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下的上海市城市公园时空演化分析

张海

摘要：城市公园作为本地居民休闲、游览的重要游憩空间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文以上海市151个星级公园为研究对象，来对上海市星级公园发展变迁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发现：从时间上看，上海市星级公园的演化大致可以分为1949年以前、1949—1982年、1983年—1999年、2000年后四个阶段;空间变迁上呈现出由点到面，由市中心向浦东再到全域发展的特点。而以市民为代表的相关利益相关者阶层的壮大是星级公园时空变迁的根本原因;政府投资为代表的资本维度为星级公园的变迁提供了内在动力;话语权、规划权和使用权等“三权”的转变直接推动了星级公园的演化。尽管城市公园的研究文献数量、研究层次和深度都十分成熟，但是本文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以其为城市公园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空间生产;城市公园;时空演化

中图分类号：TP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9）21-02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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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公园是城市的绿心和居民重要的游憩空间，其分布格局和数量的变化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1]。2001年，为了更好地对上海市公园进行管理，上海市绿化管理局制定了《上海市星级公园评定办法（试行）》和《上海市星级公园评定标准》，2002年，第一批10个公园被评选为星级公园，截至2018年1月，上海市共有151个公园被评为星级公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星级公园是上海市整体公园绿地的代表。星级公园的时空演化的背后反映了上海市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其已然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 J.厄里（John Urry）指出：“从某些方面来看，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其实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2]。”空间的缺席似乎比时间更为明显 [3]，由此在 20 世纪末，学界开始了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空间转向”。在这场大的学术转向中，列菲伏尔当处翘楚，其提出“时间—空间—社会”的三元一体论，其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即物质空间的变化不过是在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一个产物，在其背后，其实蕴含着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等诸多因素的变迁，而这些因素归根结底无非是“资本、权力、阶层”等三个维度。福柯则强调空间中的权力实践，认为城市中的全部空间布局都具有受权力管理和统治的功能，权力所创造的机制都表现出密闭的空间性，通过空间使得监视和规训成为可能，从而达到生产和改造个体的目的[4]。在承接列菲伏尔的空间三元论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体性内在不平衡发展的剖析后，哈维深入地分析了不平衡发展的空间面向，其将不平衡不仅看作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所必然导致的地理景观、也看作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修复途径[5]，换言之，哈维试图从资本的积累出发分析都市结构的过程及其内涵，以及城市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的作用[6]。空间生产理论在20世纪 90 年代引入中国，在具备的中国大背景下，空间生产理论迅速在学术界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不同学科的学者运用该理论来对现实中“空间”方面的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国内有关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伴随着中国城市的消费转型而逐步兴起， 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城市消费空间进行分析[7]。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国内关于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消费借鑒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城市消费空间进行分析[8]。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国内关于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消费空间的特征与发展趋势[9，10]、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与机制[11，12]，以及消费文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演变[13，14]。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尤其注重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城市消费空间独特的建构过程，中国城市中的星巴克、酒吧以及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15-18]。虽然，空间生产理论在城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而言，这样的成果还是处于匮乏的阶段，并且在公园建设、演化等方面还缺少从空间生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然而现实却是，公园演化的背后本来就是空间生产的逻辑，因此，本文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切入点来对上海市星级公园的演化进行研究。

2 研究区域概况

上海市现辖浦东新区、黄浦、静安、徐汇、虹口、杨浦、长宁、普陀、宝山、闵行、嘉定、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崇明16市辖区。上海第一座公共园林是1868年由英法租界的工部局设计建造，虽其在使用权上饱受诟病，然也由此开创了上海公园的先河，截至2017年，上海市正式注册的公园数量便已达到了217座，发展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基于此，本文选取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的151家星级公园为研究案例，通过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取相关公园的建造时间、绿化面积、地址等数据，公园坐标等数据则通过谷歌地图来进行选取，再运用Arcgis10.2软件分析。其中，本文空间分析的底图源于2010年上海市行政区划图（1：20万）。

