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怀“旧”（上篇）

耕臣

“一九”有感

岁末，初入“一九”。然，寒潮南下，北风呼啸，京城如入“冷冻室”般。殊不知，这般寒冷老北京人曾司空见惯。

20世纪60年代，衣薄腹空，多见零下十几摄氏度。虽木制门窗缝隙粘贴报纸，门外吊挂棉门帘子，可屋内燃煤火炉供热有限，室温可想而知，老有点唧唧嗦嗦的。出门在外的人进得门来，一股凉风随之涌入，半间屋子都凉了好些，人进门第一件事，伸出冰凉的手掌直奔火炉子上的烟筒，手凉烟筒热，不能紧抱着烟筒不放，只得不断地在烟筒上磨蹭取暖，以至于每家火炉烟筒都有一段发亮的部分。

晚上，拿进屋里一个冻得像砖头般的柿子，冲洗、浸泡，稍软后即食。食罢，体温抢尽夺干，浑身战栗不止，嘴上边说着“痛快，痛快”！边麻利儿地钻进被窝继续哆嗦去了。老北京形容这模样叫“武大郎卖宅子——从前门量（凉）到后门”。（武大郎的“武”读“无”）

地球变暖，生活改善，转眼今日。且问：腹中食物短缺？御寒衣物有无？毋庸置疑，天翻地覆之变！

“二九”囧事

京城胡同院内 “茅房”多设于院内西南角处，缘由不详。

“茅房”多为简陋旱厕，奢者砖砌长方池储便，贫户埋入地下水缸一尊了事。

“二九”寒风嗖嗖，直吹得电线发出哨一般的响动;吹得院儿里老槐树有点儿站立不稳;吹得憋着一肚子排泄物站那儿发憷上茅房的人，没别的，就是冷。

屎尿不等人啊，一溜小跑钻进“茅房”，风倒是小了点，冷可依然存在。粪缸周围泛着烟筒油子色的黄冰，蔓延到一两米以外，要是穿双塑料底鞋蹲在那儿，保不齐还出溜下来呢。

冻柿子

上“茅房”，会抽烟的点上一根烟，说是既过烟瘾又闻不见臭味儿，不抽烟的攥着草纸在鼻子底下蹭蹭，等着完事。排干泄净后，已是两脚蹲得麻木，手指头冻得生疼，僵硬的手掌伸向硕臀有点不听使唤，操作不好也许会杵漏草纸弄得更恶心。

都过去啦！现在还有几个叫“茅房”的？俗点叫“厕所”，高级点叫“卫生间”，还有叫“化妆间”的呢。不信？您就在同事面前叫“茅房”试试，准得说你是“土鳖”。

现如今，胡同里的厕所都带空调了，您信吗？还甭说一部分家庭马桶装上了冲洗系统。一按电钮，一股暖流滋来，既卫生又舒适。几十年前您敢想吗？

“三九”说水

20世纪60年代冬，滴水成冰，零下十度余司空见惯。管道非逐院贯通，无管道户家中男孩承此重担，或一扁两桶百米外挑得回家，或兄弟几人轮换，单手左右摆动状提水到家。水桶内漂有一块木板，无论有多晃荡，水都难以遗洒。每户皆有水缸一尊，或大或小续满为止。

小院有管道，一只铸铁水龙钻出墙外，四户几十口人饮水皆由龙头吐出。寒冷季节转眼冻住水龙头之事常有，一旦龙头冻住后果严重。寒冬，一旦遭遇险情，全院齐动员。将毛巾缠裹于水管、龙头之上，脸盆于龙头之下接受余温之水，各家炉火烧水支援，开水一壶接一壶浇，直浇得龙头“哗”的一声喷涌而出，全院欢呼雀跃，各家赶紧提着铁桶往自己家水缸注水，一时间小院的温度随着水管子开化似乎上升了几度。

齐腰深的水缸灌得溜满，还得在缸边放上一桶水才算得这件事圆满，家大人盖上水缸，把水舀子搁在缸盖上的那一刻，心踏实了。

天儿短，一会儿工夫天就黑了。各家煮杂合面的、喝疙瘩汤的都弄个暖和，吃完了妇女归置归置屋，孩子们帮着刷家伙，15瓦灯泡发出的微弱灯光映在窗帘上，一家人影影綽绰如同皮影戏一样晃动，好一幅老北京市井画儿，想起来心里就暖和。

