏场，它既不像卧室那么私密，也不像客厅那么公共，但它提供了一种合宜的舒适与安全。待了一段时间我竟然会不自觉下起了象棋，大概安全感一旦得到满足，就需要额外的紧张与专注来平衡小世界的安静。有时候我总感觉，黑板、打印机、绿植、书架是我的替身，它们渴望着我所渴望的，抵达我要抵达的，灵感、成型的思想体系、文章或书。就像被士人一再观看而变成意象、图像、美学的兽香炉一样。我们更热爱生活，读书更上进，更重要的，英雄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们目睹之后，会更热爱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