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新中国设计第一人”

满庭芳

2023年1月3日15：06，“新中国设计第一人”周令钊先生在北京离世，享年104岁。他在新中国形象设计上做出历史性贡献。

1949年至1987年，周令釗先生主笔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政协会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等设计；主笔设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票面整体美术设计。

瘦小男孩的成长之路

1919年5月2日，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母亲是美术教员，父亲善书法金石。他从小酷爱美术，在长沙读小学时，就被老师绘制挂在校门口的马克思、恩格斯等肖像所吸引。1932年，13岁的周令钊考入湖南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为了补贴家用，周令钊经同学介绍去长沙的中国国货公司做广告设计。谁也想不到，这个当时画着日用品广告的瘦小男孩，日后竟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第一人。

1938年9月，周令钊参加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的创作。抗战爆发，战火蔓延，怀着坚决抗日、誓死救亡的决心，周令钊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湖南抗敌画会，协同歌咏队、演剧队进行抗日宣传。1942年，周令钊加入柳州的抗敌演剧五队，并随演剧队赴缅甸慰问中国远征军。从昆明到缅甸，周令钊一路走一路写生创作，一幅幅中国军民抗战的作品，在前线流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青年时期的周令钊经历了连年战乱、颠沛辗转，走得更多的是“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成长之路。他认为，这段生活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真正的美存在于大自然、大社会，你得行万里路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美、体验美、创造美。”

开国大典前几个小时，

还在赶制毛主席画像

1949年10月1日，离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了。周令钊仍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拎着颜料桶在天安门城墙爬上爬下。梯子周围，很多人一边看着手上的表，一边紧张地看着他。直到他完成了最后一笔，大家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此前一个月，国立美术学院（中央美院前身）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说开国大典筹备处的同志点名要他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那时的周令钊才30岁。接到任务，周令钊便带着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脚手架，开始了工作。

考虑到毛主席的性格、风度和诗人气质，而且新中国即将成立，人民领袖应当充满胜利者的微笑。周令钊依然选取了那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作参考，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

1949年9月30日，画像绘制工作接近尾声，当时的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看画像。聂荣臻市长对画像上毛主席的神态和表情很满意，但提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画像中毛主席的衣领应该扣起来好些。周令钊马上进行了修改，改完后才回家睡觉。

然而，刚上床，工作人员就来敲门，说还有要修改的地方。原来，有领导提出把毛主席像下“为人民服务”几个小字去掉会更庄重，在画像上的呈现方式可以再改进，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马上改”。于是，周令钊火速赶回天安门。

此时，画像已经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打开了。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毛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修改谈何容易。当时设备非常简陋，没有升降机。在三个直梯绑成的巨型长梯上，所有聚光灯打向城楼。周令钊赶快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笔爬上去。

“我把‘为人民服务’几个小字先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使之看起来‘天衣无缝’。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我只能改完一部分，下来再上去，如此反复多次，终于大功告成。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就剩几个小时。”周令钊回忆。

为新中国设计新版人民币

1950年4月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副局长王显周和北京造币厂厂长贺晓初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先生的家。他们告诉罗工柳先生，中央决定设计新的人民币，这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将要发行的第二套，请他来负责主持设计工作，但必须严格保密。罗工柳先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他说，自己是搞绘画的，人民币设计属于平面设计，平面设计不是他的专长。他向王显周和贺晓初推荐了周令钊先生。

参与人民币设计人员名单经过严格审查获得批准后，罗工柳先生特地代表组织正式找周令钊夫人陈若菊谈过一次话，对她说，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不要打听周令钊的工作。陈若菊点点头，也没有多说什么。直到1959年，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工作启动，陈若菊也被调入人民币设计专家组，才知道周令钊8年来从事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家重要任务”。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先生立即住进了地处北京白纸坊的“五四一厂”（现北京西城区白纸坊街23号）。这是一个国家一级保密单位，戒备森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解密，挂上了“北京印钞厂”的牌子。

北京印钞厂在一座专家楼中为长住在此的周令钊先生安排了单独的卧室、专门的办公室，还配备了专门的“助手”。周令钊先是翻阅了古今中外关于货币方面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而研究世界各国钞票票面设计，然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新中国成立方针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新版人民币设计的灵感触发点。

为了拿出可供讨论的“靶子”，周令钊先生不断地将思考的过程画下来。他画的每一页纸，哪怕是一个小纸片，只要那片纸上有笔画过的痕迹，哪怕是一个不成形的图案，一根线条，都不能随便乱丢，不能丢进垃圾桶，更不能带出门，必须由现场“助手”编号、登记，装订成册，然后交印钞厂保密管理部门存档。为了尽可能减少废纸存档的数量，周令钊先生打草稿时在一张纸上尽量多画一点，画足它。

周令钊先生多次到北京故宫、颐和园、五塔寺等临摹古石雕、石刻和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先后画满了一大摞速写本。他还專门到山西大同云冈、甘肃敦煌石窟等地写生、临摹。