“回水啦啊！”脆生的嗓音响彻小院。这一嗓子隔壁那院儿都能听见。西屋大婶掩着半拉门探出脑袋说了声：“得，他大叔您受累。”东屋传出纯正的山东话算是答复：“俺们都躺下了，大哥您辛苦。”井盖和井沿碰撞了几声后，各屋先后拉灭了灯，小院恢复了冬天的宁静。

那时候北京人口少，生活水平低，用水量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可那还提“节约用水”呢，打小宣传教育“节约用水”，各种宣传形式随处可见，可见节水意识深入人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北京的楼房多了不知道多少，又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口，用水是个大问题。甭说别的，就是每人撒完尿还得冲一回水，这得使多少水？这事儿几十年前根本不敢想啊！这都得归功于南水北调这个巨大的工程，用水不像原来揪揪巴巴的了。

从小时候水桶、水缸到现在的随手一拧，是多么大的变化呀！也是这一代人的福气。

“四九”话冷

“四九”常逢春节前后，也是全年最冷的季节，人都缩手缩脚的，嘴里哈着热气，一溜小跑着，就是一个字——冷。

那时候能冷到手一摸门拉手粘上了，再拽下了的时候掉了一层皮;洋镐猛力刨下去，地上就是一个白点儿。早晨起床最憷头的就是穿衣裳，冰凉梆硬的衣裳往身上穿真是痛苦，家长给孩子穿衣裳都得在烘笼上烤烤才能穿上。玻璃上冻得白花花一片，根本看不见院子里什么样，孩子用手指头在玻璃上融化出各种文字和图案来玩。

院子里的水缸

胡同里的孩子可不管冷不冷，照样还是出去疯跑。等玩儿够了，回家觉着手脚有点痒痒，还有点红肿。得！冻了，家长不用大夫就确诊了。那时候，孩子出去玩儿基本没有什么防护，尤其男孩子玩儿弹球，弹得俩手红肿没法儿瞧，再加上天冷没有不冻的。回家后，气得家长一边给孩子烫手一边数落：“瞧你这爪子，还怎么要？”家长用手巾蘸热水敷暖红肿的创面，孩子龇牙咧嘴使劲想抽回自己冻伤的小手，就这样在骂声和呻吟中完成了这次治疗。

那年代吃的、穿的都不行，御寒能力不行，您看街上走的人都是唧唧嗦嗦的，一脸的苦相。没辙，不都是穷闹得吗？

40年来，生活好了，再搭着全球变暖，好像都忘了原来那个冷劲儿了。那时候敢想现在的服装薄、轻、暖吗？现在可好，越是冷越穿得精薄。怎么回事？条件好了呗！出门就钻进汽车，下车就进暖和的楼房，再就是吃得好，热量足自然就不冷了。 得！算您赶上了，享福去吧。

“五九”忆事

在我的记忆里冬天很长、很可怕、很难熬，从一入冬就得戴上棉帽子，一直得等到开春后才摘了。

大多数孩子戴的棉帽子都是一个样式。蓝色布面缝制，里边絮有棉花，前脸有短帽檐，下半部分能翻折到头顶，一根布带在顶上系上一个花扣，谁要是有个栽绒帽子就让人羡慕了。

西屋发小戴的帽子跟我的不一样，是一顶皮帽子。“你戴戴我的帽子试试”，他很大方地让我试试。我接过帽子戴在头上，就像一个厚厚的热笼屉扣在脑袋上一样，一种从没有过的温暖从头涌来。这是一顶皮帽子，厚厚的绒毛围裹着我的面颊，一下就温暖了我冻僵的耳朵。

我恋恋不舍地摘下皮帽子还给他，重新戴上我的那顶棉帽子的时候，觉得我的帽子怎么那么薄、那么凉呢。从此，皮帽子就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在我上中学的年代，时兴羊剪绒帽子，高干子弟或经济条件好的同学都有这样的帽子。一顶价值不菲的帽子戴在头上，既有时尚也有灾祸，因帽子引起的斗殴屡见不鲜。帽子有黑色或棕色皮面之别，羊剪绒基本都是棕色，当时的价格是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如此之高的物件我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这个情结直到我工作后实现了。当年除了钱攒够了之外，还得有路子买到，这可是紧俏商品啊。当年，我的同学李嘉琪是盛锡福鞋帽店的售货员，托他帮我买了一顶羊剪绒帽子，算是圆了我的帽子梦。听说，后来他当上了盛锡福集团董事长，也成为这段故事的佐证。

现在的北京冬天没有早年间那么冷了，见不着戴皮帽子的了，我那顶羊剪绒帽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留下的只有回忆了。

（编辑·张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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