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东明自传（节选）

王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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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我的祖籍浙江绍兴，于1915年生于天津小王庄，1920年搬家出关，1921年至1927年在铁岭，靠母亲佣工读小学，1927年迁居沈阳，靠哥哥做工读初中及高中。1928年以第一名考入省立第一初中，1930年以同等学历跳考高中，又以第一名考入省立第三高中理科。这时已有反日思想，在《三中校刊》上发表揭露日寇欺侮国人的散文。1931年考入天津北洋工学院预科。

进关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曾随全校去南京请愿。

我当时读死书，死读书，买了一本英国出版的讲字义解析的小字典，一个个读单字。但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这时我开始关心时局，常看报纸，爱读《申报》副刊“自由谈”上何家干即鲁迅的短文（同情爱国学生，讽刺反动政府）。

《北洋周刊》杂志编辑张树椿是京东人，1933级的学生。我投稿认识了张。我写的新诗表达思想苦闷和感到自己是弱者，题为《我几次徘徊在古河渡头》，“我几次徘徊在古河渡头，跺了几次脚决心要随水漂流/……我茫然回转了充满愁思的躯身，微嘘了一口气/这个不敢做弱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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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预科是由高中一年级学生投考的。保定育德中学和保定二师有进步学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各中学抗日爱国运动空前高涨。因此，1932年暑假后从北平、保定来了一批倾向进步的同学。这学期学生会请我担任《北洋周刊》杂志编辑，我主编副刊。

读了些进步书籍，开始给天津《益世报》副刊（马彦祥主编）投稿，写了些文章如《论厕所文学》《招待不周》《炸弹章》等讽刺反动统治。例如《炸弹章》：“投我以炸弹，报之以亲善……投我以炮火，报之以和约……”讽刺日本侵略。但也写过无聊及反动的东西，如写过一篇对鲁迅杂文吹毛求疵的文章，把鲁迅文章中说“肚子饿了要争饭吃”，作为“毛病”指为“光明的尾巴”。1933年下半年升入本科机械系，担任班长，与赵庭良（共产党员）同屋，因学潮罢课，我与黄诚等学同被学校反动当局开除。

1934年暑假，前住北平，准备投考大学。这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考了第一名，但我选择入清华大学。清华的同屋黄诚、吴承明、周嘉祺都倾向进步，我大部分时间读书写稿，参加进步活动不多。第二年与王永兴同屋，读了哲学、经济学书籍，思想有了进步，当时平津危急，曾想去南方农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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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在清华的发动酝酿，我是完全拥护、积极参加的。我参加签名并找人签名;我报名参加纠察队，并到各宿舍通知列队出发。“一二·九”游行未能进城后，我参加宣传队到附近农民家，及清河制呢厂去。我还自己办了《平斋壁报》宣传革命理论，发表关于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意见。“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时被打伤，反动当局宣布提前放假。我留在清华，参加了平津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宣传途中，我积极工作，教群众唱革命歌曲。

南下宣传回来后，1936年初参加下乡宣传及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回校后，蒋南翔要我与赵德尊、王永兴等成立清华“左联”小组。这期间，我做过下乡教“拉丁化新文字”，在农校教课，办刊物，撒传单等工作。参加的社团有“泡沫”社、“文艺青年救国会”，与刘曼生（现名谷牧）、黄树则、鲁方明（现名余修）等认识。还曾与张露薇合编《文学导报》。

我在给《泡沫》写的文章《当前文艺运动的任务》中，提到了“国防文艺”的口号，笔名用的是“未辰”。我还替《泡沫》捐款，向清华师生张申府、吴承明、叶笃廉拉捐过，又在清华合作社代销过《泡沫》。

那时间，我经常代表“泡沫”社去开秘密的会，可能是“文总”或“左联”召开的，地址常变动。记得清楚的一处是在东城北大红楼附近，沙滩大街西口当街的住家里，是中等家庭光景。还有一处是宣武门外一带的一个会馆里，在这个会馆里开过不止一次会。我模糊的记忆中，我到前门外开过一次这样的会。这样的会，都是只有七八个或十个人，都是代表各学校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的。刊物的名字有《文地》《文风》《北方文学》之类。记不清哪次会了，会上筹备成立了“北平文艺青年联合会”，简称“文青”。

