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武心波　严安林　牛海彬　王健　周方银

【关键词】  外交哲学  中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  区域国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22）04-0001-20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2204001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当前，对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而又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进行再学习和再认识，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外交思想与西方的外交思想存在着明显甚至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则是***外交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意蕴，其所依托的外交哲学的学理路向与西方外交哲学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体系。围绕***外交思想的逻辑起点与哲学意蕴，本文从文化差异入手，采取东西方比较的方式，从外交哲学的高度进行初步探讨。

价值判断不同于科学判断是外交哲学所要研究的最根本问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在社会中本体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中西价值观、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存在根本差异。具体而言，西方把“小我”即个体看成是最高的价值尺度，形成了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认为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至高无上，由此形成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中国则与之相反，往往把“大我”即群体看成是最高的价值尺度，形成了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个人只是群体的组成部分，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由此产生了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中西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国家理论、国际政治理论、乌托邦理论等也截然不同。

例如，西方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基于个体本位的人进行提炼和概括所提出的“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经典理论假设，就成了几乎覆盖西方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成为各种理论的共同逻辑起点。认为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所有的行为体都是“逐利而自私的理性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西方主导的近现代化历史进程已有几百年，发展至今，原子时代的个人主义已走向极端，步入僵化，呈现出一种颓势、一种历史终结的征兆。如当下西方社会对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治理，因个人主义极度泛滥而导致的失控与失序，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内乱象丛生，基于本国利益绝对优先原则的国家间恶意冲突与倾轧不断等，都是这一价值观的折射和外在延伸。目前，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个体死了”的口号，就如同早期西方高喊“上帝死了”一样，具有同样深刻的时代政治哲学背景。

***外交思想是以群体本位为逻辑起点，站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高度，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公平正义理念是一种最高的价值诉求，其与西方的基于绝对个人主义逻辑起点上形成的狭隘的国家利己主义价值诉求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外交思想是对个体本位的匡正，是对“经济人”基本假设的纠偏，是对西方国家理论逻辑的改造，也是對国际关系理论的极大补充和完善。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对此，性善论和性恶论分别给出了“善”和“恶”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并且彼此争论了两千余年未有结果。人性论本质上是主张人性而非认识人性，是关于人的假设而非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描述。人性论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构成了外交哲学的基础。东西方在人性论上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由此决定了各自逻辑起点的不同。

西方主张“人之初，性本恶”。中国古代虽然有性善论、性恶论、无恶无善论、有善有恶论等，但对人性论的主流看法和主张却是“人之初，性本善”，人性生来向善而非趋恶。基于性恶论的个体本位和基于性善论的群体本位这两种不同的逻辑，构成了东西方外交哲学各自不同的逻辑基础和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西方基于性恶论的个体本位逻辑导向推演出了一整套完整而系统的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还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无论是《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鼓吹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的作者艾利森所宣扬的修昔底德陷阱等。这些学者提出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和理论假设（如个体理性、不择手段、自然状态、丛林法则、他人是地狱、零和博弈等），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理解国际关系的一种既定的方法和逻辑。

***外交思想毫无疑问是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历史地延续了中国对人性善的传统理解和主张，同时也顺应了人性不断进化和时代不断发展的潮流，基于人的自我完善、自我觉醒的精神追求，强调共生性、相互性、和谐性，形成了诸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最新的外交理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从性恶向性善，从“小人”向“君子”，从“经济人”假设向文化人、道德人的自我预期，从对一己私利的价值追求到对人类共同利益和目标价值追求的转换，引领人类迈入新时代。

本体论（Ontology）是探究世界本原的哲学理论，也是关于存在的学说，是外交哲学的重要基础。东西方在本体论上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决定了各自逻辑起点的不同。

西方的外交哲学关注的是物的世界，偏重于对客体世界的本源探究，彰显出一种物质本体、自然本体的逻辑偏好，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乃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作为外缘的、离开主体而客观独立存在的实体。在探究物质世界本源的过程中，竭力排除人和人的主观感知和主观认识作用，追求物质世界终极性的真正的存在。基于这一逻辑起点，西方倾向于物质决定论，善于用物质、工具和科学的进步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习惯于用暴力方式解决各种问题。在世界体系内，则重视权力的分配、行为逻辑、力量均衡以及制度安排等。