3 上海市星级公园开发时间演化研究

上海市公园的建立始于近代的英法租界内，虽然，星级公园中也有明清时期的园林，但就其意义和定义上来看，远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其功能的转变也是在近代或新中国成立后才发生。依据星级公园建立的时间以及结合相关时代的背景，本文将上海市星级公园的时间演化划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以前、1949—1982年、1983—1999年、2000年后。

3.1 总体时间演化特征

上海市星级公园的时间演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图2）。1949年以前，上海市星级公园的发展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并且，大多为古代私家园林和英法租界的工部局建立的公园，整体而言，星级公园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处于起步阶段;1949年—1983年，这一阶段是上海星级公园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多达48家星级公园得到建立，并且，1949年以前的公园和私家园林也得到了很少的修缮和开放，但这样的发展其实主要集中在前期，“文化大革命”后，上海星级公园的发展较为缓慢，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但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上海星级公园的发展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1984—1999年，上海市迎来了发展的巨大契机，经济的迅速发展、外人人口的增多等多重因素的促进下，上海市星级公园的发展正式引来了繁荣时期，在短短的15年时间，上海市星级公园的数量增加了48家，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星级公园的数量、面积、开放水平等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市星级公园的增长数量上继续保持着稳步增长，2000年后，上海市新增星级公园数量为48家，数量上变化不大的同时确是质量的迅速提升，2017年，在册的217座公园中，133座实施延长开放，其中76座全年开放，64座全天开放。

3.2 各区星级公园时间演化特征

上海市各区星级公园的发展趋势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表1）。根据官方定义，上海中心城区主要包括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虹口区、普陀区、静安区和浦东新区的外环内城区，但浦西七区为传统意义上的上海中心城区。

从表中可以看出，1949年以前的星级公园主要集中在浦西西区等中心城区地带;1949—1983年，星级公园的发展虽然任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但其他城区也开始得到发展，例如金山区、闵行区等城区星级公园建设的数量得到了迅速提升;1984—1999年，周边城区的发展已然成为上海星级公园发展的主趋势，浦东新区在这一时期建设了14座星级公园，宝山区也新增了7座星级公园;2000年后，星级公园的发展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趋势，中心城区稳步增长的同时，周边城区星级公园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4 上海市星级公园开发空间演化研究

上海星级公园的空间演化经历了由中心城区向边缘扩散最后全域发展的态势，在此过程中，交通、设施、服务等要素的不断完善，新的增长点的不断产生，导致星级公园分布范围的不断向外扩散，最终形成了上海市星级公园全域分布的态势（图3）。

4.1 零星发展期

这一发展期大概在1949年以前，这时期建立的星级公园大多为士大夫、文人雅士留下的文化遗产或者外国人在近代建立的公园，1868年英法租界内的工部局在外滩建立的第一所正式意义上的现代公园便由此拉开了上海市公园发展的序幕。从分布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星级公园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整体分布范围较小，并且公园面积也相对较小，总体而言，星级公园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处于缓慢的起步阶段（图4）。

4.2 井喷式发展期

新中国的成立之处百废待兴，公园的建设也由此正式提上日程，1952年，上海市工务局在以前跑马厅的地址上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第一座公园—人民公园，在开园第一天，由于上海市民对公园的热情可谓蓄积已久，一时间客流量远远超出了公园的容纳能力，为避免游人拥挤而引发的危险，公园不得不暂改为团体参观。在上海市经济得到恢复后，公园的建设开始了一个迅速的上升期，这一时期，上海市仅建立的星级公园的数量便达到了39家，从空间分布上看，逐步开始呈现出全方位、全区域的特点，虽然中心城区仍然是主要分布的地区，然而，周边城区星级公园的建设也逐渐开展起来（图5）。

4.3 全方位发展期

星级公园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1984年对于上海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年，作为14座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上海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这样的发展对于星级公园的建设来说无疑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1984—1999年，上海市共兴建了48座星级公园，并且，随着周边城区的发展，星级公园的布局也开始呈现出全方位、全方位的特点。而且，随着1990年的浦东开发，星级公园在上海分布的中心一定程度上开始呈现出“东移”的趋势，除此之外，周边城区星级公园的分布范围也逐渐广泛化（图6）。

