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戴长征 曾思捷
2018年6月,***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即***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地位。***外交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经验、智慧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方案。***外交思想必将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外交思想是指在对外交基本问题进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外交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系列基本理念、观点和方法。***总书记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提出者和创立者,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有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工作经验,对百年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着全局性、整体性的把握,对世界何去何从的世界之问、人类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有着深刻理解。在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这一重要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重大论断彰显了***外交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外交思想产生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关键阶段,产生于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复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日益迫切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及时回应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其核心要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中国,中国要始终与世界携手同行。
第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长期以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式治理的理念、规则、制度和规范占据主导地位,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发展中国家倡议的治理实践则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排挤。在西方主导的治理格局下,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红利远不足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为融入全球化而付出的代价,诸如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劳动力受到的大规模压榨等。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不能以牺牲一方利益来成全另一方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外交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主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应在全球治理规则、规范中得到充分体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顺应时代潮流,使其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外交思想是在国际关系性质、内容和特点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些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国际关系现象中。首先,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逆全球化浪潮兴起。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供应大量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中低端技术等要素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的红利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长期失衡。其次,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产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文明之间展开了对话与沟通,甚至在一些共同价值追求方面产生了文明互融。然而,一些西方国家试图用单一的文明标准界定一切,对其他文明强行实施改造,引发了文明间的冲突。再次,和平与发展在成为时代潮流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在霸权思维的驱动下,美国联合盟友在全球范围内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使原本处于比较正常互动状态的中美关系遭受严重冲击。最后,在传统安全威胁未能消除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又不断增多。跨国公司在侵蚀国家主权的同时,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也持续肆虐,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到且应得到正确回应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世界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面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局性、历史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就成为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近十几年来,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逐渐出现新的变化,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民粹主义抬头、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等现象表明,既有的外交理论与观念难以指导当今世界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亟待新的思想来引领,***外交思想蕴含着对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全面超越了传统外交理论与观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西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虽然逻辑起点不同,也都有合理成分,但均存在片面性。这些理论不能全面回答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面临的新问题,更不能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现实主义理论过于强调人性消极的一面和生存利益的绝对性。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国家之间为了绝对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必然将处于无休止的相互斗争中,各国的资源和能力不可避免地大量消耗于国防开支、军备竞赛甚至战争,世界的和平发展将难以保障。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国际体系物质结构的客观存在,虽然认为国际制度的原则、规范可以降低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合作,但其观点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之上。实际上,国际合作中的成本和收益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基于理性选择的国际合作难以长久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亚历山大·温特提出的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存在观念结构,在国际体系中,施动者的互动与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互构关系。但是,这一理论对于观念塑造的具体产生过程与作用机制缺乏细化分析,例如,它无法深入回答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参与并未改变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规则。此外,诸如较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也并未提出建设性、完整性的理论方案,其研究案例也不具备广泛代表性。可见,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需要具有时代性、超越性的理论方案。
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本身存在多重逻辑矛盾和悖论。西方发达国家不顾各国人民的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向他国强行输入西方自由、民主,以单一的普世价值标准强行改造他国政治制度和干涉发展道路,这本身就违背了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理念。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类似的所谓“改造”失败后,被“改造”的国家又会转而成为恐怖主义、极端宗教思想和毒品泛滥等问题的受害者。事实证明,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给各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深重的灾难,也给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增加了严重不稳定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但不予认可,反而视为威胁和隐患。这充分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边享受着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一边打压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其所作所为具有明显的双重标准,是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践踏。
与美国和西方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人民在价值追求上的共通性,认为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是互相成就、互为因果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不是西方的专利,不能为西方所垄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方式也是多元化的、有差异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合,共为一家”等观念,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换句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鲜明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突出了“仁爱”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祥和,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
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为全球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主观上,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为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国积极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还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抓手,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助于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繁荣发展具有持久、深远的意义。
***外交思想从历史、全局的高度把握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运动方向,回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外交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人类主义一脉相承。***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蕴含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转化的重要原理。总体国家安全观揭示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反映了中国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一贯立场。***外交思想把继承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使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焕发出新的光彩,实现了中国外交理论的重大飞跃。***外交思想准确把握住了万物共生的世界本质,形成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取向,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外交思想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将促进世界共同繁荣、进步作为前进方向,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兼济天下的胸怀,深刻反映了在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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