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电影

周永隆

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最开心的事儿，是和他一同看电影……

父亲有个多年的习惯，晚饭后总要去街上遛个弯儿，那时我家住在西城的西四北大街一座小院里。我从懂事起，就经常和他去南边的西四牌楼遛弯儿。虽然父亲那辈人还管西四叫“四牌楼”，但那时的四个牌楼已经在1954年以改善交通为名拆掉了。

冬天的晚上，每当饭后见父亲穿上他那件又厚又沉，分辨不清是什么颜色，且式样老掉牙的大衣，我就习惯性地赶紧麻利儿地穿上自己的小青棉袄陪着他去遛弯儿。之所以要急匆匆跟父亲去遛弯儿，是我心里有个“贪图”。因为那个年代社会上没有太多的娱乐场所，冬天商铺关门又早，所以八点多钟大街上就基本没人了。唯一的看点就是西四路口南面的羊肉胡同里有一家电影院叫“地质部礼堂”，那里经常有晚场电影，我的目的是陪父亲遛到那儿，如果赶上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电影就磨他看上一场……

所以我每次陪父亲走到羊肉胡同东口的广告牌前，都热切地期盼着那里有一场晚场电影。但这种机会并不是很多，遇上个一、二次也就不错了。所以好不容易凑巧赶对了时间，电影内容又合适，我就开始在父亲面前海誓山盟，什么“保证不贪玩不淘气，保证天天帮家里洗碗扫地，保证不跟坏孩子玩儿”等等。总之巧舌如簧地使劲缠着父亲，目的是让我看一场电影。其实我的那点小诡计早被父亲看穿了，于是看我磨的嘴都干了，这才答应满足我一次。这蓄谋已久，又信誓旦旦争取来的一次机会让我欣喜若狂。那时晚场人很少，又是大冬天的，所以票价很优惠，父亲买成人门票一毛钱，我買儿童票才五分钱。进到里面，偌大的礼堂座位上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人，所以很安静，没有过来过去的人打扰。我和父亲也不用对号入座，可以随便选座位，我们就选最中间的位置看。那真是一种很美的享受。

记忆最深的是我和父亲在地质部礼堂看的那场电影《十字军》，那是1960年上映的波兰电影译制片。由知名导演亚历山大·福特导演，讲述了14世纪末叶，西欧封建主为了掠夺和侵略土地而发动的十字军远征，以武力统治世界的十字军在波兰边境烧杀抢掠的战争故事。那天我和父亲买完票进到影院里，居然意外地发现空荡荡的礼堂里只有我们两人，这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于是我和父亲选了个横竖最中间的座位坐下。这等于专门为我们俩举办了一场电影招待会。不过看到这情景，我心里直打鼓，生怕他们因为观众太少把钱退给我们不演了。因为我们俩人才花了一毛五分钱，人家几位售票员、服务员加上两位放映员，两台电影机得忙活两个多小时为我们俩人服务，这也太不划算了吧？看来放映这场电影地质部礼堂得赔本赚吆喝了！不过我的担心多余了，那时人家礼堂很讲信用，既然卖出了票，就按照规矩正常放映。这事要放到现在就难说了。

虽然那场电影是部欧洲古典战争片，不是现代战争片，而且我也看不太懂，但那骑马打仗的宏大场面还是很震撼，内容如今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想起来，那是我看过的最爽意的一场电影。

以后的日子里，我故伎重演，又磨着父亲看了八一厂著名演员胡朋主演的电影《槐树庄》。那是描写五十年代农村土改的故事。还有我喜欢看的王心刚、王晓棠主演的，根据军旅作家李英儒同名小说改编的反映地下斗争的电影《烈火春风斗古城》，情节紧张扣人心弦。以及著名演员赵丹、于蓝主演的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烈火中永生》等影片。那段时间看的那些电影，让我非常难忘，现在回想起来，是我和父亲在一起最快乐的日子！

1970年代初，我参加铁路工作，几年后调入工会负责宣传文体等事项，因为那时单位在郊区，职工下了班没事干，因此文化生活很单调。后来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林一同志（她是建国后第一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的夫人）到我们单位视察工作，了解了这个情况后，给我们特批了一部电影机，买来后安装在单位大礼堂里。工会两位主席又让我去学习电影放映技术，在北京市电影公司脱产学习了三个月，考下来35mm电影机放映本子，从此我又多了一份职业——电影放映员。这样我真是如鱼得水，可以边放边看了。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上文学艺术开始复兴，那时除了国内电影之外，还有很多进口的影片，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几部国外影片，如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冷酷的心》，日本电影《追捕》《望乡》，以及法国、意大利合拍的轰动全球的电影《佐罗》等。

那时每放一部电影，我都可以在放映室窗口反复看上几遍。记得当时重新上演的也曾风靡世界的印度电影《流浪者》里主人公拉兹和丽达的对白我都能背下来了。因为从小喜欢电影，没想到走入社会命运再一次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放了好多年电影。这些经历满足了我从小酷爱看电影的嗜好。

回想起六十多年前和父亲一起看电影的那些经历，那些场面仍旧历历在目，内心十分的感慨……因为从小和父亲看电影就疯狂地喜欢上了电影，那些五花八门的电影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欢乐之余，又让我知道了很多的历史和当代故事。也让我这辈子有了与电影的不解之缘！这应该算是父亲给我的人生中一份厚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