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府村蒋家胡同2号

金鉴

圆明园之南，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有个成府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北京大学风光旖旎的勺园，后来举家搬到北大东校门内的旧邮局，1962年，我家搬到北大东校门外的成府蒋家胡同2号，并在此居住了30多年。1990年代，中关村地区改造，成府村除我家居住的这套四合院以外全部拆除，这套四合院是成府村唯一保留下来的古建筑。

老宅布局与门墩儿的故事

蒋家胡同2号院是个两进院落的四合院（3、4号院格局一样，是清末一位承包皇家工程，安姓建造的私宅），如果算上后院的花园假山，可称三进四合院。

这所四合院，大门是在东南方向，占有一间房的位置，叫大门洞，门为如意门，门口左右一对小狮子，门外有上马石。我院大门洞这对逗人可爱的石门墩儿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那是“史无前例”的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大讲“破四旧，立四新”。一天，我们胡同里来了一老一少二人，年轻的扛把大锤，来到我院大门前，不由分说就要砸这对精美的石门墩儿，孩子们当然不让砸，门墩是我们的爱物，然而老头儿大声地呵斥孩子：“门墩儿是四旧，四旧就要砸。”在老头儿严厉的喝斥下，孩子们只好跳下心爱的门墩儿，小伙子举起了大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宝祥叔一声吼：“慢！破四旧我们不反对，但这套四合院产权属于北京大学，要砸问清北大再砸不迟！”宝祥叔气愤地说。人越聚越多，大伙纷纷谴责这两人，老头儿看人越聚越多情况不妙，只好自找台阶：“那我们去砸三号、四号的狮子去！”一帮孩子尾随着他们去了。就这样那天上午，3号、4号连同6号四合院门前的石狮、石鼓，被“破四旧”无情的大锤砸得粉碎。每当我回到老宅，走在这条厚重充满古韵的胡同，看到3、4、6号大门洞前，上马石旁，那光秃秃的门枕时，心里就一阵阵难受。中国古老的文明为何毁于一旦？在此之前它经历了百年，甚至几百年历史，它曾给世人播洒着传统文明，它曾经给儿童带来童年的欢乐。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说过：“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试问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对自己的文化都不珍惜，那他以何面目立于民族之林呢？我十分敬佩的是宝祥叔，是他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巧妙地阻止了这一老一少对门墩儿的毁坏，这种爱护文物的精神是多么值得赞叹与提倡的啊！

一位欧洲游客在临别时的留言中写到：“如果说临别之际让我谈点什么不放心的事，我首先说北京一定要保护好胡同。在我们欧洲人看来，长城是中国的象征，而胡同就是北京的缩影。胡同是北京六七百年的历史，你会感到这一砖一瓦都带有民风民俗的沉积，我特别喜欢梁上各种造型的小石兽和四合院门前的守护神石狮子。”这是多么珍贵的赠言啊！小小石门墩儿不但中国人喜欢，远涉重洋的外国朋友也非常爱戴它，从而也证明人类对于美的追求是没有国界的。我们毁坏的，正是我们民族最珍贵的国粹；我们毁坏的，正是西方人远涉重洋百般寻觅的文明；我们毁坏的，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啊！这是多么惨痛的悲哀啊！

侯仁之教授的力主保留

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曾经力主保留此宅，其一是因为著名史学家邓之诚教授故居，其二因为比邻的3号院的东厢房是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创办的《禹贡》杂志社（3号院垂花门早已被拆）。1930—1936年，顾颉刚先生住在3号院，“书居正屋，而人住厢房”（西厢房）。 至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许多著名刊物，在日本侵华七七事变之后，不得不停刊或终刊），该社共出版各种唱词等通俗读物近两百种。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著名学者胡适、翦伯赞、钱穆、范文澜、冯友兰、陈寅恪等学者经常出入此院落，多是《禹贡》杂志撰稿者。

顾颉刚先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唤起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今天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大多数是《禹贡》一系的后学，它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

为了纪念《禹贡》杂志社在中华民族危急时所起的作用，侯教授建议将遗址保存下来，只是3号院因产权不属于北京大学，而相邻的2号院相对完整，因而将3号院的正房移到2号院的后面，这样既保留了邓之诚先生的故居，又可以纪念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杂志，一举而两得，此宅是成府古村落唯一被保存下来的一所古建筑。

燕大著名历史学家

邓之诚先生故居

邓之诚（1887—1960）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随父入滇，受家学影响颇深，尤嗜六朝书史。邓之诚著述《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古董琐记》等几部巨著，他读书札记汇成《古董琐记》，内容杂糅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无所不包，时至今日这部巨著仍然是我国拍卖行参考的读本。