4.4 稳步提升期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星级公园建设的速度达到了一个顶峰，平均每年有接近3个星级公园得到建立，从图7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星级公园建立的重点区域还是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周边城区仍然处于一种发展的状态，虽然相对于中心城区而言，这样的建设速度是较为缓慢的。并且，闵行、宝山等周边城区逐渐成为星级公园建设的新的增长点，而相对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城区则发展还相对较慢，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上海市经济发展中心、人口聚集中心开始向周边扩散的趋势。

5 驱动因素和机制分析

5.1 资本

大卫·哈维认为，城市化的研究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19]。资本是城市公园时空演化的最基本的要素，上海星级公园的分布之所以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投资的差异所导致。1949年后，上海星级公园的建设迎来了第一個发展的上升期，但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一趋势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其中的资本方面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复苏从而带来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增加，1949—1983年，上海市GDP总量从32.64亿增长到了303.14亿元，园林绿化投资额虽然每年只大多维持在0.3—0.4亿元之间，但这样的投资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来看却是十分可观的;1983—1999年，上海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迅速进入快车道，到1999年，上海市GDP达到了4 034.96亿元，园林绿化投资额达到了28.62亿元，正因为经济的发展以及园林绿化投资额的迅速增长，上海市星级公园的建设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2000年后，上海的GDP由2000年的4 551.15亿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30133.86亿元，园林绿化投资额则继续保持着稳定的增长，2016年上海市园林绿化投资额为29.5亿元。另一方面，各区星级公园的数量的决定因素也很大程度上为资本维度，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星级公园数量最多，为25家，奉贤区最少，仅有1家，2017年，浦东新区的GDP为9651.39亿元，而奉贤区为779，33亿元。

5.2 阶层

阶层是推动上海星级公园时空变迁的直接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公园的属性由最初的私人或少数人使用性质变为公共性质，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决定星级公园时空演化的阶层维度更多地为政府阶层和居民阶层。1949年以前，上海市星级公园的建造者和使用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租界内的外国工部局等机构成了这一时期公园建造的主体，而使用阶层上也主要以外国人为主（表2）。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生证券阶级的转变，人民群众逐渐开始成了星级公园的使用主体（表3）;而在上海正式开放以后，星级公园的阶层上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一些大型的公司开始参与到星级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并且，地方区政府也开始成为星级公园建设的重要部分（表3）。

5.3 权力

权力是公园空间生产的权力架构和权能获取程度。上海星级公园的权力维可以从“话语权、规划权、使用权”等三权来进行分析。1949年以前，三权的使用主要掌握在租界内的外国人手中，当时的公园更多的是外国人使用的物品，具有很强的排他性;1949—1983年之间，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居民权力的回归，星级公园三权的使用开始回归到政府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1984年后，星级公园的权力主体进一步扩大，大型公司等团体也开始逐步成为一些星级公园的建造主体，多元主体的出现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市星级公园的全面、迅速发展。

6 结论

本文以上海市151个星级公园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来对星级公园空间生产的过程背后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理论推导，结果发现：

1949年以前，上海市星级公园的时间发展上表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空间上则呈现出小范围分布，主要以中心城区为分布中心的特征。资本投入的欠缺、使用阶层的小范围以及权力主体的限制等因素是导致这种分布特征的原因。

1949—1983年，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经济的复苏以及人民的当家做主，作为城市居民游憩的重要空间—星级公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资本投入的迅速增加以及阶层、权力主体的回归，人民以及人民政府成了城市建设的主导者。

1984—1999年，上海市星级公园的发展迎来了全方位发展期，星级公园的建设速度和建设质量都特到了巨大的提升，资本维持续上升的同时，阶层维以及权力维却出现了新时代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型公司也开始逐步成为星级公园的建设相关者之一。

2000年后，上海市星级公园的发展走向了稳步发展期，虽建设速度上不如上一时期迅速，但星级公园的质量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公园的开发时间以及开放的数量获得了很大的改進，而推动这种趋势的背后却无疑又是资本维、权力维以及阶层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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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联编辑：朱宝贵】