“文青”是公开做社会活动的群众团体，曾在西城中国学院开过大会，由我当主席，请了张申府讲演（我到过张申府在清华的住宅几次，一次曾遇到姚克广即姚依林也在他家。当时，我认为张是进步教授）。

1936年4月间，“泡沫”社被查封，因此我去天津三哥及表哥家里躲了一两个月，暑假中又回清华，与叶笃廉（又名叶方）同屋。为《浪花》（“泡沫”社后身）、《新地》（清华文学会编）、《光明》等刊物写稿，又为天津《益世报》编半月刊“生活文化”。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我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左联”。1936年，一些进步同学都入了党。我因这期间与韦君宜闹恋爱纠纷，我粗暴野蛮，在校内名声很坏，组织上没有把我作为发展党员对象。1937年初，我與吴承明谈起入党事，吴说可找蒋南翔。我去找了蒋南翔，提出要求他介绍我入党，他表示同意。过了不久，杨德基（现名杨述）找我谈，说党组织已同意我为中共党员，无候补期（当时参加“社联”“左联”的入党都无候补期）。1937年春，由蒋南翔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杨述单线联系。我入党的事告诉了韦君宜，当时她已是党员。

过了一些时候，韦君宜忽然不告诉我而离开了学校。我找到她的妹妹、清华女同学都没有问到下落。又过了些时候，我接到韦君宜从太原的来信，说她已到了太原，那里的救亡运动空气也很沉闷，并提到我不要去太原找她。我为了个人的目的，向杨述提出要求组织同意我去太原“牺盟”工作。这样，我就离开北平经过石家庄，到了太原。

我到太原住在“牺盟”的机关宿舍。到太原后，才知道韦君宜已离开太原，回到天津家里去了。这样，我在太原找她的个人目的就落了空，加上“牺盟”当时的工作，没有许多事情，他们并未积极留我在太原，安排我的工作。因此我就不想留在太原工作，仍想回北平了。于是，我就决定自行回北平了。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我在平津通车后由平去津，又与叶方同乘海口轮离津赴沪，因“八·一三”抗战爆发，改在烟台上岸，经济南去南京，九月下旬组织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我任宣传部长，出发到淮南矿，在合肥、巢县一带宣传。十月间我去长沙临时大学复学，在南岳临大文学院读书并做些宣传工作。因临大又将迁到昆明，我于年底去武汉回到宣传团，在红安、麻城，后又去信阳工作，直到1938年4月宣传团解散。

1938年5月，我在武昌通俗读物编刊社任编辑（编辑主任王日蔚现北京师大王真，同屋赵纪彬现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与叶方一同去桂林工作，由邹韬奋（投稿认识）介绍在中华职业学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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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秋随同五老（董、林、吴、徐、张）乘五辆大卡车由重庆办事处经成都、西安到延安。1940年9月到中央宣传部，在国民教育科工作一年后，中央研究院成立，我调到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这期间参加了延安的文艺座谈会及整风审干。在整风中，由于我的错误思想存在（如说，周作人散文写得好，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比我们的办得好等）受到揭发和批判，历史经过审查，结论是“‘九·一八参加进步活动，‘一二·九参加革命活动，政治历史无问题”。1943年我领导写作小组（三人，还有吴伯箫、杨朔）参加边区参议会采访，又在党校一二部整风大会整理记录，1944年调中央党校四部做教员。

1945年抗战胜利，10月间我随同青委干部大队徒步离延安去东北。

1950年至1953年在南昌大学任秘书长、党组书记。1950年6月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10月间土建学院成立，我在土建学院工作五年，1958年4月调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5月兼省文联副主席。

1952年春在萍分车站与查票员争吵，列车缓开，《人民日报》读者登报检举，因而受到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警告处分，一年后撤销。

1960年3月至1961年10月下放锻炼，在郴县滁口林场任副场长。1963年5月底调回湖大任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