灿烂的中国古代艺术将自然界的植物、浮云通过变形，演化成各种装饰纹样，运用到器皿、织物、家具以及建筑物上的做法给了周令钊以穿越时空的灵感，他打破在钞票布局上传统的四框结构，把这些极富民族风格的纹饰用在票面装饰上，产生了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

人民币的设计牵动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周恩来亲自审核设计、印刷方案及每一个票版的画稿，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使第二套人民币设计主题思想明确，主辅币结构合理，设计庄重美观，图案颜色新颖，印制技术先进，防伪工艺独到。

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的11种票样，正反22面设计稿，全部由周令钊先生一张张画出来。因为要送中央领导审查，使审查者看到人民币的真实样子，必须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画面。由于钞票设计稿画幅小，那时又没有电脑或缩放设备，只能靠周令钊先生一笔一笔手绘，特别费眼力。当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成时，周令钊先生曾一度看不清眼前的东西，当年37岁的他不得不戴上了老花眼镜。

设计新中国首次授勋的

三大勋章

1955年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为十大元帅授元帅军衔，并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周令钊先生主笔设计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夫人陈若菊参与设计。同时，他们还参与了元帅服的设计工作。

1955年2月底的一天，解放军原总后勤部两位同志来到周令钊先生家。一见面，来人便笑着说： “我们以为您是那种‘德高望重’的样子，没想到这么年轻！”他们说明了来意，是想请周令钊先生为解放军设计新中国首次授勋的三大勋章。其中，各种勋章要分为一、二、三级。周令钊先生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说：“能做这个设计，是我的荣幸。”

周令钊先生翻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探寻三大勋章设计的主体思路。在澎湃的激情感召下，周令钊先生很快提出了三大勋章设计的视觉化表达思路，并画出了草图：

“八一勋章”的中心图案是“红星”和“八一”，突出反映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光辉史实；“独立自由勋章”的中心图案为红星照耀下的延安宝塔山，象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战争的革命大本营；“解放勋章”以五角星和天安门为中心图案，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历程。

周令钊先生提出的设计思路及设计草图很快得到军方批准。这套勋章的设计，外形厚重大气，信息明确，是一套富于民族传统和时代特色的设计作品。定稿后，夫人陈若菊也参与进来一道进行了深入细化的绘制工作，并精细画出每一枚勋章的立体效果图，以便生产制作。

艺术扎根中华大地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负责人找到周令钊先生，希望他能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设计一面团旗。在团旗设计之初，团中央的负责人说，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周令钊先生听完介绍就迅速起稿，大红色为底，长宽三比二，左上方一个金黄色的圆圈内，环绕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一面旗帜图案跃然纸上。周令钊先生设计的团旗图案参与了严格评选，获得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的同意批示。

短短数年，周令钊先生就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少先队队旗、共青团团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几乎所有国家级的重要设计任务。因此也获得了“国家形象设计师”的美誉。“设计工作总是要走在前面，设计的面貌很多，因为社会的需要是多样的。我也是因为这些社会需要，才从事了各种设计。”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认为，正是这样朴素无私的思想，使得周令钊先生和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中国设计艺术家一道，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

周令钊先生在其他画种，尤其是在水彩和水粉画色彩表现力上颇有贡献。他于1951年创作完成的油画《五四运动》是重大历史题材绘画中非常成功的一件作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四组）这套邮票中的设计上，邮票设计者周令钊先生运用了民族传统艺术形式，以渲染喜庆的气氛。而它的巧思在于，当把这套邮票按照面值10分+8分+20分顺序排列后，会出现一幅以天安门广场舞狮欢庆为中心，两旁的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等代表，仿佛就站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面向天安门，形成一个举国欢庆的整体场景。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建设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产生了大量公共空间，对这些公共空间进行建筑装饰的需求激增。

1982年，63岁的周令钊先生应邀为正在重建中的黄鹤楼设计一层大厅壁画。为了将黄鹤楼的浪漫神话传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周先生设计了驾黄鹤而飞的吹笛仙人和在黄鹤楼前举杯抒怀的诗仙李白，还活灵活现展示出壁画中的说唱艺人。

周令钊先生还是中国主题公园设计的先行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国最早的主题公园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华民俗文化村做的总体设计引人注目，如果没有几十年在各个艺术和设计领域中的实践积累，要想在主题公园复杂的内容设计上做到游刃有余是绝无可能的。

周令钊先生的艺术扎根中华大地，始终把“民族化”“民族风格”“民族审美”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这便是他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艺术追求。

回顾周令钊先生的代表作，每一件都是他对祖国的无言告白。周令钊先生的艺术是民族的、人民的，也是时代的。他以丰富漫长的艺术人生和卓越的创造力，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公共图像和集体记忆。画家黄永玉说：“周令钊从不张扬，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之际，***总书记给周令钊等8位老教授亲切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希望。收到回信，周令钊说：“国家、人民养育了我一生，草木也会成为有用之材。在我这棵树上的年轮，有过曲折、有过艰辛，好在有坚强的生命力。对艺术的认真、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生的习惯。我还要为美化国家、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

2019年，“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艺术设计行业唯一一位被授予该荣誉的，便是百岁高龄的周令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