中国的外交哲学关注人的世界，偏重于对人的主体世界的本源探究，彰显一种对关系本体、观念本体、精神本体的逻辑偏好，具体表现为孔子的“仁”的本体、老子的“道”的本体、佛家的“性”的本体、《易经》的“无极”本体等。在探究人的世界的根本存在的过程中，尽量忽略或排除物质因素的外在干扰，关注人的主体性和内在性。中国因此而倾向于观念的能动性和观念对客体的建构作用，善于用思想和理念的进步、通过知行合一的历史逻辑框架来解释历史发展，通过改良的方式解放思想、不断自我更新观念来推动社会进步。在天下体系中，重视观念的分配、思想逻辑、和合共生以及关系网络的打造等。

当前的世界体系是由西方定义的体系，是由偏重于物质本体的西方所打造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在结构上是物质性的，在安排上是权力和制度性的，而观念、思想等道义精神则退居次要，只起到点缀或美化的作用。但是，人类已进入新的重大历史转换期，***外交思想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具有深厚的本体论基础，不仅弥补了西方重物轻人的本体论缺失，而且在历史转换和未来世界秩序的重构中呼唤着人的回归，帮助人们重新找回人并确立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这无疑是外交领域的一场本体论革命。

中西外交哲学的逻辑起点与逻辑体系虽然不同，但却具有指向普遍性的可能，而这种普遍性的实现绝不是以排斥对方、唯我独尊为前提的单边诉求，而是基于文明的交流互鉴，在相互激荡、互补共生中实现。也就是说，东西方只有共存一体（东西合璧）、共生互动、取长补短、王霸共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与人类普遍性，才能共同面对世界问题，并共同解决世界问题。

为此，面对未来世界的重构，***外交思想以中国自己的逻辑对缺失的世界进行再定义，用不同于西方而又与西方高度互补的视角去弥补和完善西方单一视角下认识世界的先天不足和偏差，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与人类的普遍性，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外交思想将深刻地启蒙世界，引领人类进入精神再次觉醒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正在国际关系学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盛事。既然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首要的关键词当然就是“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人把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 的本质要求。其次是“国际关系”这一關键词，即如何正确看待因疫情而加速变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回答***总书记提出的“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所面临的时代之问、世纪之问。我们需以***外交思想为指引，妥善处理好“百年变局”中的五大矛盾，即五对对立统一关系。

第一，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个趋势，但当前逆全球化力量可观，且来势汹汹。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影响巨大，而且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四对次要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是不封闭国门与严防疫情扩散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增强了社会大众逆全球化的意识和力量，也推动了各国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甚至提升了民粹主义的全球影响力，但防控疫情事实上要求开展全球合作，各国不能“自扫门前雪”。二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疫情暴发后，在空间布局上，产业链相对较短的区域化分工的优势更加明显。由于多边贸易体制受到限制，区域性贸易协定蓬勃兴起，全球生产分工趋向于区域化。从理论上看，区域化更能适应生产地靠近消费市场，更能顾及供应链集聚、安全与增效的要求。从实践上看，区域性的生产网络事实上已形成亚洲、美洲、欧洲三大区域中心，《美墨加协定》（USMCA）的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形成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加快了经济区域化的进程。2020年，欧洲区域内贸易占其全球总贸易量的70%;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比59%，比2000年提高7个百分点。RCEP的生效必将强化东亚与东南亚的经济区域化层次与水平。近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也取得积极进展，一些相对封闭或侧重内部循环的区域经济圈将逐渐增多。三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本土化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为了防控疫情，世界主要大国基本上采取了有悖于全球化发展的政策举措，比如控制人员跨境流动、出台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美国基于政治因素在多领域与中国“脱钩”。中国则科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四是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与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发展的倾向，产业保护政策盛行，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重重障碍，导致国际经济合作的泛政治化现象突出。

第二，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这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影响巨大，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当今与未来世界最主要的对立统一关系。学术界过去多认为中美关系问题是由中美双方认知差异所致，是彼此互信的问题，即经贸高度依存、互信高度不足。但目前美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认为中国要当“全球霸主”，甚至声称中美之间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立”;而中国一直强调没有称霸的想法，中国并不想替代美国，“中国梦”就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中国梦”与“美国梦”并不冲突。事实上，目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政策，实施全面化、体系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的对华遏制战略，因此，当前中美之间的对立及其表现本质上是霸凌与反霸凌之间的对立，遏制与反遏制之间的对立，压制与反压制之间的对立，干涉与反干涉之间的对立。特别是美方不断干涉中国内政，迫使中国不得不在涉台、涉港、涉海等一系列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坚决斗争。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所言，“面对外部干涉挑衅，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坚决顶回各种侵权霸凌行径，展现了中国人的自信、自立、自强，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底气、骨气。”