邓之诚先生在我国史学界是位巨擘，知识渊博，一生著述等身，他写的《中华二千年史》被国内一些院校作为教材（全书5卷9冊，逾200万言，可谓煌煌巨制）。我在拜访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道成教授，提起邓之诚先生，王教授肃然起敬，拿出一套邓先生著述的《中华两千年史》让我看，王教授遗憾地对我说，只是我没有亲耳聆听过邓教授的课程，令他遗憾！张中行老先生也提起过邓先生，遗憾的是张老也没有亲耳聆听邓之诚先生的课，张老每次经过成府这条古老的胡同时，不时地向里眺望，他推测这里便是邓先生写《古董琐记》的地方。虽然张老没有亲耳聆听邓老的教诲，1960年代初张老在文物商店收藏到一方邓之诚先生使用的老砚，虽然价不低，但是为了怀念邓先生就买了。此砚是邓之诚先生爱人的家传，有铭文为证，张老收藏多方古砚，对邓老这方砚情有独钟。

蒋家胡同2号是邓之诚先生的故居，北房七间（正房三间，左右各两间耳房），西边的跨院是邓先生的藏书处，东跨院是邓先生女儿邓英与女婿潘教授居住。邓先生1960年去世以后，北房便空下来，直到1962年我家迁入。我家住正房两间及东耳房两间共4间，正房西一间及两耳房是苑姓人家居住，两家中间玻璃隔扇被拆，用苇箔打成隔断墙，邓先生在正房带研究生时，放的大圆桌应该是没有隔断的。

邓之诚治学严谨，博闻强记，诲人不倦。民国时邓之诚门下有弟子三千，他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成绩斐然者有王钟翰、侯仁之、谭其骧、王重民、周一良、朱士嘉、黄现璠等，周汝昌研习《红楼》时，曾受教于邓之诚。

叶祖孚先生曾经是邓先生的学生，曾经多次到邓先生的住宅上课〔邓先生每次开学的第一天在学校内上第一堂课，以后便在家中授课（带研究生）〕。叶先生说，我们围坐在一个大圆桌的周围，聆听着邓先生那充满四川口音的授课，意犹未尽。我推测那时正房的中间一间和西间是没有隔断的，这样正好能放下那张大圆桌，否则是容纳不下十几位学生的。而东边的隔扇，我家搬进时一直存在。那隔扇上面人工雕琢的花篮，用巧夺天工来形容绝不为过。隔扇上的木雕花篮，可以清晰地看出上面精心雕着被誉为国色天香人间第一花的牡丹，左侧还有冬季百花凋谢独自绽放的梅花，右边那种含苞待放的花是什么花一时还分辨不出来。如此精雕细琢的木雕花篮，我曾做过对比，甚至比颐和园的某些宫殿内的隔扇还要精美，可见此宅的规格。在我家搬出前，我拍摄了隔扇。1960年代爷爷的朋友，一位高级雕花木匠，见到如此精美的隔扇，赞不绝口。据他说，这种手工雕琢技艺，倘若出100元钱，现在的工匠也没人敢应此活，100元在1960年代价格是很高的。

几年前，我与妻子曾经去老屋看过一次，整个院落被修葺一新，被北京大学法学院使用，当他们得知我们是这里的老住户，热情地招待我们，并且问我们一些当时的情况，我见正房已没有了东边的隔扇，令我遗憾！

我购买北京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邓先生著作《五石斋小品》，赵丕杰先生在“选编后记”中，对邓先生一生进行了大致的回顾：为飨读者，归纳如下：

邓之诚1887年出生于成都，祖籍江苏江宁，曾祖邓廷桢是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抗击英军的功臣；祖、父均娴于文史，长宦川滇。邓先生1921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30年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先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先生与陆志伟、洪煨莲等爱国教授被日军逮捕，囚禁将近半载。出狱后仍然拒绝为日伪之作，在家赋闲三年，靠出售藏书、典当借贷度日。

王世襄（号畅安）在成府村有菜圃（就是现在的北大附小），与邓之诚教授居住的蒋家胡同2号不远，这里还有个小故事讲给大家听：王世襄上邓之诚教授的课，曾经怀揣蝈蝈，正当邓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时，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怀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教室温度当然比外面高，蝈蝈在王世襄怀中很舒畅，自然振翅高歌起来。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了教室。但自王世襄母亲去世之后，王世襄才收心从此认真做事，成为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我與王世襄先生通过三封信，在第一封信中畅安先生说：“襄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直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到了1939年母亲逝世，才屏弃一切玩好，专心工作学习。”）邓先生是一位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爱国学者，著作等身，在世界享有盛誉。

我在老宅度过少年、青年时期，我的人生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世界观也是在此形成的，老宅给我留下很多温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