在中美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中，也存在若干次级的对立与统一现象。一是中美之间合作与斗争同步发展的现象。中美不仅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了相当不错的合作进展与成就，而且在俄乌冲突后都曾全力以赴稳定全球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中美贸易关系逆势上扬，双边贸易额在2021年再创新高。二是两极格局与二元化发展的现象。在经济发展上，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在疫情后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呈现“经济G2”现象。同时，美国为了打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俄乌冲突强化与欧洲国家在能源与粮食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提升与亚太、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层次。美国持续对华进行贸易战、科技战，实施越来越严格的科技管制政策，推动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链回归其本土和盟国。全球科技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出现二元化趋势。三是多边主义与“伪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同步发展的现象。在发展与东盟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坚持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坚持“10+1”“10+3”合作，全力推进RCEP的发展，倡导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但美国却热衷于推行同盟化、集团化、对抗化和排他性的伪多边主义，造成了世界的对抗与分裂。总之，中美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体现的正是王毅所强调的“两种取向”“两种趋势”的关系。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重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而另一种则是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致力于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共赢，践行平等尊重。两种取向、两大趋势的博弈和较量，必将深刻影响人类和地球的未来。事实上，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存在自身战略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盟友与伙伴利益不尽一致，美国自身受到国内问题的羁绊，这是中美对立与统一关系中美方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三，迅猛的科技创新呼唤全球合作，但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科技竞争不断尖锐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科技在不断改变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科技驱动的经济在各类经济中一枝独秀，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幅提升效率，但由此也引发了大国间科技竞争更趋激烈，数字经济对抗升温。从理论上看，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是造福全人类的好事，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合作，科技无国界。但在地缘政治回归、大国竞争加剧、冷战思维持续，特别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全球科技政治化现象突出，并由此催生了全球科技二元化，即科技上的两种体系。全球科技与产業链、供应链、价值链等可能出现二元化趋势，甚至形成两套体系。

第四，“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对立统一。近代以来，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的西方世界在经济与军事的方面一直占据领先地位，并凭借在军事、科技与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优势在全球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从而主导与影响着包括东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演进方向，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经济发展则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目前世界格局的西强东弱与东升西降同时存在，而且世界格局与主要力量的变动必然反映在全球治理中。东西方角色与作用的变化，造成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甘心失去全球秩序和规则主导权的问题。与此同时，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明显快于北方国家，也一度使南北关系趋于平衡。但疫情的暴发又使东方世界与南方国家受到的经济与社会冲击比西方世界与北方国家更大，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速不如疫情之前，这到底是一时的问题还是常态化趋势仍然有待观察。

第五，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叠加与转化的关系。传统安全威胁以往一直是国家与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挑战，如今也依然冲击着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如因地缘政治而引发的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与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等造成巨大冲击。同时，近几年来，非传统安全不断影响人类的生活与生产，如世纪性疫情对人类社会与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成为二战以来首次全球性、多领域的系统性危机。疫情暴发促进了大国协调，也激化了大国竞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两类安全问题相互叠加并互相转化，加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对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两大共同挑战，也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政治时代的引领性思想

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国际政治迈入世界政治与全球政治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是指导性思想的转换、升级。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逐渐发展到主权平等、相互依赖的全球治理阶段，人类社会始终在努力摆脱自然法则的桎梏，走向更为理想的生存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人类社会进入全球政治时代后应运而生的重大倡议和引领性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观点是在联合国这一最能体现战后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发表的，对如何在21世纪更好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给出了中国方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提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从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五个方面指明了努力方向。在此过程中，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进一步明确了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时代命题的缘由和内涵。在谈及缘由时，他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科学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方位、共同愿望、挑战风险和生存家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强调了理念和方向的重要性。他回顾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指出“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社会进步观念的传承与发展。***进一步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进而，***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时代成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高度评价中国外交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强调在新时代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决定意识。当今国际政治的面貌和制度设计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科技革命不断推动和塑造的结果。人类社会虽然遭遇过殖民统治、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但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世界意识、地球村意识和人类社会的意识得到空前强化，经济地区化、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国际政治迈入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的新时代。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世界向何处去、世界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以民粹主义、冷战思维和逆全球化等为代表的思维和动向表明，世界政治仍然充斥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思想混乱。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指导性，正在对全球政治的走向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是一种有生命力和鲜明中国特色的世界观。

在《世界政治：趋势与变革》一书中，西方学者在努力寻求一种全球政治的范式，并提出了事关21世纪全球发展前景的十大问题。 结合当前世界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新争论、世纪疫情、俄乌冲突等新情况，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仍然很有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中国的经验和世界的眼光出发对部分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一，如何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上一些逆全球化和“脱钩”等声音，***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批驳了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强调“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中国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国不仅在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而且大力建设致力于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成为经济全球化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品格的全球公共产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的关注，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也不得不推出各自的发展合作倡议。中国的理念和行动有利于经济全球化更加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互利共赢的国家利益观。基于国家利益行事是国际政治的铁律，但国家利益的界定却常因世界观不同而大相径庭。同样是美国人，不同思想流派的政治家和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也往往相去甚远，正确的世界观有助于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 正是基于这种更加广阔、更加包容的国家利益观，中国在处理中外关系上信奉“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理念。中国外交因此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第三，对世界前进方向的引领。受历史观局限，西方学者一度提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冷战思维的回潮也预示着有关人类向何处去的制度、道路和意识形态之争仍然在持续。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治理体系受资本逻辑支配，具有等级性和殖民性。 与这些具有局限性的历史观、世界观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形态，从实践上批驳了历史终结的论调。发展模式及发展路径各异不代表各国不能就全球议程和人类利益开展合作。各国需要从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责任入手，通过确立全球意识、全球价值、全球制度、全球主体寻求解决之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哲學上体现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即一个命运与共的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共存，多元互动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源泉与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础。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外交思想中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先后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殊权利，赢得了亚非拉三大洲人民的信任、合作和支持。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在继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秉持正确的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也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国家利益观的超越，更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的反对和否定。它强调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要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并充分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外交往中为人类谋进步和幸福的基本价值追求，符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不仅是正确义利观的倡导者，也是坚定不移的践行者。仅以疫情期间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为例，2021年***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核心就是加快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可及。目前，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21亿剂以上疫苗，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率先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迄今已同20个国家开展合作生产，年产能达到10亿剂，为弥合“免疫鸿沟”作出了积极努力。 中国也是G20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正是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取得了新进展，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外交的天然同盟军和重要战略支撑力量。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各种反华提案中，发展中国家始终与中国站在一起，给予中方坚定支持。

“真、实、亲、诚”是***对非工作的重要方针。2013年3月，***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演讲时指出，“中非关系的本质特征是真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中国进一步强调，“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这明确体现了中非交往所秉持的基本准则。“真”就是交真朋友，在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实”就是一要落实，践行承诺，不折不扣地将对非洲和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合作落到实处;二要实际，在与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中要讲究实际，取得实效。“亲”就是重视民心沟通，加强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诚”就是坦诚相见，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必然会存在认知差异，因此对不同看法和认识要加强沟通，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解决。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对非外交思想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交思想和理念的集中体现。在“真、实、亲、诚”理念和方针指导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中非合作论坛战略机制推进下，从“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到“九项工程”，中非双方制定了一系列合作规划，中非合作取得重大突破。阿拉伯世界也是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提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确立了“1+2+3”的合作格局，并表示中国始终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以中阿合作论坛为重要合作平台和机制，中阿全面合作快速发展。此外，中国还构建了中拉论坛和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同时，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统一制定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政策，并协调援外重大问题。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与完善中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与发展问题，努力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15年9月，***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时强调，“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50年来，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始终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中国没有辜负发展中国家的厚望，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兑现了这一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支持也从未缺席。2021年9月，***在联合国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该倡议旨在用系统、整体、协调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其中特别指出，要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进入新时代，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秩序重构指引方向，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2013年3月，***访问非洲时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随着中非、中国-东盟、中国-中亚、中阿、中拉等共建命运共同体倡议相继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广泛、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平台。目前，在全球70多亿人口中，能够使用现代基础设施的只有30亿人。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这將有助于破解发展中国家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困局，为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以南南合作为抓手，充分利用国际机制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并承诺2030年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达到120亿美元。2015年11月，***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宣布设立200亿元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邀请了多个发展中国家与会，2017年9月的厦门金砖峰会和2018年7月的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采用了“金砖+”合作模式。2021年7月，***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5周年致贺信时强调，中国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进一步释放南南合作潜力，共享发展机遇。

随着国家实力快速上升、全方位外交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企业和民众大量走向海外，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政府、企业、公众深入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与需求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快速发展，呈现出繁荣态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区域国别研究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为了更深入准确地认识世界各国和相关区域，需深入对象国社会，从其内部了解研究对象，避免把对中国的认识简单套用到其他国家身上;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直接、间接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功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是为了认识而认识，而是为了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更好地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还有一些需深入开拓的未知领域。***外交思想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关于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洞察与论述，以及对时代特性的深刻把握与认识，对于在变化的国际背景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区域国别研究本身试图追求一种客观知识，但是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重点、研究方向以及取得的成果内容还是有所区别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区域国别研究置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秩序经历转型、全球治理处于变革过程的宏大背景下，从而具有更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内容更有针对性，更好地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方向。在国际格局变化、世界秩序调整、大国关系重组、国际社会经历观念变化的背景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各国的本质特征、行为模式、互动特点，获得很多在国际格局稳定时期难以得到的关于区域国别的知识，使我们对区域国别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学术研究，既具有知识的基础性，也有很明显的认识上的时代性。***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能敏锐把握时代的特性与发展方向，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权力政治回潮、保护主义上升的国际环境下，***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亚洲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等方面的理念，具有超越时代的含义。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方面，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在区域国别研究过程中予以回应，有一些时代之问需要从学术上进行系统阐释与回答;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人员需要有超越时代的思维和视野，这样既有助于在研究议题上进行超前布局，也可以让研究成果更好地发挥指明国际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在这个方面，***外交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引。

第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目标。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根据研究领域划分的学科不同，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是一定地域范围的实体。由于国际上存在着数量可观的研究实体，一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很难全面、完整、均衡地覆盖世界各国和各区域。各国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对研究对象往往有比较强的选择性，其中一个普遍的考虑，是研究对象与本国利益的相关性。国家利益考虑影响了很多国家区域国别研究过程中对主要努力方向的取舍，各国往往重点研究那些对本国利益具有重要关联的区域、国家。如美国在冷战时期特别重视对苏联的研究，当前特别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则一直重视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新加坡十分重视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研究。

***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实际做法具有不同内涵和方向的指引。一方面，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无疑要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外交思想指导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又要超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考虑。从狭隘国家利益出发进行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展关于对象国的深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本国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采取以邻为壑做法的可能性。如在一百年前，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达到相当高深的水平，但这样的研究很多是为日本的军国主义目标服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为了帮助对象国找到更适合自身环境、条件、历史背景的发展路径。以这样的思想、理念为指引的区域国别研究，对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繁荣可以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第三，以大历史观指导区域国别研究，使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更强的历史洞察力。***外交思想基于深厚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简单记录，更蕴含了各個时期的兴衰得失与经验教训，从而具有重要的现代含义。***强调树立大历史观，不仅要求关心历史、重视历史、多读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认清历史方位、提高历史思维能力。这样一种大历史观，对于增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厚重感，更好地通过一个国家、区域的历史发展过程把握其未来走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材料与无限的知识宝藏，它不仅能给人以常看常新的启迪，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均势理论是基于二战前欧洲体系的历史;霸权稳定论是基于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的教训以及此后西方主导国际体系的经验;修昔底德陷阱提炼自大国竞争的历史案例。历史启迪理论、历史检验和校正理论的例子，在国际关系以及区域国别研究中俯拾皆是。不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缺陷在于过于重视西方国家的大历史，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西方世界的大历史。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须从一开始就避免这一问题，努力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理解世界各国、世界主要区域的发展脉络和演化轨迹，把握其宏观、核心、长时段的走向，避免进行非历史的分析，避免割裂历史与现实，避免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失去历史的根基，而使其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四，从实践本体论出发，开展紧密结合现实的区域国别研究。***外交思想坚持实践本体论，它来源于中国外交、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实践;同时，它通过指导中国外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不断转化为动态、鲜活的实践内容。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很多理念，既具有重要的理念价值，也有很强的实践含义。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都是具有很强实践指向的理念。它在本质上不同于从学术象牙塔中产生的许多理念，而是从实践中提炼与升华，并包含丰富实践内涵的理念，是不能与实践切割开来孤立看待的思想理念。

实践本体论要求我们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避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从变量到变量，避免满足于构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而忽视了理论对现实的关照。对实践的重视，要求我们更多地从现实困惑出发，从实践中提出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要求我们在对象国本土把握当地的实践，把学术研究写在世界各国的大地上，通过对实践问题的回答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与现实的对话，使实践成为理论的源头活水，使理论研究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孙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